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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1 May 2015

高行健在台湾师范大学发表演讲 称其人生经验就是“逃亡”

法籍中国作家高行健,在台湾师范大学演讲时,坦言他的人生经验就是“逃亡”,高行健说:“清醒的人在灾难到来之前就逃,我人生的经验就是‘逃亡’,‘逃亡’求其生存,是不是?所以我人生也不断在逃、就是逃。”
高行健说:“虽然我得了诺贝尔奖,如果我不逃,我恐怕今天不会在这儿,为什么?媒体就围着你转,你就成了一个媒体的风暴,媒体的风暴是不会停止的,我如果留在那转的话,当时就病了,住院两次开刀紧急住院,那完全不可能我之后十年还又有创作、不可能,是吧!”
高行健解释,媒体并不是恶意的,媒体是很热情的,但是你一旦卷进去就不行了,你得逃、你得清醒地知道,面对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保持自己、保持创作,要作出选择。
高行健提到:“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那种乌托邦共产主义,最后是极权专制,导致了贫困,俄国的贫困和中国大陆的贫困,我们都见过,我都亲身经历过,以致于到什么程度?就是饭都没得吃!粮食口粮还定量分配,要发粮票。”
高行健强调,逃亡是为了求其生存,当法西斯狂潮来了,能做什么?当然是赶快逃,很多聪明的戏剧家朋友也都选择逃,共产主义来不逃,不是要被关进集中营了吗?他还说,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朋友就写了一篇文章,叫“高行健的第二次逃亡”。
高行健借由自己逃亡的经历,提醒学生,自由其实不在别处,要自己创造,人的一生往往都是自己决定的,内心浑沌、身处困境的时候,若受妄念主导,就容易碰壁、神经衰弱,甚至发疯,种种病痛都来,保有清醒的头脑、清楚的认知,才有智慧作出正确选择、赢得自由。
面对台师大文学院院长陈登武提问,哲学家尼采认为知识分子可扮演上帝的角色建立新的乌托邦,高行健则直言尼采是个疯子!他说,若把尼采当作诗人来阅读有意思,但如果把尼采当思想家或是领袖去信仰,就会跟着尼采发疯、讲疯话。他认为二十世纪就是出现太多的主义、意识型态和狂人领袖,以致产生这么多灾难,不如十九世纪美妙。
高行健还说,他在九零年代著作「没有主义」就提到,面对这个世纪,无论是艺术家、作家、知识菁英,前提是“没有主义”。高行健说:“先没有什么主义、先没有什么教条,清醒的面对世界,这是我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回到一个人、回到一个普通人、回到一个有弱点的人、有种种弱点的人,因为人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是完人。”
高行健在这场以“面向二十一世纪—谈创作者的位置”的讲座上,与台师大校长张国恩对谈。高行健说,他同意张校长勉励学生“什么书都要读”,他也是跨领域阅读,中学时,物理和数学常常拿一百分,又会拉提琴、又会演戏,这些都没有妨碍,因为年轻人精力旺盛。
高行健还透露自己读书之多是怎么办到的,他在念大学时,学校规定每人有五张借书证,一张借一本,只有一张能借小说,同学顶多用个一、两张,他就把同学用不到的借书证全收来,每次借一大包书,后来跟馆员混熟了,没课的时候,干脆就躲进图书馆,一待就是一下午,好几个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他至少翻阅过一次。
高行健说,跨领域大量阅读,使得他未来在创作上产生新鲜的思想,思想不那么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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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出国潮”就是一种有远见的“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