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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0 May 2015

美国这座熔炉

在华盛顿大学2012年的近5800名大一新生中,中国留学生占到了11%。
十一年前,我揣着1900美元,带着两个行李箱,转了几次飞机,来到美国雪城,在雪城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原以为纽约州有“大苹果”纽约城,既然 雪城也在纽约州,应该不会和上海有多大差别。来了却发现,需要适应的地方极多。例如,我在美国的信用记录为零,申请信用卡屡次被拒。交通更是大问题。雪城 的公交车不是几分钟一班,而是要拿着一张时刻表,在雪地里等着。考驾照,我第三次才通过。我从一个退休飞行员手里买下了第一辆车,这几乎用去了当时积蓄的 一半(800美元),几个星期后,车的变速器坏掉,维修的报价为1500元,比原价还贵,我只好放弃。再后来,家人来雪城与我团聚,而此地著名的“湖泊效 应”暴风暴差不多也开始了。从10月底到次年春末,整个城市常为几英尺的积雪覆盖,我们挤在一个阁楼改造的小房子里,无处可走,郁闷看得见。
除了生活上的各种挑战之外,学习上也有些没想到的问题。听课的时候,过了颇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老师的说话方式。说起来有些丢人,我在国内的专业还是 英语。事实上,刚来的时候犯的极低级错误都有。我去最为容易点餐的地方——麦当劳。点完服务员问我一句话,似乎是问我要不要“赶上”我的薯条(Do you want to catch up with your fries)?作为万物之灵长之一,我为什么要赶上愚蠢的薯条呢?我正在纳闷这算哪门子美式幽默,服务员却摇了摇头,递给我几包小小的番茄酱。一看包装, 我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ketchup(番茄酱)——在我的中式英语思维里,我还以为番茄酱叫tomato sauce。这类经历我的一个伊朗老师也有过。刚到美国,他进了餐馆,连怎么点菜都不知道。去餐馆时,他闭上眼睛,让叉子倒在哪里,他就点哪个菜。受早年 经历影响,这位教授极力主张学校“国际化”,改造其课程和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留学生,也让本土学生得益。学校对此倡议不冷不热。教授出师未捷身先死,国际 化使命中道崩殂。
和其他国家学生一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学习各方面调整并不容易,但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了更为密集的关注。最近一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 的上升,各国向中国留学生打开了闸门。在美国,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但由于中国学生对于美国接受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面临的挑战 也随之高涨。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亲眼见证了一些中国留学生遇到的挫败。
和我们这些老留学生不同,新一代留学生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起码也是收入尚可的中产家庭。老留学生自费留学,读研究生的居多,靠奖学金生活的比例不 小。新的留学生,有不少从本科甚至私立高中开始读,学校很少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些学生的学费也成了各校可观的收入来源之一。这些学生也不再全被看作可能成 为美国财务负担的可疑分子,在签证中被一再刁难。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优质客户,也在一定程度上帮着拉动本地经济——一些中国学生来美国后,有实力立即购买 新车。
然而,解决了生存的基本所需之后,今天的学生面临不同的调整和适应问题。让这些新一代留学生沮丧的是,他们被视为“异类”,和所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 境格格不入。老一代留学生人数少、较为孤立,所以努力融入的动力更加强大。而今天的留学生可以随时找到一个庞大的老乡团作为后援,所以反而较难跨出心理的 “舒适地带”,去更主动地融入校园文化,熟悉美国课堂。《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不是异类”的文章(作者劳伦·戴维森,2013年11月1日)引述了 《南华早报》的报道称,进入常青藤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有四分之一退学 ,不过对于这个惊人的数据,也有人指出研究者是从校方处拿到的退学数据,但这些退学者也有可能并未放弃学业,而是转到其他学校,因此可能有夸大之处。无论 如何,中国留学生在学业上出现种种障碍已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成因很多,但多半可归结为学校和学生双方的互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问题,学校有责任,比如一味对中国“扩招”,而不去让校园的资源和课程更为国际化。多年来,许多中国学生告诉我,很多学校的“使命宣言” 中虽有“多元化”的使命,却大部分口惠而实不至。到了美国后,很多留学生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放羊”式教育。适应被视作这些留学生的私事。大部分教授忘了班 上还有国外学生,虽然美国众多高等院校的留学生比例普遍出现增长。一些作业和要求带着某些针对本土学生的假设,留学生听了一头雾水。比如,有的教授以为学 生都知道学科所用的美国心理学会(APA)或现代语言学会(MLA)的学术文献规范。很多留学生因引用不当,被视为作弊。美国学生司空见惯的一些课堂教学 和测试方法,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可能知之甚少。有美国教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学生倾向于“集体式思考”,因而能适应学校的团队作业。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过去作 业多为单打独斗,很少有协作式的作业。
不过,也有不少大学鉴于留学生数目逐年提升的现实情况,开始做针对性的工作。中国留学生超过3000人的普渡大学,甚至有专人研究、开发针对中国留 学生的教学方案。一些小学校,如我所在的艾比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开始针对老师开展培训,让老师了解留学生们的独特挑战。学校举办多次针对性的讲座,告诉老师如何考虑留学生的处 境,比如在小组作业中,刻意安排本国学生和留学生参加一个小组,以便大家有更多机会相互接触和帮助,而不是放任他们各自扎堆。小组作业中国学生极不熟悉, 但老师的这种安排,很多留学生非常喜欢,因为可借此机会,接触他国学生,了解彼此的文化。学校留学生办还在筹办“演说团”,安排留学生去本地社区(如中小 学)去讲述各自的文化,让留学生不只是被动接受美国文化。留学生办公室顾问露西·道森(Lucy Dawson)表示,有时候外国留学生不喜欢主动出击去进入美国文化,而一些有“结构”、有“规划”的活动,学生则非常喜欢。可见有时候大家不是不愿意融 入,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渠道。
但是即便我们这样规模的学校,也有来自47个国家的留学生。完全指望老师来适应学生,或是都指望留学生办的“组织安排”来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大现 实。从留学生离校前的访谈上看,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过去学习习惯也千差万别,教授无从面面俱到地了解。中国学生可能适应标准化考试,而我们学校一个来自埃 及的学生,遇到标准化测试,见一个题目下面有ABCD四个选项,且看上去都差不多,就觉得无从下手。
更为关键的适应办法,是学生应该自己做足功课,去适应新环境。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四年下来,英语能说得没有口音,学业上有所 成,且结交了很多本地或其他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通常都刻意接触、深入本地的学术和生活环境。而且他们情商颇高,不因一点点困难就轻言放弃。这种优秀的留 学生每一届都有,所以不可笼统地放大留学生面临的“融入”问题。
但也有不少留学生遇到挫折,不是迎难而上,而是开始退缩。当他们和美国学生之间出现沟通障碍的时候,不是去继续尝试,而是撤退到同乡的小圈子里。有 的留学生十分“土豪”,明明学费食宿费已经包括了在学校宿舍的住宿费,却搬到校外和中国同学合租。前不久,网易曾经给俄亥俄某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做过一期专 题“失落的留学梦”,上面有年轻的留学生在一起打麻将或是抽烟喝酒的图片,引起了担心形象被丑化的当事人强烈不满。
留学生扎堆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个现象在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有存在。毕竟文化上同根同源,接触起来更为容易。中国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更 为严重一些。扎堆使得学生忽略学校合理提供的资源,而自己找“同乡”想办法。这种做法貌似有效,却属欲速则不达之举。作为课程设计人员,我和老师接触很 多。常有老师纳闷,为什么中国学生不去看课程大纲上写明的要求,也不利用答疑时间(office hours)来咨询,而去问中国同乡。同乡给出的信息往往并不准确,大家是在以讹传讹。美国老师通常都愿意给学生花时间。来我们学校的一位法国女孩朱利亚 称,在法国,她接触到的老师往往上完课就走人,很少额外在学生身上花时间,而在我们这个学校,美国老师愿意和学生交往,甚至邀请学生到自己家里。老师通常 不是刻意疏远中国学生,将其视作异类,而是中国学生不去利用这些现成资源。这是很可惜的事。
另外,中国留学生可能是习惯了“标准化”测试,时常寻求“标准答案”。做作业的时候,可能会去抄学习比较好的师兄师姐的听课笔记,以为这是老师要寻 找的答案,结果作业雷同,被判为作弊。在美国,老师通常鼓励原创的解决方案和独立思考。留学生在一起抱团,做作业相互帮助,有时候会证实老师对他们缺乏诚 信、在一起作弊的怀疑。有学生作弊,被抓住后,说在中国大家都这样,这就摆明着给自己的国家抹黑了。前不久,我应邀去给一群老师做培训的时候告诉他们,中 国学者如有学术抄袭问题,被曝光,这些人一样会声誉扫地。随着老师对不同学生接触的增多,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作弊并非“中国特色”,毕竟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 在这里很快适应了美国的学习方法,不需要通过歪门邪道也能获得好成绩。
另外,留学生的扎堆,也使得留学生社区和当地社区绝缘。网络使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现在大家在美国一样可以用微信这类社交工具。这些工具自然是好东 西,让国内国外沟通无障碍,但是耗时过多,则容易让人“玩物丧志”。到了一个自由的环境里,照理说大家应该可以去找质量最好的信息来源,但是实际情况,是 大家用这种自由,去消费更为垃圾的信息。就好比一个孩子离家之后,脱离了父母管束,却开始放开了吃垃圾食物一样。很多青年人出国前,设法“翻墙”看“墙 外”的消息。但是出国之后,却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国外中文八卦网站上。大家有空就看《文学城》,而不是去看《大西洋月刊》、《时代周刊》、《赫芬顿邮 报》。这固然跟大家背井离乡后渴望获得与故土有关的讯息有关,但跟很多人固步自封不无关联。这些习惯等留学生毕业后工作了也改不了。过去我送孩子去一家大 学的教学楼上中文学校时候发现,《纽约时报》在教学楼里可免费取阅,但是很少有中国家长去拿。我却听到有家长在讨论通过卫星电视之类方法收看过的湖南卫视 节目。
随着留学生的增多,很多人也觉得没有必要接触当地社区。美国很多学校处在大学城,地处偏僻。但每一个社区,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深入进去,当 地节庆、俱乐部、体育运动、音乐表演、各国餐饮,也多姿多彩。如果一味在异国他乡寻找自己的“中国梦”,未免陷入失望。篮球明星易建联去密尔沃基雄鹿队效 力,后来萌生去意。密尔沃基市从市长、议员,到雄鹿队领导层,无不挽留。易建联却嫌密尔沃基中国社区小,不愿多待。当时曾有一位体育评论员嘲讽,在美国打 球,却嫌一个地方中国社区小,如此依恋,何不回中国?那里中国人最多。当然,易建联的这番说法也可能只是拖辞,并非本意。
说到融入当地文化,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融入主流”这几个字。在华人圈中,“融入主流”其实就是“成功”的代名词。其实美国这些年社会分裂也颇严重, 蓝州红州差别不小,并不存在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主流”。美国甚至也不是什么“大熔炉”,要把个性不同的人都化到一起,搅得面目一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这里是“色拉碗”,在这里可各取所需。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选择,决定了留学生活的质量。同一批学生进来,由于选择不同,四年后结果也可能判若天壤。消极 地看,一些学生是被父母逼来留学的,不去接触当地社会和社区也是一个选择,但横竖要在这里待几年,这么做多少有些可惜。
十几年前,当我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我也曾想像猪八戒一样,回高老庄了事。不过我认识到人总要不断打破自己的舒适区,才能进步,所以最终坚持了下 来。我自己带着家人和孩子,力争参与当地社区的各项活动,并从中找到了各种乐趣。当然,直到如今,我永远没法过没有豆腐和老干妈豆瓣酱的日子,不过在此同 时,我们也喜欢上了“真牛”汉堡(Wholly Cow)和施洛茨基比萨(Schlotzsky’s Pizza)。我依旧用中文写稿,但是我爱上了美国方便的数据库。更重要的是,我们结识了很多友善的美国人,他们的热心和友爱,让人常常忘记我们存在筷子 和叉子的分歧。
南桥,曾做过多年文学翻译,现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关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转换和借鉴,著有教育文集《知识不是力量》、《及 格主义》等。感谢艾比林基督教大学国际留学生办公室斯蒂芬·舒梅科(Stephen Shewmaker)、露西·道森(Lucy Dawson)和莉安·莫尔(Leanne Moore)对此文写作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