在华盛顿大学2012年的近5800名大一新生中，中国留学生占到了11%。
十一年前，我揣着1900美元，带着两个行李箱，转了几次飞机，来到美国雪城，在雪城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原以为纽约州有“大苹果”纽约城，既然 雪城也在纽约州，应该不会和上海有多大差别。来了却发现，需要适应的地方极多。例如，我在美国的信用记录为零，申请信用卡屡次被拒。交通更是大问题。雪城 的公交车不是几分钟一班，而是要拿着一张时刻表，在雪地里等着。考驾照，我第三次才通过。我从一个退休飞行员手里买下了第一辆车，这几乎用去了当时积蓄的 一半（800美元），几个星期后，车的变速器坏掉，维修的报价为1500元，比原价还贵，我只好放弃。再后来，家人来雪城与我团聚，而此地著名的“湖泊效 应”暴风暴差不多也开始了。从10月底到次年春末，整个城市常为几英尺的积雪覆盖，我们挤在一个阁楼改造的小房子里，无处可走，郁闷看得见。
除了生活上的各种挑战之外，学习上也有些没想到的问题。听课的时候，过了颇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老师的说话方式。说起来有些丢人，我在国内的专业还是 英语。事实上，刚来的时候犯的极低级错误都有。我去最为容易点餐的地方——麦当劳。点完服务员问我一句话，似乎是问我要不要“赶上”我的薯条(Do you want to catch up with your fries)？作为万物之灵长之一，我为什么要赶上愚蠢的薯条呢？我正在纳闷这算哪门子美式幽默，服务员却摇了摇头，递给我几包小小的番茄酱。一看包装， 我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ketchup（番茄酱）——在我的中式英语思维里，我还以为番茄酱叫tomato sauce。这类经历我的一个伊朗老师也有过。刚到美国，他进了餐馆，连怎么点菜都不知道。去餐馆时，他闭上眼睛，让叉子倒在哪里，他就点哪个菜。受早年 经历影响，这位教授极力主张学校“国际化”，改造其课程和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留学生，也让本土学生得益。学校对此倡议不冷不热。教授出师未捷身先死，国际 化使命中道崩殂。
和其他国家学生一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学习各方面调整并不容易，但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了更为密集的关注。最近一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 的上升，各国向中国留学生打开了闸门。在美国，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但由于中国学生对于美国接受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面临的挑战 也随之高涨。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亲眼见证了一些中国留学生遇到的挫败。
和我们这些老留学生不同，新一代留学生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起码也是收入尚可的中产家庭。老留学生自费留学，读研究生的居多，靠奖学金生活的比例不 小。新的留学生，有不少从本科甚至私立高中开始读，学校很少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些学生的学费也成了各校可观的收入来源之一。这些学生也不再全被看作可能成 为美国财务负担的可疑分子，在签证中被一再刁难。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优质客户，也在一定程度上帮着拉动本地经济——一些中国学生来美国后，有实力立即购买 新车。
然而，解决了生存的基本所需之后，今天的学生面临不同的调整和适应问题。让这些新一代留学生沮丧的是，他们被视为“异类”，和所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 境格格不入。老一代留学生人数少、较为孤立，所以努力融入的动力更加强大。而今天的留学生可以随时找到一个庞大的老乡团作为后援，所以反而较难跨出心理的 “舒适地带”，去更主动地融入校园文化，熟悉美国课堂。《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不是异类”的文章（作者劳伦·戴维森，2013年11月1日）引述了 《南华早报》的报道称，进入常青藤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有四分之一退学 ，不过对于这个惊人的数据，也有人指出研究者是从校方处拿到的退学数据，但这些退学者也有可能并未放弃学业，而是转到其他学校，因此可能有夸大之处。无论 如何，中国留学生在学业上出现种种障碍已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成因很多，但多半可归结为学校和学生双方的互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问题，学校有责任，比如一味对中国“扩招”，而不去让校园的资源和课程更为国际化。多年来，许多中国学生告诉我，很多学校的“使命宣言” 中虽有“多元化”的使命，却大部分口惠而实不至。到了美国后，很多留学生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放羊”式教育。适应被视作这些留学生的私事。大部分教授忘了班 上还有国外学生，虽然美国众多高等院校的留学生比例普遍出现增长。一些作业和要求带着某些针对本土学生的假设，留学生听了一头雾水。比如，有的教授以为学 生都知道学科所用的美国心理学会(APA)或现代语言学会(MLA)的学术文献规范。很多留学生因引用不当，被视为作弊。美国学生司空见惯的一些课堂教学 和测试方法，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可能知之甚少。有美国教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学生倾向于“集体式思考”，因而能适应学校的团队作业。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过去作 业多为单打独斗，很少有协作式的作业。
不过，也有不少大学鉴于留学生数目逐年提升的现实情况，开始做针对性的工作。中国留学生超过3000人的普渡大学，甚至有专人研究、开发针对中国留 学生的教学方案。一些小学校，如我所在的艾比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开始针对老师开展培训，让老师了解留学生们的独特挑战。学校举办多次针对性的讲座，告诉老师如何考虑留学生的处 境，比如在小组作业中，刻意安排本国学生和留学生参加一个小组，以便大家有更多机会相互接触和帮助，而不是放任他们各自扎堆。小组作业中国学生极不熟悉， 但老师的这种安排，很多留学生非常喜欢，因为可借此机会，接触他国学生，了解彼此的文化。学校留学生办还在筹办“演说团”，安排留学生去本地社区（如中小 学）去讲述各自的文化，让留学生不只是被动接受美国文化。留学生办公室顾问露西·道森(Lucy Dawson)表示，有时候外国留学生不喜欢主动出击去进入美国文化，而一些有“结构”、有“规划”的活动，学生则非常喜欢。可见有时候大家不是不愿意融 入，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渠道。
但是即便我们这样规模的学校，也有来自47个国家的留学生。完全指望老师来适应学生，或是都指望留学生办的“组织安排”来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大现 实。从留学生离校前的访谈上看，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过去学习习惯也千差万别，教授无从面面俱到地了解。中国学生可能适应标准化考试，而我们学校一个来自埃 及的学生，遇到标准化测试，见一个题目下面有ABCD四个选项，且看上去都差不多，就觉得无从下手。
更为关键的适应办法，是学生应该自己做足功课，去适应新环境。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四年下来，英语能说得没有口音，学业上有所 成，且结交了很多本地或其他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通常都刻意接触、深入本地的学术和生活环境。而且他们情商颇高，不因一点点困难就轻言放弃。这种优秀的留 学生每一届都有，所以不可笼统地放大留学生面临的“融入”问题。
但也有不少留学生遇到挫折，不是迎难而上，而是开始退缩。当他们和美国学生之间出现沟通障碍的时候，不是去继续尝试，而是撤退到同乡的小圈子里。有 的留学生十分“土豪”，明明学费食宿费已经包括了在学校宿舍的住宿费，却搬到校外和中国同学合租。前不久，网易曾经给俄亥俄某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做过一期专 题“失落的留学梦”，上面有年轻的留学生在一起打麻将或是抽烟喝酒的图片，引起了担心形象被丑化的当事人强烈不满。
留学生扎堆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个现象在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有存在。毕竟文化上同根同源，接触起来更为容易。中国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更 为严重一些。扎堆使得学生忽略学校合理提供的资源，而自己找“同乡”想办法。这种做法貌似有效，却属欲速则不达之举。作为课程设计人员，我和老师接触很 多。常有老师纳闷，为什么中国学生不去看课程大纲上写明的要求，也不利用答疑时间(office hours)来咨询，而去问中国同乡。同乡给出的信息往往并不准确，大家是在以讹传讹。美国老师通常都愿意给学生花时间。来我们学校的一位法国女孩朱利亚 称，在法国，她接触到的老师往往上完课就走人，很少额外在学生身上花时间，而在我们这个学校，美国老师愿意和学生交往，甚至邀请学生到自己家里。老师通常 不是刻意疏远中国学生，将其视作异类，而是中国学生不去利用这些现成资源。这是很可惜的事。
另外，中国留学生可能是习惯了“标准化”测试，时常寻求“标准答案”。做作业的时候，可能会去抄学习比较好的师兄师姐的听课笔记，以为这是老师要寻 找的答案，结果作业雷同，被判为作弊。在美国，老师通常鼓励原创的解决方案和独立思考。留学生在一起抱团，做作业相互帮助，有时候会证实老师对他们缺乏诚 信、在一起作弊的怀疑。有学生作弊，被抓住后，说在中国大家都这样，这就摆明着给自己的国家抹黑了。前不久，我应邀去给一群老师做培训的时候告诉他们，中 国学者如有学术抄袭问题，被曝光，这些人一样会声誉扫地。随着老师对不同学生接触的增多，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作弊并非“中国特色”，毕竟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 在这里很快适应了美国的学习方法，不需要通过歪门邪道也能获得好成绩。
另外，留学生的扎堆，也使得留学生社区和当地社区绝缘。网络使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现在大家在美国一样可以用微信这类社交工具。这些工具自然是好东 西，让国内国外沟通无障碍，但是耗时过多，则容易让人“玩物丧志”。到了一个自由的环境里，照理说大家应该可以去找质量最好的信息来源，但是实际情况，是 大家用这种自由，去消费更为垃圾的信息。就好比一个孩子离家之后，脱离了父母管束，却开始放开了吃垃圾食物一样。很多青年人出国前，设法“翻墙”看“墙 外”的消息。但是出国之后，却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国外中文八卦网站上。大家有空就看《文学城》，而不是去看《大西洋月刊》、《时代周刊》、《赫芬顿邮 报》。这固然跟大家背井离乡后渴望获得与故土有关的讯息有关，但跟很多人固步自封不无关联。这些习惯等留学生毕业后工作了也改不了。过去我送孩子去一家大 学的教学楼上中文学校时候发现，《纽约时报》在教学楼里可免费取阅，但是很少有中国家长去拿。我却听到有家长在讨论通过卫星电视之类方法收看过的湖南卫视 节目。
随着留学生的增多，很多人也觉得没有必要接触当地社区。美国很多学校处在大学城，地处偏僻。但每一个社区，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深入进去，当 地节庆、俱乐部、体育运动、音乐表演、各国餐饮，也多姿多彩。如果一味在异国他乡寻找自己的“中国梦”，未免陷入失望。篮球明星易建联去密尔沃基雄鹿队效 力，后来萌生去意。密尔沃基市从市长、议员，到雄鹿队领导层，无不挽留。易建联却嫌密尔沃基中国社区小，不愿多待。当时曾有一位体育评论员嘲讽，在美国打 球，却嫌一个地方中国社区小，如此依恋，何不回中国？那里中国人最多。当然，易建联的这番说法也可能只是拖辞，并非本意。
说到融入当地文化，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融入主流”这几个字。在华人圈中，“融入主流”其实就是“成功”的代名词。其实美国这些年社会分裂也颇严重， 蓝州红州差别不小，并不存在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主流”。美国甚至也不是什么“大熔炉”，要把个性不同的人都化到一起，搅得面目一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这里是“色拉碗”，在这里可各取所需。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选择，决定了留学生活的质量。同一批学生进来，由于选择不同，四年后结果也可能判若天壤。消极 地看，一些学生是被父母逼来留学的，不去接触当地社会和社区也是一个选择，但横竖要在这里待几年，这么做多少有些可惜。
十几年前，当我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我也曾想像猪八戒一样，回高老庄了事。不过我认识到人总要不断打破自己的舒适区，才能进步，所以最终坚持了下 来。我自己带着家人和孩子，力争参与当地社区的各项活动，并从中找到了各种乐趣。当然，直到如今，我永远没法过没有豆腐和老干妈豆瓣酱的日子，不过在此同 时，我们也喜欢上了“真牛”汉堡(Wholly Cow)和施洛茨基比萨(Schlotzsky’s Pizza)。我依旧用中文写稿，但是我爱上了美国方便的数据库。更重要的是，我们结识了很多友善的美国人，他们的热心和友爱，让人常常忘记我们存在筷子 和叉子的分歧。
南桥，曾做过多年文学翻译，现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关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转换和借鉴，著有教育文集《知识不是力量》、《及 格主义》等。感谢艾比林基督教大学国际留学生办公室斯蒂芬·舒梅科(Stephen Shewmaker)、露西·道森(Lucy Dawson)和莉安·莫尔(Leanne Moore)对此文写作提供的支持。
十一年前，我揣着1900美元，带着两个行李箱，转了几次飞机，来到美国雪城，在雪城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原以为纽约州有“大苹果”纽约城，既然 雪城也在纽约州，应该不会和上海有多大差别。来了却发现，需要适应的地方极多。例如，我在美国的信用记录为零，申请信用卡屡次被拒。交通更是大问题。雪城 的公交车不是几分钟一班，而是要拿着一张时刻表，在雪地里等着。考驾照，我第三次才通过。我从一个退休飞行员手里买下了第一辆车，这几乎用去了当时积蓄的 一半（800美元），几个星期后，车的变速器坏掉，维修的报价为1500元，比原价还贵，我只好放弃。再后来，家人来雪城与我团聚，而此地著名的“湖泊效 应”暴风暴差不多也开始了。从10月底到次年春末，整个城市常为几英尺的积雪覆盖，我们挤在一个阁楼改造的小房子里，无处可走，郁闷看得见。
除了生活上的各种挑战之外，学习上也有些没想到的问题。听课的时候，过了颇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老师的说话方式。说起来有些丢人，我在国内的专业还是 英语。事实上，刚来的时候犯的极低级错误都有。我去最为容易点餐的地方——麦当劳。点完服务员问我一句话，似乎是问我要不要“赶上”我的薯条(Do you want to catch up with your fries)？作为万物之灵长之一，我为什么要赶上愚蠢的薯条呢？我正在纳闷这算哪门子美式幽默，服务员却摇了摇头，递给我几包小小的番茄酱。一看包装， 我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ketchup（番茄酱）——在我的中式英语思维里，我还以为番茄酱叫tomato sauce。这类经历我的一个伊朗老师也有过。刚到美国，他进了餐馆，连怎么点菜都不知道。去餐馆时，他闭上眼睛，让叉子倒在哪里，他就点哪个菜。受早年 经历影响，这位教授极力主张学校“国际化”，改造其课程和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留学生，也让本土学生得益。学校对此倡议不冷不热。教授出师未捷身先死，国际 化使命中道崩殂。
和其他国家学生一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学习各方面调整并不容易，但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了更为密集的关注。最近一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 的上升，各国向中国留学生打开了闸门。在美国，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但由于中国学生对于美国接受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面临的挑战 也随之高涨。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亲眼见证了一些中国留学生遇到的挫败。
和我们这些老留学生不同，新一代留学生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起码也是收入尚可的中产家庭。老留学生自费留学，读研究生的居多，靠奖学金生活的比例不 小。新的留学生，有不少从本科甚至私立高中开始读，学校很少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些学生的学费也成了各校可观的收入来源之一。这些学生也不再全被看作可能成 为美国财务负担的可疑分子，在签证中被一再刁难。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优质客户，也在一定程度上帮着拉动本地经济——一些中国学生来美国后，有实力立即购买 新车。
然而，解决了生存的基本所需之后，今天的学生面临不同的调整和适应问题。让这些新一代留学生沮丧的是，他们被视为“异类”，和所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 境格格不入。老一代留学生人数少、较为孤立，所以努力融入的动力更加强大。而今天的留学生可以随时找到一个庞大的老乡团作为后援，所以反而较难跨出心理的 “舒适地带”，去更主动地融入校园文化，熟悉美国课堂。《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不是异类”的文章（作者劳伦·戴维森，2013年11月1日）引述了 《南华早报》的报道称，进入常青藤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有四分之一退学 ，不过对于这个惊人的数据，也有人指出研究者是从校方处拿到的退学数据，但这些退学者也有可能并未放弃学业，而是转到其他学校，因此可能有夸大之处。无论 如何，中国留学生在学业上出现种种障碍已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成因很多，但多半可归结为学校和学生双方的互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问题，学校有责任，比如一味对中国“扩招”，而不去让校园的资源和课程更为国际化。多年来，许多中国学生告诉我，很多学校的“使命宣言” 中虽有“多元化”的使命，却大部分口惠而实不至。到了美国后，很多留学生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放羊”式教育。适应被视作这些留学生的私事。大部分教授忘了班 上还有国外学生，虽然美国众多高等院校的留学生比例普遍出现增长。一些作业和要求带着某些针对本土学生的假设，留学生听了一头雾水。比如，有的教授以为学 生都知道学科所用的美国心理学会(APA)或现代语言学会(MLA)的学术文献规范。很多留学生因引用不当，被视为作弊。美国学生司空见惯的一些课堂教学 和测试方法，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可能知之甚少。有美国教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学生倾向于“集体式思考”，因而能适应学校的团队作业。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过去作 业多为单打独斗，很少有协作式的作业。
不过，也有不少大学鉴于留学生数目逐年提升的现实情况，开始做针对性的工作。中国留学生超过3000人的普渡大学，甚至有专人研究、开发针对中国留 学生的教学方案。一些小学校，如我所在的艾比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开始针对老师开展培训，让老师了解留学生们的独特挑战。学校举办多次针对性的讲座，告诉老师如何考虑留学生的处 境，比如在小组作业中，刻意安排本国学生和留学生参加一个小组，以便大家有更多机会相互接触和帮助，而不是放任他们各自扎堆。小组作业中国学生极不熟悉， 但老师的这种安排，很多留学生非常喜欢，因为可借此机会，接触他国学生，了解彼此的文化。学校留学生办还在筹办“演说团”，安排留学生去本地社区（如中小 学）去讲述各自的文化，让留学生不只是被动接受美国文化。留学生办公室顾问露西·道森(Lucy Dawson)表示，有时候外国留学生不喜欢主动出击去进入美国文化，而一些有“结构”、有“规划”的活动，学生则非常喜欢。可见有时候大家不是不愿意融 入，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渠道。
但是即便我们这样规模的学校，也有来自47个国家的留学生。完全指望老师来适应学生，或是都指望留学生办的“组织安排”来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大现 实。从留学生离校前的访谈上看，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过去学习习惯也千差万别，教授无从面面俱到地了解。中国学生可能适应标准化考试，而我们学校一个来自埃 及的学生，遇到标准化测试，见一个题目下面有ABCD四个选项，且看上去都差不多，就觉得无从下手。
更为关键的适应办法，是学生应该自己做足功课，去适应新环境。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四年下来，英语能说得没有口音，学业上有所 成，且结交了很多本地或其他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通常都刻意接触、深入本地的学术和生活环境。而且他们情商颇高，不因一点点困难就轻言放弃。这种优秀的留 学生每一届都有，所以不可笼统地放大留学生面临的“融入”问题。
但也有不少留学生遇到挫折，不是迎难而上，而是开始退缩。当他们和美国学生之间出现沟通障碍的时候，不是去继续尝试，而是撤退到同乡的小圈子里。有 的留学生十分“土豪”，明明学费食宿费已经包括了在学校宿舍的住宿费，却搬到校外和中国同学合租。前不久，网易曾经给俄亥俄某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做过一期专 题“失落的留学梦”，上面有年轻的留学生在一起打麻将或是抽烟喝酒的图片，引起了担心形象被丑化的当事人强烈不满。
留学生扎堆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个现象在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有存在。毕竟文化上同根同源，接触起来更为容易。中国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更 为严重一些。扎堆使得学生忽略学校合理提供的资源，而自己找“同乡”想办法。这种做法貌似有效，却属欲速则不达之举。作为课程设计人员，我和老师接触很 多。常有老师纳闷，为什么中国学生不去看课程大纲上写明的要求，也不利用答疑时间(office hours)来咨询，而去问中国同乡。同乡给出的信息往往并不准确，大家是在以讹传讹。美国老师通常都愿意给学生花时间。来我们学校的一位法国女孩朱利亚 称，在法国，她接触到的老师往往上完课就走人，很少额外在学生身上花时间，而在我们这个学校，美国老师愿意和学生交往，甚至邀请学生到自己家里。老师通常 不是刻意疏远中国学生，将其视作异类，而是中国学生不去利用这些现成资源。这是很可惜的事。
另外，中国留学生可能是习惯了“标准化”测试，时常寻求“标准答案”。做作业的时候，可能会去抄学习比较好的师兄师姐的听课笔记，以为这是老师要寻 找的答案，结果作业雷同，被判为作弊。在美国，老师通常鼓励原创的解决方案和独立思考。留学生在一起抱团，做作业相互帮助，有时候会证实老师对他们缺乏诚 信、在一起作弊的怀疑。有学生作弊，被抓住后，说在中国大家都这样，这就摆明着给自己的国家抹黑了。前不久，我应邀去给一群老师做培训的时候告诉他们，中 国学者如有学术抄袭问题，被曝光，这些人一样会声誉扫地。随着老师对不同学生接触的增多，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作弊并非“中国特色”，毕竟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 在这里很快适应了美国的学习方法，不需要通过歪门邪道也能获得好成绩。
另外，留学生的扎堆，也使得留学生社区和当地社区绝缘。网络使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现在大家在美国一样可以用微信这类社交工具。这些工具自然是好东 西，让国内国外沟通无障碍，但是耗时过多，则容易让人“玩物丧志”。到了一个自由的环境里，照理说大家应该可以去找质量最好的信息来源，但是实际情况，是 大家用这种自由，去消费更为垃圾的信息。就好比一个孩子离家之后，脱离了父母管束，却开始放开了吃垃圾食物一样。很多青年人出国前，设法“翻墙”看“墙 外”的消息。但是出国之后，却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国外中文八卦网站上。大家有空就看《文学城》，而不是去看《大西洋月刊》、《时代周刊》、《赫芬顿邮 报》。这固然跟大家背井离乡后渴望获得与故土有关的讯息有关，但跟很多人固步自封不无关联。这些习惯等留学生毕业后工作了也改不了。过去我送孩子去一家大 学的教学楼上中文学校时候发现，《纽约时报》在教学楼里可免费取阅，但是很少有中国家长去拿。我却听到有家长在讨论通过卫星电视之类方法收看过的湖南卫视 节目。
随着留学生的增多，很多人也觉得没有必要接触当地社区。美国很多学校处在大学城，地处偏僻。但每一个社区，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深入进去，当 地节庆、俱乐部、体育运动、音乐表演、各国餐饮，也多姿多彩。如果一味在异国他乡寻找自己的“中国梦”，未免陷入失望。篮球明星易建联去密尔沃基雄鹿队效 力，后来萌生去意。密尔沃基市从市长、议员，到雄鹿队领导层，无不挽留。易建联却嫌密尔沃基中国社区小，不愿多待。当时曾有一位体育评论员嘲讽，在美国打 球，却嫌一个地方中国社区小，如此依恋，何不回中国？那里中国人最多。当然，易建联的这番说法也可能只是拖辞，并非本意。
说到融入当地文化，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融入主流”这几个字。在华人圈中，“融入主流”其实就是“成功”的代名词。其实美国这些年社会分裂也颇严重， 蓝州红州差别不小，并不存在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主流”。美国甚至也不是什么“大熔炉”，要把个性不同的人都化到一起，搅得面目一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这里是“色拉碗”，在这里可各取所需。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选择，决定了留学生活的质量。同一批学生进来，由于选择不同，四年后结果也可能判若天壤。消极 地看，一些学生是被父母逼来留学的，不去接触当地社会和社区也是一个选择，但横竖要在这里待几年，这么做多少有些可惜。
十几年前，当我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我也曾想像猪八戒一样，回高老庄了事。不过我认识到人总要不断打破自己的舒适区，才能进步，所以最终坚持了下 来。我自己带着家人和孩子，力争参与当地社区的各项活动，并从中找到了各种乐趣。当然，直到如今，我永远没法过没有豆腐和老干妈豆瓣酱的日子，不过在此同 时，我们也喜欢上了“真牛”汉堡(Wholly Cow)和施洛茨基比萨(Schlotzsky’s Pizza)。我依旧用中文写稿，但是我爱上了美国方便的数据库。更重要的是，我们结识了很多友善的美国人，他们的热心和友爱，让人常常忘记我们存在筷子 和叉子的分歧。
南桥，曾做过多年文学翻译，现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关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转换和借鉴，著有教育文集《知识不是力量》、《及 格主义》等。感谢艾比林基督教大学国际留学生办公室斯蒂芬·舒梅科(Stephen Shewmaker)、露西·道森(Lucy Dawson)和莉安·莫尔(Leanne Moore)对此文写作提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