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有很多墙，有的有形，有的无形。
有的隔绝种族，比如长城和美墨边境；
有的隔绝阵营，比如柏林墙和马其诺防线；
有的隔绝政敌，比如刺杀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
有的隔绝思想，比如防火墙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墙，是历史的边界，是帝国的妥协。墙是一种对矛盾无力处置的包装，是基本矛盾体现，这些墙构成了世界基本轮廓，也是我们认知真实世界的最重要的钥匙。
2017年，中美两个大国同时在修筑高墙，一个构建于地缘，一个构建于网络，其间的焦虑和隐忧，不可不察。
边界与矛盾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短期看，修墙是为了解决长期的外部矛盾。长期看，治理政策会发生巨大的偏移。
秦修筑的万里长城是民族矛盾的映射，是持续多个朝代抵御外族入侵的伟大成果，也是我们历史上面对游牧民族无力抵抗的表现。从秦皇汉武直到南宋，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一直是吃亏的，农耕对游牧，步兵对骑兵，输多赢少，数千年里面，有钱了就打，感觉划不来就送钱送女人。
就连汉高祖刘邦也曾被40万匈奴大军围困于山西大同的马铺山长达七天七夜，要不是行贿冒顿单于的老婆阏氏，汉朝就不复存在了，史称『白登之围 』。此后，刘邦认识到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争端不可取，因此，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也开启了漫长的对外屈辱的历史。
正因为此，为了拉开防线，快速布防，汉长城放弃了此前战国长城依山而建的布局，几乎全部竖立在地势平坦的草原地带，修筑了长度高达两万里的长城。由于无险可守，汉朝先后建立了内长城与外长城两道隔离墙防线，主要由夯土建造的堡垒、烽火台与墙体。虽然千年后因风沙雨水的侵蚀，早已破败不堪,但这两条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隔离墙，在当年不仅被寄予了防御北方匈奴入侵的重任，更肩负了开发西域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
虽然汉朝不是第一个构筑长城的中国大一统王朝，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么做的政权，同时出现的罗马帝国也在修筑隔离墙。但是，即便旷世罕见，依旧无法阻挡匈奴南下。汉朝历史上对匈奴人的胜利，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消耗巨大国力的前提条件下（全国人口损失过半）主动出击，以骑兵远征军的形式获得。当汉武帝死后，帝国逐渐难以承受巨大的军费开支，大规模远征叫停，匈奴人依旧称雄漠北，不时为祸中原。
汉朝初年还好，后世的战绩就更惨不忍睹，东汉末年与三国时期，匈奴人大量南迁，毫不费力的击破了当年看上去遥不可及的长城。他们的后裔最终在西晋时起兵作乱，掀起了持续达几百年的五胡乱华，中原人民沦为两脚羊的历史，恐怖片的想象力也不过如此。
五胡乱华之后，中原王朝数次都城被围困，宋朝皇帝都给捉去做人质并不是最离谱的，10多万的骑兵队伍就灭了大明，才是让人扼腕。
和大多数人的认知相反，相比中原，北方部族一直都是大帝国，无论是匈奴、金、契丹、安息等国，无一不是幅员辽阔，战斗力彪悍。 中原帝国边界是模糊的，动态的，连年的边患战争让诗人都希望投笔从戎，南宋陆游《诉衷情》可见一斑：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边患虽然是影响王朝更替的核心要素之一，但是，『墙』的长期存在，让核心矛盾和主要精力开始转向内部，『墙』在影响内部生态。就像澳大利亚远离大陆，海洋就是隔离墙，这使得澳大利亚能具有独特生态一样，中原诸国也因为墙和海疆，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和文化生态，延续千年。
商鞅同志的《商君书》将这种生态的形成原因，描述得投入骨髓，堪称中国版本的『马基雅维利』。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不到三万个汉字，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
《商君书》的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
《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商鞅的做法，是实行『辱民，贫民，弱民』的三民主义：
『辱民』——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没有了钱物，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国家的就得饿死。
『弱民』——不能让人民强大。在身体方面，为了耕战，商鞅还是提倡『增强体质、保卫祖国』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觉良好，更不能使他们有知识，懂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让百姓时时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才有对君主强烈的依附感。
要让人民时常都感到外国敌视和侵犯的威胁，这样，人民觉得君王的伟大和温暖，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君王效命。
商君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
商鞅的『以弱制强』：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即为，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那就好办了，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国家才能强盛。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还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脑后惟命是从，没有脑子、没有主见、没有知识、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强』，商鞅还要君主『以奸驭良』，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会。他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
商鞅虽然最终被车裂了，但是，他的治国思想却一直被继承和发扬，积极实践而秘而不宣。墙，进一步改变生态，到达自身的边界，是在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连年征战，试图进一步扩大疆域，将城墙修建得更远，但是文景帝的积蓄用尽，财政危机，启用桑弘羊实行盐铁垄断专卖，形成了国企的雏形，扩大了税源，开辟了无痛收税的先河，支撑了军事扩张。但是，财政危机日益深重，索性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最终有效抢救经济。但是，最终导致吏治腐败。官府与地方豪强（为了权位）横征暴敛，加上军事上的一系列战争，师老兵疲、民丁凋敝。
因执政思路迥异反对战事的太子刘据，也被奸人陷害谋反自杀，史称『巫蛊之祸』。
征和四年（前29年），桑弘羊等人上书于西域轮台（今天的千里之外的新疆轮台县），要求驻兵防备匈奴、控制西域。武帝累了，拒绝了，历史上著名的第一篇罪己诏——『轮台诏』出台了，第一次，长城的尽头，清晰的写在了汉武帝的心里：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改国策，黄老无为，休养生息，培养霍光、金日磾、田千秋、上官桀等亲信为首的接班集团，休养生息，悬崖勒马，只是汉朝衰败的种子已经种下。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评论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奢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可以说，批评极为严厉，所幸，『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一直到了科技水平突飞猛进的二十世纪，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们依然会重拾起往日建造隔离墙的念头。而这些处心积虑建立的墙体界限，依然无法让墙里的人感到真正的安全。二战前夕，法国人耗费巨资完成的马奇诺防线以及前东德政府在东柏林地区设立的柏林墙便是其中代表。
柏林墙是距离我们时间最近的高墙。28年前，欧盟最重要国家的还是被分割的状态。 站在28年后看，无比的荒谬。 可是，在当时看，又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大帝国都有商鞅一样的农业时代的圈养思维，可是，这样的思维的Bug在哪里？最怕什么？无人总结，直到史实给我们打脸。
高墙是修给敌人的，更是修给自己人的。对于人口的严格控制，对于思想和行动的严格控制，对于贸易和金融的严格控制，可以确保生产资料都留在这片土地上，肉烂在锅里。
高墙可以规避外部风险，就像乌龟的壳子，可以隔绝外部风险、避免自身的生态受到干扰和感染，用想当然的最低成本来确保统治格局不变。
确实，高墙是强大的标志，巨大的人力物力，并非一般国家可以建造。经历了一战中大规模攻势作战失利的法国人，在1928年开始开建他们历史上最大的边境防御工事群——马奇诺防线。
第二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都没有阻止他们继续把更多的钱投入这个可怕的无底洞。这条挡在法德两国边境上的隔离墙全长约390公里，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十分坚固。内部拥有各式大炮、壕沟、堡垒、厨房、发电站、医院、工厂等等，通道四通八达，较大的工事中还有有轨电车通道。尽管很多像轰炸机、远程火炮、坦克这样的新式武器已经在一战中崭露头角，但法国人依然固执的认为马奇诺防线可以保住脆弱的和平。因而，牺牲军费的其他部分来完成这堵昂贵的墙也在所不惜。整个工程一直持续不断的进展到二战爆发后的1940年5月为止。
390公里，11年的工程，50亿法郎，德国人几个月就搞定了，直接绕过马其诺防线。修筑马其诺防线的时候，大规模快速的陆军地面侵略战争还是一项很漫长的小概率事件。恰恰在那10多年，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发展神速，快速机动的闪电战，什么墙都能翻过去，或者绕过去。
当年意淫的战略战术，大纵深，从容的布防，丝毫不存在。 恰恰由于墙的存在，牵制了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的腹背受敌，直接被秒杀。
修墙，是一种肾虚的表现，是农业时代的残留特征。无法面对科技进步的碾压，无法解决自己内部问题，更因为阻断外部渗透，让自身生态快速退化和衰老。
无论封建王朝还是现代政体，国家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统一赋税、统一市场、统一的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基础建设）、统一的转移支付（社保+养老等等）。当向心力或者战斗力出现问题的时候，铠甲和高墙解决不了内脏问题。高墙所带来的缓冲，是非常短暂的。
柏林墙倒塌后，人们坐上围墙庆祝.
高墙之下，世界并不平坦
美国也开始修墙了，我们很难判读这是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 美国人和汉武帝一样，做了很多场远征。推翻萨达姆，却最终换来了伊朗人支配伊拉克；推翻卡扎菲，却换来了难民危机和更激进的反美武装，利比亚是一本乱帐；推翻穆巴拉克，却换来了极度厌恶西方的穆尔西政权，动摇了美国在中东的威信。
美国原本希望输出意识形态，输出自己的『操作系统』，让美国的资本和贸易遍及全世界，但是，世界并不是平的，复杂的地区事务和历史悠久的宗教和种族矛盾就是一个巨大的泥潭，一脚踩进去就可能要命。
这是为什么美国不愿意真正在朝鲜半岛动手。一旦金氏政权灭亡，朝鲜半岛获得统一，韩国对美国的依赖也将终结，美国付出了那么多，最终的果子，恐怕并不是美国人能摘到的。
当年英国人的经验，美国人都领悟到了，影响世界并不是掠夺的艺术，知进知退才是最高明的政治大作手，只有让世界不平坦，才有充分的套利机会，留下若干地缘政治的钉子，才能『无为而治』，成为平衡手，成为改变局面的最大杠杆。
另外，高墙之下，折射的是生产资料的变化。
除了黑人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亚洲和北美都在老龄化的进程中，无法回头。人口结构的退化，共识的退化，内部矛盾的尖锐，外部的开疆拓土很难再吸引美国。 另外，核心生产资料已经是顶尖的科技公司，苹果公司一家的外汇储备是整个俄罗斯的好几倍，对外掠夺一大波落后生产力，图什么呢？左派的大量崛起也与此息息相关。
而且，真正威胁美国总统安全的，不是外部的朝鲜，而是内部的希拉里和汹涌澎湃的弹劾浪潮。Twitter上弹劾川普的内容多达数百万条，每一个川普的发言下面写满了弹劾的呼声。川普总统为了税务改革，不惜要抛出肯尼迪被刺真相的解密文档。 说白了，就是不惜要公布美国政治的实际控盘者，以此逼迫民主党人士让步。
美国人的墙是为墨西哥人修的，也是为自己修的。
专注于国内事务，外面的事，死人再多，都是小事。非法移民问题、历史问题（南北战争）、教育问题（教育种族平权问题）、医保问题，同性恋平权问题等等，才是当下最重要的。放任亚洲核扩散，放任一场亚洲危机轰轰烈烈的扩散，对美国来说，才是符合利益的结果。
拼命造核武器的朝鲜安然无恙，放弃核武器的卡扎菲死无葬身之地，一些领土纷争的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甚至中东国家心里怎么想，如何抉择？不言而喻。
墙是世界的隐喻，墙升起，生灵涂炭在即，墙倒塌，天下太平有望.
有的隔绝种族，比如长城和美墨边境；
有的隔绝阵营，比如柏林墙和马其诺防线；
有的隔绝政敌，比如刺杀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
有的隔绝思想，比如防火墙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墙，是历史的边界，是帝国的妥协。墙是一种对矛盾无力处置的包装，是基本矛盾体现，这些墙构成了世界基本轮廓，也是我们认知真实世界的最重要的钥匙。
2017年，中美两个大国同时在修筑高墙，一个构建于地缘，一个构建于网络，其间的焦虑和隐忧，不可不察。
边界与矛盾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短期看，修墙是为了解决长期的外部矛盾。长期看，治理政策会发生巨大的偏移。
秦修筑的万里长城是民族矛盾的映射，是持续多个朝代抵御外族入侵的伟大成果，也是我们历史上面对游牧民族无力抵抗的表现。从秦皇汉武直到南宋，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一直是吃亏的，农耕对游牧，步兵对骑兵，输多赢少，数千年里面，有钱了就打，感觉划不来就送钱送女人。
就连汉高祖刘邦也曾被40万匈奴大军围困于山西大同的马铺山长达七天七夜，要不是行贿冒顿单于的老婆阏氏，汉朝就不复存在了，史称『白登之围 』。此后，刘邦认识到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争端不可取，因此，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也开启了漫长的对外屈辱的历史。
正因为此，为了拉开防线，快速布防，汉长城放弃了此前战国长城依山而建的布局，几乎全部竖立在地势平坦的草原地带，修筑了长度高达两万里的长城。由于无险可守，汉朝先后建立了内长城与外长城两道隔离墙防线，主要由夯土建造的堡垒、烽火台与墙体。虽然千年后因风沙雨水的侵蚀，早已破败不堪,但这两条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隔离墙，在当年不仅被寄予了防御北方匈奴入侵的重任，更肩负了开发西域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
虽然汉朝不是第一个构筑长城的中国大一统王朝，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么做的政权，同时出现的罗马帝国也在修筑隔离墙。但是，即便旷世罕见，依旧无法阻挡匈奴南下。汉朝历史上对匈奴人的胜利，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消耗巨大国力的前提条件下（全国人口损失过半）主动出击，以骑兵远征军的形式获得。当汉武帝死后，帝国逐渐难以承受巨大的军费开支，大规模远征叫停，匈奴人依旧称雄漠北，不时为祸中原。
汉朝初年还好，后世的战绩就更惨不忍睹，东汉末年与三国时期，匈奴人大量南迁，毫不费力的击破了当年看上去遥不可及的长城。他们的后裔最终在西晋时起兵作乱，掀起了持续达几百年的五胡乱华，中原人民沦为两脚羊的历史，恐怖片的想象力也不过如此。
五胡乱华之后，中原王朝数次都城被围困，宋朝皇帝都给捉去做人质并不是最离谱的，10多万的骑兵队伍就灭了大明，才是让人扼腕。
和大多数人的认知相反，相比中原，北方部族一直都是大帝国，无论是匈奴、金、契丹、安息等国，无一不是幅员辽阔，战斗力彪悍。 中原帝国边界是模糊的，动态的，连年的边患战争让诗人都希望投笔从戎，南宋陆游《诉衷情》可见一斑：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边患虽然是影响王朝更替的核心要素之一，但是，『墙』的长期存在，让核心矛盾和主要精力开始转向内部，『墙』在影响内部生态。就像澳大利亚远离大陆，海洋就是隔离墙，这使得澳大利亚能具有独特生态一样，中原诸国也因为墙和海疆，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和文化生态，延续千年。
商鞅同志的《商君书》将这种生态的形成原因，描述得投入骨髓，堪称中国版本的『马基雅维利』。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不到三万个汉字，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
《商君书》的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
《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商鞅的做法，是实行『辱民，贫民，弱民』的三民主义：
『辱民』——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没有了钱物，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国家的就得饿死。
『弱民』——不能让人民强大。在身体方面，为了耕战，商鞅还是提倡『增强体质、保卫祖国』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觉良好，更不能使他们有知识，懂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让百姓时时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才有对君主强烈的依附感。
要让人民时常都感到外国敌视和侵犯的威胁，这样，人民觉得君王的伟大和温暖，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君王效命。
商君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
商鞅的『以弱制强』：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即为，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那就好办了，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国家才能强盛。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还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脑后惟命是从，没有脑子、没有主见、没有知识、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强』，商鞅还要君主『以奸驭良』，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会。他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
商鞅虽然最终被车裂了，但是，他的治国思想却一直被继承和发扬，积极实践而秘而不宣。墙，进一步改变生态，到达自身的边界，是在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连年征战，试图进一步扩大疆域，将城墙修建得更远，但是文景帝的积蓄用尽，财政危机，启用桑弘羊实行盐铁垄断专卖，形成了国企的雏形，扩大了税源，开辟了无痛收税的先河，支撑了军事扩张。但是，财政危机日益深重，索性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最终有效抢救经济。但是，最终导致吏治腐败。官府与地方豪强（为了权位）横征暴敛，加上军事上的一系列战争，师老兵疲、民丁凋敝。
因执政思路迥异反对战事的太子刘据，也被奸人陷害谋反自杀，史称『巫蛊之祸』。
征和四年（前29年），桑弘羊等人上书于西域轮台（今天的千里之外的新疆轮台县），要求驻兵防备匈奴、控制西域。武帝累了，拒绝了，历史上著名的第一篇罪己诏——『轮台诏』出台了，第一次，长城的尽头，清晰的写在了汉武帝的心里：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改国策，黄老无为，休养生息，培养霍光、金日磾、田千秋、上官桀等亲信为首的接班集团，休养生息，悬崖勒马，只是汉朝衰败的种子已经种下。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评论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奢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可以说，批评极为严厉，所幸，『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一直到了科技水平突飞猛进的二十世纪，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们依然会重拾起往日建造隔离墙的念头。而这些处心积虑建立的墙体界限，依然无法让墙里的人感到真正的安全。二战前夕，法国人耗费巨资完成的马奇诺防线以及前东德政府在东柏林地区设立的柏林墙便是其中代表。
柏林墙是距离我们时间最近的高墙。28年前，欧盟最重要国家的还是被分割的状态。 站在28年后看，无比的荒谬。 可是，在当时看，又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大帝国都有商鞅一样的农业时代的圈养思维，可是，这样的思维的Bug在哪里？最怕什么？无人总结，直到史实给我们打脸。
高墙是修给敌人的，更是修给自己人的。对于人口的严格控制，对于思想和行动的严格控制，对于贸易和金融的严格控制，可以确保生产资料都留在这片土地上，肉烂在锅里。
高墙可以规避外部风险，就像乌龟的壳子，可以隔绝外部风险、避免自身的生态受到干扰和感染，用想当然的最低成本来确保统治格局不变。
确实，高墙是强大的标志，巨大的人力物力，并非一般国家可以建造。经历了一战中大规模攻势作战失利的法国人，在1928年开始开建他们历史上最大的边境防御工事群——马奇诺防线。
第二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都没有阻止他们继续把更多的钱投入这个可怕的无底洞。这条挡在法德两国边境上的隔离墙全长约390公里，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十分坚固。内部拥有各式大炮、壕沟、堡垒、厨房、发电站、医院、工厂等等，通道四通八达，较大的工事中还有有轨电车通道。尽管很多像轰炸机、远程火炮、坦克这样的新式武器已经在一战中崭露头角，但法国人依然固执的认为马奇诺防线可以保住脆弱的和平。因而，牺牲军费的其他部分来完成这堵昂贵的墙也在所不惜。整个工程一直持续不断的进展到二战爆发后的1940年5月为止。
390公里，11年的工程，50亿法郎，德国人几个月就搞定了，直接绕过马其诺防线。修筑马其诺防线的时候，大规模快速的陆军地面侵略战争还是一项很漫长的小概率事件。恰恰在那10多年，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发展神速，快速机动的闪电战，什么墙都能翻过去，或者绕过去。
当年意淫的战略战术，大纵深，从容的布防，丝毫不存在。 恰恰由于墙的存在，牵制了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的腹背受敌，直接被秒杀。
修墙，是一种肾虚的表现，是农业时代的残留特征。无法面对科技进步的碾压，无法解决自己内部问题，更因为阻断外部渗透，让自身生态快速退化和衰老。
无论封建王朝还是现代政体，国家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统一赋税、统一市场、统一的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基础建设）、统一的转移支付（社保+养老等等）。当向心力或者战斗力出现问题的时候，铠甲和高墙解决不了内脏问题。高墙所带来的缓冲，是非常短暂的。
柏林墙倒塌后，人们坐上围墙庆祝.
高墙之下，世界并不平坦
美国也开始修墙了，我们很难判读这是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 美国人和汉武帝一样，做了很多场远征。推翻萨达姆，却最终换来了伊朗人支配伊拉克；推翻卡扎菲，却换来了难民危机和更激进的反美武装，利比亚是一本乱帐；推翻穆巴拉克，却换来了极度厌恶西方的穆尔西政权，动摇了美国在中东的威信。
美国原本希望输出意识形态，输出自己的『操作系统』，让美国的资本和贸易遍及全世界，但是，世界并不是平的，复杂的地区事务和历史悠久的宗教和种族矛盾就是一个巨大的泥潭，一脚踩进去就可能要命。
这是为什么美国不愿意真正在朝鲜半岛动手。一旦金氏政权灭亡，朝鲜半岛获得统一，韩国对美国的依赖也将终结，美国付出了那么多，最终的果子，恐怕并不是美国人能摘到的。
当年英国人的经验，美国人都领悟到了，影响世界并不是掠夺的艺术，知进知退才是最高明的政治大作手，只有让世界不平坦，才有充分的套利机会，留下若干地缘政治的钉子，才能『无为而治』，成为平衡手，成为改变局面的最大杠杆。
另外，高墙之下，折射的是生产资料的变化。
除了黑人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亚洲和北美都在老龄化的进程中，无法回头。人口结构的退化，共识的退化，内部矛盾的尖锐，外部的开疆拓土很难再吸引美国。 另外，核心生产资料已经是顶尖的科技公司，苹果公司一家的外汇储备是整个俄罗斯的好几倍，对外掠夺一大波落后生产力，图什么呢？左派的大量崛起也与此息息相关。
而且，真正威胁美国总统安全的，不是外部的朝鲜，而是内部的希拉里和汹涌澎湃的弹劾浪潮。Twitter上弹劾川普的内容多达数百万条，每一个川普的发言下面写满了弹劾的呼声。川普总统为了税务改革，不惜要抛出肯尼迪被刺真相的解密文档。 说白了，就是不惜要公布美国政治的实际控盘者，以此逼迫民主党人士让步。
美国人的墙是为墨西哥人修的，也是为自己修的。
专注于国内事务，外面的事，死人再多，都是小事。非法移民问题、历史问题（南北战争）、教育问题（教育种族平权问题）、医保问题，同性恋平权问题等等，才是当下最重要的。放任亚洲核扩散，放任一场亚洲危机轰轰烈烈的扩散，对美国来说，才是符合利益的结果。
拼命造核武器的朝鲜安然无恙，放弃核武器的卡扎菲死无葬身之地，一些领土纷争的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甚至中东国家心里怎么想，如何抉择？不言而喻。
墙是世界的隐喻，墙升起，生灵涂炭在即，墙倒塌，天下太平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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