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地位，为中国在新时期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与政策基础。中央与国务院近两年来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在推动市场化改革方面做了不少努力。
不过，正如习主席所说，改革到了深处都是利益。在中国多种集团利益逐渐固化的今天，市场化改革并不那么容易，它不仅会涉及到权力、利益的调整，有时甚至会伤筋动骨。近期发展在国内部分城市租车市场的事件，就值得引起思考。
今年4月30日，广州市对外资打车软件Uber（优步）进行了打击。广州市交委发布声明称：“市工商、公安、交通等部门联合执法，对一家涉嫌未办理工商登 记手续、组织不具备运营资质的私人车辆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进行执法检查，对相关经营工具的一批手机终端等物品进行暂扣处理。”这家被查的公司就是 Uber。广州市交委解释称：国家交通运输部已多次明确，各类“专车”软件公司应当遵循运输市场规则，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凡利用私家车等社会车 辆从事“私租车”服务的，均涉嫌非法营运。对扰乱运输市场的非法营运，广州交通执法部门一贯保持高压的整治态势，绝不手软。
事情发生不到一周，成都市也对Uber进行了打击。5月6日下午，打车软件Uber位于成都人民南路二段仁恒置地广场的Uber成都公司被成都交委和工商 执法人员联合调查，具体情况不明。这是继Uber广州公司被查后，第二家被调查的分公司。目前，Uber公司及政府相关部门，均未正面回应此事。
其实，对于“专车”软件公司的争议在今年“两会”期间就很激烈。一方面，“专车”作为一种市场现象已经表现出活力，并且吸引了很多租赁汽车和私家车进入这 个领域提供规范、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对私家车参与“专车”服务又严令禁止。交通部长杨传堂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表态相当严厉，他完全不承认国 内租车领域存在垄断现象，也不承认出租司机的“份钱”高，还严厉表态“私家车永远不允许进入专车运营”。有理由相信，正是交通部长的这种严厉表态，为各地 打击专车软件公司提供了支撑。
各地政府部门打击专车软件的主要理由是“非法运营”，但这种说法完全不顾及市场的需要和政策改革的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初，自己做生意就算是投机倒把，小岗村农民当初写血书搞土地承包，也是准备好了掉脑袋的。如果都按所谓“非法”来治罪，中国恐怕还在一穷二白的计划经济中！
只要乘坐过专车的人都会有强烈的感受：这是一种比普通出租车服务质量高得多、也规范得多的服务，它几乎是多赢的——专车司机获得了收入，乘客获得了优质服 务，城市打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空驰汽车减少提高了城市的交通效率。唯一利益“受损”的，就是过去享受了变相垄断好处的出租车公司。不过对于消费者而 言，出租车公司提供的劣质服务受点损失也没什么。
问题恐怕还是出在利益。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内部讨论中表示，对于出租车行业来说，政府部门就是现实中的“老大”，其他的公司和出 租车司机都是“马仔”，他们都向政府纳税、缴费，以便获取合法性。过去数十年来就是如此，已经形成了一个共生共存的系统。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在于它能够维系 这个系统不受侵犯，排除掉任何竞争者和利益侵犯者。对于这个系统来说，市场的效率以及服务质量从来都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才是关键。出租车公司关心份子钱，政府部门关心税收和特权。（出租车行业是专制的共匪政府控制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现在由于“可恶”的高科技，猛然间在系统内成员的安逸生活环境中出现了一个利益侵入者，以他们不熟悉的技术，生猛地分走了大量的蛋糕，甚至有可能抢 走所有的蛋糕，这如何能够让他们忍受？！因此，他们反对专车服务也格外强烈。此情此景，令人想起安邦城市团队在若干年前的建议——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 必然要考虑在某些区域、某些时段开放私家车商业载客。
要强调的是，高科技、年轻化的民营经济以及改革是现任国务院的三支箭，这三支箭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也是现任国务院比较能够为社会认可，可以赢得支持和掌声 的三只箭。如果这三只箭因为Uber软件而被摧残，折掉了，可以说后果会很严重。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没有对专车软件动手，只有广州和 成都真动手了。未来怎么办呢？对比现实，安邦的智库研究团队过去几年所提的放开私家车商业载客，应该就是最好的政策选择。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处于“灰色”状态的专车服务表现出了强劲的市场生命力，广州和成都对专车服务的打击有利益原因。对于基于互联网和信息科技涌现出的专车服务创新，这不就是中央提倡的“万众创新”之中的一种吗？专车服务代表了现实及未来的市场需求，这不是几个交通部门就能挡得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