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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7 May 2015

大清为什么会倒台:权贵内斗导致保路运动失控

 清朝灭亡起于铁路国有政策;铁路国有政策的总后台,是隆裕太后妹夫载泽,盛宣怀只是执行者。度支部大臣载泽,谋夺庆亲王的总理职位,清廷高层在铁路国有实施过程中激烈暗斗,互相拆台,令保路运动失控,为武昌起义铺平了道路。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因内阁成员皇族过多,时人讥为“皇族内阁”。

载泽与庆王的权争

庆亲王奕劻的对手载泽,在辛亥革命后已迅速被人遗忘。若要追究促成清朝灭亡的“罪责”,两人均可居于“首祸”之列。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恶斗,牵引其他派系卷入,导致保路运动失控。寻绎载泽当时举措的用意,未尝不是为了保住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
当时和后世的主流言论,都集矢于盛宣怀。盛氏固然难逃其咎,载泽才是真正的主使。盛宣怀营造庞大“国企”王国,后来相继被袁世凯夺去。1908年慈禧下世,袁氏被黜,庆王仍然柄政;庆、袁本属一家,盛宣怀要东山再起,只能依附庆王的对手载泽,“遂赂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邮传部尚书”(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第135页)。
载泽生于1868年,宗室奕枨之子,原名载蕉,10岁时过继给奉恩镇国公奕询,改名载泽,封奉恩辅国公。自幼聪明灵俐,出入醇王府,得醇亲王奕譞怜爱,17岁时被醇亲王推荐入上书房读书,是光绪皇帝的同学,载沣也尊之为“大哥”;得慈禧太后赏识,与太后侄女结婚,成为隆裕后的妹夫。慈禧死后,凭借与隆裕太后、载沣兄弟的特殊关系,载泽步入权力中心,是宣统朝排名前几位的重量级人物。

载泽:以立宪为招牌,行中央集权。

庚子之役创巨痛深,部分少壮派亲贵开始留意西学新政,载泽为其中佼佼者。1905年,清廷派载泽等人往西方各国考察政治,一轮走马观花之后,归国递上奏折,主张“以立宪之精神,实行其中央集权之主义”。学者多留意其主张立宪一事,其实“中央集权”才是载泽政治思想的核心,“立宪”也者,是为顺应潮流而祭出的招牌而已。
1907年,慈禧任命载泽为度支部尚书,管理财政,时年38岁。亲信杨寿枬后来记此段经历,谓:“泽公以贵胄为尚书,威权最重……故清理财政、实行预算、提陋规、剔中饱,严核浮滥,雷厉风行,节省之一万万元以上,虽部臣疆吏不便其所为,未有敢公然抗令者。”(杨寿枬:《觉花寮杂记》,转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下册第308页)杨寿枬盖为尊者讳。载泽当时权势熏天,地方督抚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摄政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归来,所念念不忘者同样是“中央集权”。让他两个弟弟一个掌陆军一个掌海军,以期集中军权;让载泽全面负责理财,以期集中财权。载泽将外债管理权从外务部收归度支部,削弱庆王掌管的外务部权力;在各省设立中央直属的监理财政局,在中央设督办盐政处(盐政院),将各省盐政管理权收归中央,侵夺了地方财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潜滋暗长,到保路运动时来了个“总爆发”。载泽唆使姐夫瑞澂弹劾邮传部尚书唐绍仪,让盛宣怀接任,控制了帝国的另一个财源。

载泽担任度支部尚书不久,提出六条清理财政的方针,结果被奕劻及其盟友袁世凯否决。载泽顶奏,双方展开笔战。此时慈禧尚在人世,将载泽当作小孩,没有支持他的主张。(李娜娜:《载泽与光宣政局》,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到1911年5月,责任内阁成立,庆王任总理大臣,度支部大臣载泽在摄政王载沣面前扬言:“财政支绌,内阁经费不可过事铺张。”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内阁厉行节约,实际上是暗示他要在财政方面拉奕劻的后腿。报章对此评论道,载泽此语“显有裁制之意”。不久,奕劻即向两位协理大臣发牢骚:“某某两亲贵,一则牵制军权,一则把持财政,均于暗中极力排挤,本邸有名无实,将何以担负责任?”(彭剑:《“皇族内阁”与皇室内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50卷第2期)总理没有财权,责任内阁不过是“跛脚鸭政府”。
1911年,庆亲王奕劻75岁,垂垂老矣。清廷正当内外交困,朝野人士亟望有个强有力的内阁,以应对险恶形势。载泽43岁,有年龄优势,不少人瞩望他当内阁总理大臣。末代皇帝溥仪说:“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4页)徐一士称:“泽、盛分据财政、交通,高掌远蹠,实奕劻之劲敌。庆内阁成立,载泽辈即力谋倒阁。其时谙于政情者,多谓继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者必载泽无疑。载泽既思组阁,则延揽当时有名流之目者以厚声势。如张謇、郑孝胥等,载泽皆竭力罗致,预储为新阁大臣之选。謇、孝胥以在野之身,均特蒙召对,载泽力也。” (《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第二册,第635页)
张謇作为立宪派代表人物,近来颇受学者推崇。张謇在朝中,主要依靠载泽。载泽真心想搞立宪乎?不过此招牌极时髦,能迎合趋新的汉族士绅,借以扩张势力,准备向奕劻夺权而已。

铁路国有政策背后的猫腻

庆亲王奕劻久为慈禧所宠信,长期盘踞总理衙门(外务部),1903年荣禄死后,出任领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以纳贿弄权著称于世。其人老于官场,对载泽的倒阁谋划心知肚明,依然不动生色,寻机报复。双方终在铁路国有问题上,演变成恶斗,最终断送了大清江山。


有关铁路国有、保路运动的论著汗牛充栋,对载泽论述很少。从一开始,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载泽和盛宣怀合谋,盛宣怀、郑孝胥出主意,载泽作决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变化,清廷迫切需要进行币制改革,载泽需要盛宣怀的帮助。盛宣怀就这样成为载泽集团的核心人物。
铁路国有政策的出笼,从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的“干线国有”奏折开始。研究铁路国有的学者,都能猜测到石长信奏折出于盛宣怀主使,却找不到直接证据。
载泽1908-1911年给盛宣怀的一批密函,随盛宣怀“外逃”,为旅日企业家程奋伯收藏,后归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以《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之名刊行。这批密函证明,石长信奏折是出于载泽、盛宣怀共同主使。5月4日,载泽致函盛宣怀:问“石折明日是否呈递,尚祈密告。”第二天,奏折就递了上去。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是载、盛谋划的结果,石长信只是一个工具。
从石长信5月5日呈递奏折,中经邮传部覆奏,到5月9日上谕批准,效率高得惊人,可能创下清末重大决策出台速度的最高纪录。这一切,是载泽和摄政王载沣事先商量好,为的是避开内阁会议,因为第一届责任内阁已经确定在5月8日成立(1911年5月14日《申报》)。此举实际违反了刚刚公布的内阁官制;身为新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不仅事先毫不知情,上谕也未经总理大臣副署。换句话说,上谕是违法的!
对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都是袁世凯一党)来说,如此重大国策,度支部、邮传部事先竟不通气,把新成立的“内阁”不放在眼里,此仇不报,非君子也。这还只是“阳”的一面。


“阴”的一面,是总理、协理大臣收不到回扣。干路收归国有,全靠借外债;巨额外债都是有回扣的。载泽垄断外债借款权,独吞回扣,奕劻分文未得。(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33页)此恨绵绵,无尽期也。
庆王“默窥将来恐有最激烈之风潮发现,颇不愿担此重责”(1911年6月4日《大公报》)。故一到讨论路事的内阁会议,内阁总理大臣辄请假躲避,其目的在于表达对载泽的不满,向摄政王施压。庆王预见“恐有最激烈之风潮”,并非未卜先知,乃是操纵亲信参与搅局。“皇族内阁”成立后,饱受舆论抨击;奕劻纵容保路风潮坐大,有转移视线的嫌疑。5月30日,奕劻发表谈话,说“事实由盛大臣所发起,故遇事均责成该大臣筹议一切”(1911年5月30日《大公报》)。总理大臣已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一开始就在中央埋下炸弹。盛宣怀以为“川人易与”,川路股份赎回条件苛刻,与粤路有别,又踩响了地雷。地雷与炸弹,相互激荡,终将铁路国有炸得粉碎。
粤路“因路工迟滞。糜费太甚。票价不及五成。现每股从优先发还六成。其余亏耗之四成。并准格外体恤。发给国家无利股票”(1911年6月17日上谕)。盛宣怀何以对粤路格外优待?原来,盛已经安排亲信“赴港澳、南洋各岛,收回大宗股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用五折以下的低价“逢低吸纳”,立即兑现六折现金,剩下的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盛氏及其亲信,单是这一笔,已经赚到盘满钵满。公共政策的出台,往往是主事者牟取暴利的机会。铁路国有政策,说的是利国利民,实则先利己。


王人文、玉崐带头抵制

载泽刚愎自用,盛宣怀也忙中出错,对四川极度忽视。在粤路问题上,盛氏一直跟两广总督张鸣岐保持通信;对于湘路、鄂路,瑞澂、端方则是圈内人,已经心中有数。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作为重要当事人,事先毫不知情。就我所见资料,盛宣怀没有提前跟王人文沟通过。
王人文,贵州人,进士出身,因受赵尔巽知遇,从知府累迁至布政使。赵尔巽移督东三省,王人文觊觎川督位子。但赵尔巽已计划“传位”给他弟弟赵尔丰,让王人文当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朝命一下,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了下来,王人文失望至极。
铁路国有的上谕下来,王人文刚开始也没有弄明白其含义,直到川人群起保路,因事不关己,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反过来帮保路同志会代奏,指斥盛宣怀“误国”,义正词严背后,藏着自己满肚子委屈。本来,各省均已成立咨议局,川路也有股东会,自可通过这两个正规渠道表达诉求;另立保路同志会,广发传单,总督可迅速取缔。王人文若按正常思路行事,四川保路运动早就偃旗息鼓了。
成都将军玉崐也火上加油,两次领衔会奏,指责四国借款合同违反法律,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玉崐纯是出于正义感吗?恐非如此。玉崐本是庆王府包衣(奴才),得庆王栽培一步步做到成都将军(从一品),一切唯庆王马首是瞻。庆王对借债有意见,玉崐早就熟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35页)与载泽、盛宣怀作对,乃是老奴才向庆王表忠心。
等到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印,大势已难挽回。邮传部一味强硬,不尊重位于第一线的地方督抚,中央与地方矛盾达于顶点。赵尔丰被迫讨好川人,延续王人文路线,虽招朝廷三番五次申饬而不顾。

赵尔丰:一枪断送了第一次和平解决保路风潮的机会。

奕劻故意对载泽封锁消息,“近日川省来电,政府始终未使度支部闻知。”摄政王面对内阁分裂,束手无策,只将责任推给邮传部。“川督屡次电奏,朝廷竟无只字回复,只令部中发电,何能有济”(载泽致盛宣怀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形势日甚一日在恶化,内阁对川督却没有明确的指示。
诱使赵尔丰开枪杀人的直接原因,是9月2日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赴川查办的上谕。所谓“赴川查办”,除了办事之外,还有“办人”的含义。保路风潮若延续下去,端方入川,赵尔丰势必撤职。为保住官位,必须尽快平息风潮。于是,9月7日,赵尔丰开枪了。这一枪,断送了第一次和平解决的机会。
9月13日,端方写信给盛宣怀,言:“季帅(赵尔丰)不晓鄙意,误以为鄙人前往,将取而代之。”(《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第148页)无论端方如何辩白,赵尔丰感到官位行将不保,被迫使出严厉镇压手段。

端方、瑞澂、岑春煊,各打各的算盘

端方,汉军旗人,小有才,喜追逐新潮流。戊戌时“咸与维新”,做了农工商总局督办;康梁事败,做了一首打油诗《劝善歌》,歌颂“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可见其投机天性。庚子事变后,端方结好张之洞、袁世凯,笼络趋新士绅,鼓吹新政,做过湖北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1905年更率团到西方考察政治,鼓吹立宪,红遍朝野,一度做到直隶总督,因私自拍摄慈禧太后葬礼被解职。

端方:原本以督办铁路为跳板,结果命丧四川。

1911年5月,端方静极思动,以重赂得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231页)此次复出,端方是以督办铁路为跳板,打算谋一巡抚、总督实缺。
端方驻武汉,湖广总督瑞澂不自安,怕随时被取而代之。瑞澂是载泽姐夫,大学士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纨绔子弟,依靠与载泽的姻亲关系,历任上海道台、江苏布政使等优缺,跻身湖广总督。8月底,四川已经闹到不可收拾,朝廷有意派大臣入川查办。端方刚刚严参了赵尔丰,两人矛盾激化;最合适的人选,是曾任四川总督深得民心的岑春煊。但岑春煊是庆亲王死对头,为照顾奕劻的面子,暂时不好提出。载泽于是动了派瑞澂入川的念头(载泽致载沣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如果瑞澂被派入川,正在武汉的端方岂不刚好接任湖广总督?这是瑞澂所担心的。瑞澂宁愿送钱加送军队,也要逼端方入川。
岑春煊是清末官场中的异类,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官二代”但无纨绔习气,好名而不贪财,作风雷厉风行,是清末“反腐败”的一面旗帜。1900年任甘肃布政使时带领马队千里驰援北京,因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1902年任四川总督,以霹雳手段平定匪乱,严查贪官、劾罢庸官,深得川人爱戴。1907年入京,向慈禧面劾庆亲王贪污受贿误国,被庆王、袁世凯联手击败,投闲置散。


端方惧怕入川,迟迟其行,让载泽震怒,被迫启用岑春煊。9月14日载泽在摄政王面前提出动议,最终岑春煊得到的名份,是“会同办理剿抚事宜”。这对久历封疆、能名震天下的岑春煊来说,是一种侮辱。载泽也愤愤不平:“起用西林,只令会同办理剿抚,既无兵权,又无名分,倘亦别有用意,不欲其成功耶?”(载泽致盛宣怀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岑春煊乃故意提出异议,继而称病抗议。四川形势如此紧急,只有调整政策、尽快实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这是平定四川局势的第二次机会。奕劻因私人恩怨,让清廷错过了这次机会。
纵观铁路国有实施过程,载泽鲁莽,一味主张强硬;载沣优柔,无一定主张;奕劻阴狠,不惜局势糜烂,要对载泽、盛宣怀施加报复,阻止岑春煊复出。中央既无一贯到底的主张,于是士绅鼓动,百姓起哄,督抚抗命,高层在互相掣肘中,久拖不决,两次错过处理川乱的最佳时机。这才是保路运动失控的主因。

大结局?
10月10日,湖北新军起义,瑞澂逃跑,武昌失守。瑞澂携带官印避登楚豫兵轮,逃往上海。瑞澂若能与岑春煊和衷共济,本可利用岑春煊从云南调来的五百精兵,协助“平乱”,武昌起义本无胜算。
岑春煊在武昌住处听到总督府的枪声,“余仍安卧,至黎明出城买舟渡江,乘轮东下”(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华书局2007年,第36页)。武昌枪响那一刻,岑春煊心灰意冷,手中有兵,也不愿施以援手。10月14日,清廷宣布授岑春煊四川总督,放了一个马后炮。此后岑春煊的言行,迹近耍弄清廷,充满报复意味。1912年初,岑春煊更领衔促请“速定共和国体”,对清廷施加最后一击。
端方不愿入川,禁不住朝廷催促,瑞澂“欢送”,磨磨蹭蹭,一步三叹,陷入民军包围之中,终在资州为手下士兵所杀。
盛宣怀早在10月26日被“革职永不叙用。”此老机警,立即收拾机密文件,逃往日本,避过一劫,虽遭举国唾骂,仍得以寿终。
赵尔丰迫于形势,将权力移交给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后为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所杀。
载泽从权力巅峰瞬间跌落谷底。随着袁世凯的复出,满洲权贵已成过眼云烟。做过多年度支部尚书(大臣)的载泽,不善理财,财产渐渐被管事人掏空,到1930年去世时,“无以为殓”,其女被迫卖身葬父,凄凉万状。(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第106-107页)未能治家,焉能治国?煊赫一时满洲亲贵,大多不过如此。
“国家是精神的产物。”溯自戊戌,光绪被囚,变法失败,新党斥逐,大清政权精神已死。满洲亲贵先则盲目排外,导致庚子重创;继则聚敛无度,因内斗而自毁政权。汉人士大夫亦如癫如狂,随波逐流。如此政权,不亡何待?正如郑孝胥在日记中所言:
“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