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挺尊崇戴高乐将军。2005年，他被法国国家二台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国人。
但他也不是一顺百顺，随心所欲的。
二战开始，法国被德国打败，戴高乐在海外领导自由法国奋战。1944年8月19日，戴高乐将军率先进入巴黎，25日解放巴黎。11月，他成了临时总理。
按说，功劳如此之大，是该称王称霸了。但没几个月，因为左派不希望总统权力过大，否决了他的提案，他还是被迫辞职了。
到1958年12月，他才以近古稀高龄，重新当选总统，当了两任，十年。期间为法国搞出了核武器与人造卫星，与中国建交以显示自己独立于美国立场之外。1968年国会选举大胜。
但是到次年4月，因为一个我不能多说的提案被否决，他辞职下台了。
法国人对这位国家英雄，是不是稍微苛刻了点呢？
是，也不是。
2002年，BBC评选史上最伟大英国人。丘吉尔当选。他老人家领导英国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不必复述。但英国人民对待他，与法国人民对待戴高乐有类似处：法国是巴黎刚解放，二战刚结束，就要戴高乐撂挑子；英国是二战刚结束，丘吉尔就在大选中惨败，输给了工党领袖艾德礼。于是丘吉尔只好说出那句经典自嘲：
“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说法。
——古希腊人的确就这么忘恩负义。名将地米斯托克利带领希腊人打赢了萨拉米海战，把波斯人号称百万大军赶了回去；但之后，人民怕他当军事寡头，用陶片放逐法请他走人：谁让你功劳大，会威胁到我们呢？
戴高乐、丘吉尔与地米斯托克利的遭遇，听来都有点匪夷所思：按说功高盖世，不该以天下养吗？
但连二千年前的古希腊人都明白这点：功劳归功劳，但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不能将权力当做功劳的赠品啊——并不能说，因为你打了天下，所以天下就是你的了，可以代代相传嘛！
后来明末清初黄宗羲先生认为，为君者不该是“以天下奉一人”，而该是“以一人奉天下”。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还让康熙特意念了这句话呢。
当然了，熟读历史的诸位，自然明白：事权统一，也不是坏事——可以放开手撸起袖，集中力量办大事嘛！
曼库尔-奥尔先生有本名书，《国家兴衰探源》。他的理论是：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
——说直白点：事权统一，经济增长快；利益集团多，经济增长便慢。
当然，达龙·阿西莫格鲁先生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寡头社会在最开始，可以集中资源干大的，经济起飞；但时候久了，资源配置会——相对于开放社会——逐渐恶化，然后发展速度降下来。
好比《神雕侠侣》里的蛤蟆功，开始进步神速，远快过全真教内功；后期就慢了。
熟读历史的诸位，也一定明白：大权集于一人，的确在最初能躲过派系倾轧，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久而久之，自有新的派系与新的斗争方式出现。彼得一世就说过，俄罗斯所谓的腐败，就是权力的滥用嘛。只是他们的争斗，已不止是争夺利益，而是权力之斗，事关生死了。
所以中国古代贤君，当政时间长了，都会出这种幺蛾子：无论早年如何圣明如何肃清各派势力，晚年多少都会被各色新派系撕扯得很痛苦。
所以，法国人与英国人对待戴高乐与丘吉尔的方式，包括希腊人对待地米斯托克利的方式，未免无情，可能效率低下、大费周章，却是用制度与规矩，确认了国家的起伏，相对小那么一点：所以我们说西方国家嘛，好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但坏，一时却也坏不到哪里去。
健全制度的存在，就像安全气囊，一环扣一环，到后来肯定很烦人，很磨叽，很阻碍雄心壮志，但多少可以让人放心——健全制度不是为了保证能好到哪里去，但能保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I used to rule the world
Seas would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s I used to own
将历史拉长来看，城头变换大王旗，那是一定的，只是分早晚而已。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世道变得太勤太快，当然不是好事；但一直不变，却也不太好。规律地、稳健地与时俱进，那自然是最好的。
从整个历史上看，世上未有兴而不衰之帝国，不落之太阳，不堕之光荣.
但他也不是一顺百顺，随心所欲的。
二战开始，法国被德国打败，戴高乐在海外领导自由法国奋战。1944年8月19日，戴高乐将军率先进入巴黎，25日解放巴黎。11月，他成了临时总理。
按说，功劳如此之大，是该称王称霸了。但没几个月，因为左派不希望总统权力过大，否决了他的提案，他还是被迫辞职了。
到1958年12月，他才以近古稀高龄，重新当选总统，当了两任，十年。期间为法国搞出了核武器与人造卫星，与中国建交以显示自己独立于美国立场之外。1968年国会选举大胜。
但是到次年4月，因为一个我不能多说的提案被否决，他辞职下台了。
法国人对这位国家英雄，是不是稍微苛刻了点呢？
是，也不是。
2002年，BBC评选史上最伟大英国人。丘吉尔当选。他老人家领导英国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不必复述。但英国人民对待他，与法国人民对待戴高乐有类似处：法国是巴黎刚解放，二战刚结束，就要戴高乐撂挑子；英国是二战刚结束，丘吉尔就在大选中惨败，输给了工党领袖艾德礼。于是丘吉尔只好说出那句经典自嘲：
“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说法。
——古希腊人的确就这么忘恩负义。名将地米斯托克利带领希腊人打赢了萨拉米海战，把波斯人号称百万大军赶了回去；但之后，人民怕他当军事寡头，用陶片放逐法请他走人：谁让你功劳大，会威胁到我们呢？
戴高乐、丘吉尔与地米斯托克利的遭遇，听来都有点匪夷所思：按说功高盖世，不该以天下养吗？
但连二千年前的古希腊人都明白这点：功劳归功劳，但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不能将权力当做功劳的赠品啊——并不能说，因为你打了天下，所以天下就是你的了，可以代代相传嘛！
后来明末清初黄宗羲先生认为，为君者不该是“以天下奉一人”，而该是“以一人奉天下”。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还让康熙特意念了这句话呢。
当然了，熟读历史的诸位，自然明白：事权统一，也不是坏事——可以放开手撸起袖，集中力量办大事嘛！
曼库尔-奥尔先生有本名书，《国家兴衰探源》。他的理论是：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
——说直白点：事权统一，经济增长快；利益集团多，经济增长便慢。
当然，达龙·阿西莫格鲁先生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寡头社会在最开始，可以集中资源干大的，经济起飞；但时候久了，资源配置会——相对于开放社会——逐渐恶化，然后发展速度降下来。
好比《神雕侠侣》里的蛤蟆功，开始进步神速，远快过全真教内功；后期就慢了。
熟读历史的诸位，也一定明白：大权集于一人，的确在最初能躲过派系倾轧，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久而久之，自有新的派系与新的斗争方式出现。彼得一世就说过，俄罗斯所谓的腐败，就是权力的滥用嘛。只是他们的争斗，已不止是争夺利益，而是权力之斗，事关生死了。
所以中国古代贤君，当政时间长了，都会出这种幺蛾子：无论早年如何圣明如何肃清各派势力，晚年多少都会被各色新派系撕扯得很痛苦。
所以，法国人与英国人对待戴高乐与丘吉尔的方式，包括希腊人对待地米斯托克利的方式，未免无情，可能效率低下、大费周章，却是用制度与规矩，确认了国家的起伏，相对小那么一点：所以我们说西方国家嘛，好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但坏，一时却也坏不到哪里去。
健全制度的存在，就像安全气囊，一环扣一环，到后来肯定很烦人，很磨叽，很阻碍雄心壮志，但多少可以让人放心——健全制度不是为了保证能好到哪里去，但能保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I used to rule the world
Seas would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s I used to own
将历史拉长来看，城头变换大王旗，那是一定的，只是分早晚而已。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世道变得太勤太快，当然不是好事；但一直不变，却也不太好。规律地、稳健地与时俱进，那自然是最好的。
从整个历史上看，世上未有兴而不衰之帝国，不落之太阳，不堕之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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