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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4 May 2015

练乙铮: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几成定局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上月底在清华经管学院演讲,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正题倒讲,整个谈话其实围绕着一个概念:怎样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对比一般大陆官员和官方经济学者谈话的标准,楼的这个讲话,资料可说相当丰富,看法却异常悲观。他所说的在理想改革方向和执行速度之下有可能达到的GDP“中高速增长”也不过是6.5%至7%;但如果改革停滞不前,潜在经济增长率则要掉到5%以下,实际增幅甚至可能低至零,亦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据他自己估计,后者出现的或然率是一半。
令楼部长觉得悲观的糟糕因素,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近年实质工资增长过快,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这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不利投资,GDP增幅也将放缓,因为由工资增长带动的消费增长对GDP的拖力不及投资增长)。他把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分成三期,头一期因为要改变“大锅饭”时期的政策性低工资状况,工资增长速度平均高于劳动生产力的提升,还算合理。90年代中起始的第二期,因为人口红利强劲,劳动力源源不绝从农村流向城市,实质工资增长因而低于劳动生产力增长;生产成本低,企业利润高,投资容易,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2007年起出现逆转,工资增幅开始抛离劳动生产力增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大大降低劳动力的使用效率(楼认为这条法例“弊端很多”);一是人口红利衰竭,劳动力的供应量正在以每年两三百万人的速度减少,质方面却未能够快提升。
解决工资增长过快的方法,楼部长提出了好几个,都是十分“大手笔”的。首先,他认为要限制劳工权益。《劳动合同法》赋予工人在一个企业里的集体谈判权,但这个“集体”,绝对不能扩大到整个行业甚或整个地区(像巴西那样),否则必然导致企业撤资外移。
其次,他主张大规模改变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政策性“全过程”(由种籽到饭碗)的补贴,回复到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完全由市场价格决定”的局面,特别是不必把口粮生产视为国安战略需要,而改由成本更低的进口口粮取代。简单地说,这样做,目的就是迫使大部分低效的农民及中小型农企破产,然后把释放出的农业劳动力引向城市工商业,降低非农业部门的实质工资增长压力。当然,在大陆,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之后,能否顺利进入非农业部门,很大程度视城市户籍能否开放,以及社会养老保险能否脱离地域限制改成国家直接管理,故这些方面的改革都是大量有效释放农村劳动力的前提。
楼部长计算,由于大陆人口老化和总劳动人口收缩得非常快,这些改革必须在2020年前完成,否则的话,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就难以避免;也就是说,还有5年的时间而已。
大家留意到,上述经济改革都是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且都深涉不同阶级与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外国经验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必然导致社会财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社会不稳定,除非同时实现大规模的二次再分配。楼部长也的确提到了这点。在西方,保证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所要求的财富向中下阶层再分配,是在民主体制的选票力量之下达致的,过程比较平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利益集团垄断了政治权力,这个财富的顺利再分配难上加难。就以楼部长举的一个例,便可说明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实现足够庞大的财富二次再分配,需要强力的立法配合,但是,从江泽民时代起,资本家大批入党,他们以丰厚的财力结合党政官员的权力,把政权彻底腐化了,金权控制人大的整套立法机制而人民无法有效制衡,已是无可逆转的走势。无法实现财富再分配而强行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中共唯一的对策,就是搞武力维稳。但是,这条路到头来走得通走不通,连中共自己也没有把握,正是因为严重缺乏安全感,所以习近平才急于推动那个包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讯息、教育等一切环节领域的国安立法。
所谓“中等收入”,区间很阔,人均数字在1050美元到12470美元之间的经济体,都算是中等收入。台湾早就跨越了这个区间,2014年的人均GDP是226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算,更高达46600美元),大陆人均收入约7500美元(官方数字),所以还只是处于中等收入区间的中段。按楼部长上述的说法,经济改革必须在5年之内完成,否则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而后者的可能性接近一半。笔者的估计比这个更悲观。中共搞社会主义浪费了几十年的宝贵岁月,如今未富先老时不我予,对中共是活该,对人民却是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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