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的大节日，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可以与中秋节并列第二。
端午节的来历，源于屈原在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40年至前278年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生于楚国丹阳（今河南），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举贤能，修法度，联齐抗秦。后遭同僚排挤，被流放，在长沙附近汩罗江以投江自杀表示忠君。
屈原创造了新诗体楚辞，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屈原的诗歌具有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表达了对楚国的热爱与忠贞，也体现了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
但屈原以死明志的忠贞，是对君主的。且官瘾很大，不得志便投江自尽，今日看来，是风骨、情性有余，气量、谋略不足，大不足取。
由于古人钦佩忠臣，便有了在农历五月初纪念屈原的端午节民俗。
端午民俗中赛龙舟、吃粽子是纪念屈原的。但挂艾草、给孩子抹玄黄等习俗，与纪念屈原没有多大关系。
春夏交替易生疾病，人们认为挂艾草、给孩子抹玄黄，能辟邪除疫。是珍重生命的卫生意识，希望逢凶化吉，是这些习俗产生的主要原因。
描写端午的诗词曲很多，我比较喜欢元代马致远的【仙吕·青哥儿】散曲《五月》。曲中写道：
“榴花葵花争笑，先生醉读离骚，卧看风檐燕垒巢。忽听得江津戏兰桡，船儿闹。”
曲子很短，是首小令，非常生活，读来感同身受。
前些年我也写过一支《端午》小曲，在这里献丑晒晒：“这河不是汨罗，游客忒多。嘻嘻，姑娘追小伙，大爷搀太婆，俊嫂嗔憨哥。屈子今何在？寂寞离骚，冷落九歌。‘艾草，两元三把；粽子，七毛一个！’”
如今物价飞涨，艾草十元只能买一把，粽子一个都要两元了。
传统的赛龙舟也逐渐稀少，楚辞和诗经更绝少有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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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诗人及其国殇反思
“端午节”又称“双五节”、“端阳节”，加上春节和中秋节，乃中华文化重要三节之一。此节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为悼念亡国之恨而投汨罗江自尽的爱国日。
每到了这隐喻着国殇的日子里，民间百姓怕爱国者屈原的身体被连年饥荒而正饥渴的鱼群分食，纷纷自制米粽投江喂鱼，日后历经传说的浪漫化，米粽蔚为一项民间美食料理。而在抗日战争爱国运动四起的历史时刻，因屈原创作《离骚》诗作有成，而由重庆文人们发起将此纪念日称为“诗人节”。
诗人感时忧国，历史之心其实比节日更复杂而纠结。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文化历史中最为动荡不安的朝代。诸侯据地为王，群雄称霸，知识人多半只能委身成为被豢养的士大夫，为称霸王权服务。然而，正直诚实的屈原，直言劝戒当时的楚怀王，以合纵连横之策联齐抗秦。事成后楚国壮大，不料楚怀王却听从小人之计而罢逐屈原。他被迫离开了首都后流放汉北，只好吟诗写作逍遥去也。没想到，听从小人之言的楚国急于扩张，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秦国大举挥军灭国。爱国的屈原不忍见到自己钟爱的国家灭亡，最后投江自尽以明志。
当我们现在有了历史的距离回头去重看战国时代的历史，有更多的历史纹理值得反思。首先，在战国时代里，有众多知识人和士大夫，但没有一个为众国接受的真理和道德标准，王朝和知识社会过度仰赖士大夫的合众连横与权力倾轧，反而在价值和理念上莫衷一是。这种王权中心化的唯权力关系中容易让君子受难，小人得势，正义耿直的人不容易出头发言，对出仕者的评价不够公平。知识也仅能变成次要的资料系统，无能独立地在政治决策或思想道德上扮演领导角色。
其次，屈原的故事在民间源远流转，以一个爱国者的名义而成为中华民族英雄。从春秋战国时代，一路历经了宋、元、明、清等朝代，甚至随着华人移民的路线，流传到台湾、东南亚和北美等世界各地。乱世中，民间始终期待着朝廷之中理应存在着一位正义直言的英雄，就好像民间始终渴望着“包青天”在司法不彰的时代中来主持正义一样。如此这般对耿直英雄的渴望，以及对英雄受难而始终未获平反的哀矜，说不定才是民间历经千年而仍举行各种庆典背后最深刻的意涵。
一个爱国者，被放在当今那种只重视私人利益、私有财产、金钱和名利的喧嚣消费市场中，也许是一个笑话。然而，在战国时代那样人民因各地诸侯举战而导致民生凋敝、家破人亡又颠沛流离的动荡时代中，爱国者及其爱国意识便成了不可或缺的自救之道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华民族这博大悠远的民族，在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之后，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并不顺遂，一直在国家边界划定之间接受苦难的挑战。在时序进入二战和全球化年代后，内有各地方政府自主抬头意欲据地为王，又拉回了类似战国时代的群雄割据状态，外有超国家的经济贸易组织想以无关税壁垒的自由市场来并吞，是一个更大地理尺度的战国乱世。
除此之外，还有帝国战争时期被割据的殖民地回归问题，以及隔离了太久的殖民地意欲独立建国的问题等等。从台湾的角度观之，则是我们仍没有离开或超越上一个世纪帝国战争后对这个民族所设下的冷战框架、地理切割与意识形态紧箍咒的问题。身处在各种尺度地理划界之内的“爱国者”，若是没有一个新时代可沟通的知识系统，去建立一个可被诸国接受的新时代价值和道德标准，以超越诸侯小国的国家划界暴力，他们将可能会讽刺地重复战国乱世中屈原的命运及其国殇诅咒。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晨昏时间飞驰总不停留，春去秋来时序轮回。看见花草树木凋零，年少岁月亦多逝去。既未趁年轻力壮时改去恶习，何不现在就改变态度。我想驾驭良马奔驰而去，请在我前方为我引路。文人屈原在不得志时，以创作楚辞来自愉，其中不乏个人身处乱世而保身的哲理与智慧。只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国家和世界，其规模和尺度已远远超过战国时代的楚国，个人化的处世之道，或许已不足够，或许已到了应该彻底改变思考路径和模式的时候了。谁说，这不正是在家家户户吃粽子、划龙舟、祭祀迎神以纪念诗人屈原的粽香飘逸时刻里，最值得爱国者你或我该深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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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过端午的时候，我们该招点什么样的民族魂？
题记：几千年前的端午日，伍子胥被抛尸钱塘江，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太史公怜悯他们的身世，在《史记》中写下《伍子胥列传》和《屈原贾生列传》。几千年后的今天，端午日成了国民假期，但沧桑往事依然如在目前。值此端午日，再读《离骚》，我们应该对谁说那句“魂兮，归来”？
2296年前的今天，楚国人屈原在汨罗江自沉，所以今天虽然是星期一，大家仍然可以在床上躺着刷微信。毋庸置疑，屈原就是中华文明史上最牛逼的诗人，没有之一，因为只有他实实在在地为当代人谋到了一天假期的福利。
既然是假期，股市不开盘，咱们闲着也是闲着，今天就来聊聊端午、屈原，以及其他。
一
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端午就是屈原逝世纪念日，这其实是一种误会。屈原沉江那天或许正是端午，但端午绝非为屈原而设，只是二者恰好重合，后来就干脆放在一起搞活动了。这种误会主要是主旋律使然，但主旋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一个问题，但总之我觉得大家应该全力支持主旋律，因为若非如此，今天大家就得在工地里顶着烈日继续搬砖，刷手机刷的就没现在这么惬意了。
端午端午，起始为端，阳辰为午，顾名思义，这是个时间概念。“端”是起始的意思，代表开端；古人又以正月为“寅月”，那么按地支排序，五月为“午月”，而午时又为“阳辰”，所以“端午”也叫“端阳”。古代“午”与“五”同义，所以慢慢演化下来，就变成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端午起于神话传说时代，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固定的祭祀习俗，那时候屈原还没出生，所以端午其实与屈原之死并无半毛钱关系。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他的一生比较悲催。
青年时期的屈原曾经自发组建过“抗秦救国军”。他既具备一些战术素养，又擅长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是一个司令员兼政委式的人物，在他的组织下，秦军被击退了。楚怀王赏识他的才能，让他进京任职。
屈原有这样良好的开端，本该有美好的前程，但他骨子里是一个热血文艺青年，对政治并不在行，所以很快就把自己的人生搞得悲催起来。他在京城搞变法改革，触及旧贵族的利益，成了贵族公敌，于是很快就被流放汉北。此时张仪在秦国受到重用，他以外交手段破了楚齐联盟。无脑的楚怀王连续三次进攻秦国，全部战败，这时候怀王想到了屈原，他让屈原出使齐国，重修旧好。但屈原完成使命归来之日，再次被怀王疏远。
人生不幸诗家幸，屈原在极大的忧愁之下，写下了千古名作——《离骚》。
秦楚停战后，秦邀请楚怀王到咸阳进行国事访问，屈原力阻，但怀王还是去了。结果秦挟持怀王为人质，要求楚国割地，楚国不肯，于是双方再战，秦军破楚，斩首五万，取城十六座。怀王死后不久，屈原再度流放江南十六年，在那里，屈原创作了《九章·悲回风》。
周赧王三十七年，白起攻楚，郢都被破，楚顷襄王逃难。消息传来，绝望的屈原在汨罗江自沉，终年62岁。
屈原这种人是统治者最钟爱的类型。他们有才能，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用；他们又有与生俱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论怎么虐，他们都永远爱着君王。挥之即去，召之即来，来则能用，用完随时可扔，这样的人才谁不喜欢呢？
有人说，屈原这样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本就是楚国贵族。但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人的国家观念很淡薄，身份并不是自由的桎梏。比如韩非子，他也曾经深爱韩国，但韩国不用他，他立刻就去了秦国。比如孔子，虽然是鲁国人，但他也曾周游列国，他没能留在那些国家是因为人家不认同他的学说，如果别国愿意用他，你以为他还会回鲁国去？由此可见，屈原对国君的忠在那个时代其实挺另类的。
那么，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人，究竟是在怀念他的什么精神呢？
二
太史公对屈原抱有深深的同情，称他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并将他与西汉大才子贾谊一起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做纪念。太史公是中国文明史中最出名的伯乐，如果没有这篇《屈原贾生列传》，当代人恐怕已经不知道屈原是谁了。正因有了太史公的如椽巨笔，所以屈原虽然生前是个苦情剧男一号，但身后名倒还不错。
不过，太史公对屈原虽然很同情，但他其实并不认同屈原的忠义观。
陈寅恪先生说，对于历史，要常怀“理解之同情”，太史公对于屈原就怀有这种“理解之同情”。然而，虽然理解，也很同情，但并不认同，因为太史公自己的一生就是个温和的自由派。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巅峰时代，那个时代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那样的时代之前从未有过，之后也不会再有。在那之后，中国再也没有批量出现过那么多思想家，所以那个时代既是中国历史的幸运时代，也是中国历史的哀伤往事。
经过秦的混一宇内焚书坑儒，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人的思想越来越统一了。人们习惯于接受灌输，而不再自行思考。这一切都让太史公心生悲凉之意，故而有了《史记》这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太史公生于西汉景帝年间，与战国相去不远，他的思想很有先秦遗风，骨子里就有自由的火种。《史记》在当代被视为正史，但其实它当初是一本私史，是太史公的私人随笔。作为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它居然没有按照历史的天然轴线时间轴来写，足见太史公当时就是个非主流作家。
在《史记》中，太史公秉承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作风，坚持将汉朝当初的大对头项羽、荼毒汉室贵胄的吕雉也列入本纪，这样的事情像屈原这种知识分子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太史公对自己的君主也远没有屈原那么热爱。汉武帝一生建树颇多，但在太史公笔下，重点写的都是些封禅、祭天、祈求长生之类的妄事。太史公与汉武帝私怨很深，这样做本来也属正常，但一个人能在史书里诋毁当时还在执政的皇帝，这既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强大的独立思维能力。思想上被阉割过的御用文人们无论如何都是做不到的。
屈原对楚王就无怨言吗？不，他也是心怀宿怨的。这一点太史公非常清楚，他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离骚》就是屈原的怨，这种抒发怨气的方式在很多时代都备受主旋律的推崇，因为这种哀怨对政局其实无伤大雅。故而，中国出了许多以“香草美人”自比的男人，他们都爱写“闺怨诗”。如果被不太了解这个文学传统的外国人看到，心里可能多少会暗暗嘀咕一下中国古代文人骚客们的变态。不过，这种事到了明清时期也就基本销声匿迹了，因为统治者的治国思路变了，再写就有“诽谤圣朝”的嫌疑，没准还会招来灭门之祸。
太史公对屈原固然有理解之同情，但他们不是一类人。
三
尽管主流观点认为端午节是在纪念屈原，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端午节是在纪念另外一位楚国人——伍子胥。
伍子胥生活在楚平王时代，比屈原要早很多年。让我们先来看看伍子胥的生平。
在伍子胥的年代，楚国奉行的国策是联秦制晋，为了巩固联盟，平王派太子少师费无忌替太子建去秦国迎娶秦女孟嬴。费无忌回来之后，极力渲染孟嬴貌美，平王对孟嬴动了心思，费无忌就顺水推舟地劝平王自娶孟嬴，平王果然笑纳了，但这样一来，费无忌要想保全性命，只有杀死太子建这一条路可走。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太子太傅，天生的太子党，费无忌必须除掉伍奢。
伍奢下狱，费无忌建议平王让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召他们回来，然后斩草除根。伍奢完全清楚平王的用意，但他居然真的写了这封信。收到信后，哥哥伍尚要回去，弟弟伍子胥不肯回，他想远走他乡，将来借兵报仇。这时候哥哥说：“我知道回去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但父亲召我们去，如果不去，以后又不能报仇，到头来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但伍尚是个好哥哥，他鼓励弟弟逃走，自己选择了死亡。
伍子胥先是去了宋国，投奔早先逃亡到那里的太子建，然后又去了郑国。在郑国，太子建与晋国人勾结，里应外合，准备颠覆郑国，事情败露，太子建被杀。此时，伍子胥抛弃太子建，去了吴国。在吴国，伍子胥先是投靠吴王僚，然后又投靠公子光，为了伐楚报仇，他还将刺客专诸献给公子光。专诸刺杀王僚，公子光继位为吴王阖闾，派孙武、伍子胥伐楚，攻陷郢都，几乎亡楚。郢都陷落后，伍子胥发掘楚平王陵墓，亲自鞭尸三百以复仇。伍子胥旧友申包胥逃亡秦国，七日哭于秦廷，秦哀公怜之，出兵击败吴军，恢复了楚国宗庙。
阖闾死后，夫差继承王位，伍子胥助夫差攻越，迫使勾践投降。伍子胥想一举消灭越国，但夫差不肯。伍子胥对他的儿子说：“我曾多次规劝大王，但他不听，我已经看到了吴国的末日。你与吴国一起灭亡，没有好处啊！”于是他将儿子托付给齐国人。那一刻，伍子胥想到的是多年以前那个鼓励他逃走的哥哥。
不久，夫差让伍子胥自尽，伍子胥愤恨之际，留下遗言，要求家人将他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城门上，他要亲眼看着越军灭吴。夫差盛怒之下，于端午日将伍子胥尸首弃于钱塘江。吴人哀怜他，以端午日纪念伍子胥。
在伍子胥的故事里，有几处很特别的地方。
首先，楚平王显然不是什么好人。他为了一己私欲，将孟嬴纳入后宫，逼得费无忌、太子建、伍奢、伍尚、伍子胥等人全部悲剧，而且让与此事毫不相干的楚国军民白白牺牲。这样一个贪淫好色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人物居然还让伍奢为之效忠，这是什么鬼？
其次，太子建一样不是什么好人。他逃亡郑国，受到优待，郑国人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而他居然勾结晋国，想颠覆郑国。这种人事败被杀，死不足惜，但伍子胥这么会变通的人物为什么居然也追随他直到他死去？
另外，伍子胥的忠义观一生也曾多次转变，这种转变也有点意思。他是平王的臣子，为了报仇，他不惜辗转列国，最终发棺掘冢，鞭尸三百；他是太子建的臣子，太子建背着他做间谍，连累他过昭关一夜白头，但他没有对太子建做过什么报复的事情，只是他也没有再追随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他投奔吴王僚，虽说没受重用，但也没受迫害，好歹有了安身之处，但他窥破公子光的心事之后，没有举发公子光，而是献专诸以刺吴王僚；夫差对他不满，他早知道夫差会处死他，但他这一次只让儿子逃往齐国，自己却接受了自尽的命运，这与年轻时候的伍子胥判若两人。算起来，伍子胥只有在阖闾时代还算君臣相得。
太史公写过《伍子胥列传》，从这篇列传看，显然伍子胥在太史公心目中的地位比屈原要高，因为伍子胥独享了一篇列传，而屈原却只能和贾谊共享一篇。太史公在《伍子胥列传》中写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由此可见，太史公对屈原怀同情之心，对伍子胥则有些钦佩之情。
那么，端午节纪念伍子胥的人，又是在怀念他的什么品格呢？
四
伍子胥和屈原都不是儒生，在他们的时代里，儒家的影响力还很小，所以不能将他们的忠孝节义观念归结于儒家学说。他们的行为意识里反映的都是人类天性里永恒的孤独感。
《离骚》是屈原的自传，他在其中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我们从这个起手式中也可以管窥屈原的心境。
屈原姓芈，与楚王同姓，是楚武王的后裔，这一支族人封地在“屈”，所以以屈为姓。在屈原时代，战国乱世已经接近尾声，而国家观念则刚刚萌芽。他有朴素的国家主义情结，但囿于历史局限性，他并不清楚国家这个组织的利与弊。屈原情感充沛，但个性上并不刚强，他没有韩非、伍子胥那样决绝的勇气，所以他即便被楚怀王父子反复蹂躏，也无法选择弃国他投。一方面，帝室贵胄的血统是他所引以为傲的，楚国是他的精神家园，离开楚地他就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他为楚国主流社会所不容，楚国又是他的痛苦之源，留在楚地他又痛苦万分。去留两难，来往皆苦，是为无间。佛家八地狱，无间最苦，这就是屈原的苦难境遇。《涅槃经》有云：受身无间者不死，寿长乃无间地狱中之大劫。62岁的屈原在那个时代里就是长寿之人，而长寿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大劫。无间太苦，所以屈原愤而沉江。
至于伍子胥，他虽然比屈原决绝果敢，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无间地狱里的幽魂。
伍子胥从楚地逃亡，追随的是太子建，他依然期盼太子建能重返故国，为他昭雪沉冤，然而太子建的人品也不过如此。阖闾固然助他复仇，但阖闾也是在利用他的才华去征服楚地，在吴国君主的内心里，伍子胥始终不过一客卿。到了夫差时代，这位客卿的存在感就越来越低，毕竟吴地不是他的故乡。夫差要杀他，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逃跑的心境。跑出去又如何？难道再借一次兵来灭吴？灭了又如何？周而复始，何时可休？不如归去。
在此之前，伍子胥已经将儿子送到齐国，但他没有叮嘱他的儿子将来要复仇。假如他真的对那个孩子有所训诫的话，我宁可相信他是让他以后在齐国平平静静地生活，不要想太多。
对楚国深沉的爱成了屈原一生的羁绊，而对楚国刻骨的恨则成了伍子胥一生的梦魇，然而恨与爱是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是桎梏这两类幽魂的锁链。中国人对祖国的情感就像是屈原和伍子胥的复合体，去留两难，来往皆苦，只得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反复煎熬。
五
太史公年轻时曾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尽管这两位老师都是大儒，但太史公自己却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他的思想更像一个倾向于道家的杂家。这一切完全得益于太史公渊深的家学。他的父亲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评论道、儒、墨、名、法、阴阳六家。
与屈原、伍子胥不同的是，太史公将人生价值的实现托付给了自己手中的如椽巨笔，秦皇汉武也只是他的笔底烟霞。这样的转变让太史公的人生豁然开朗，从此帝王将相的决策已经不能决定他的人生方向，即便刀斧之刑也不能让他改变志向。
其实像太史公这样的人还有不少，比如荀子。
荀子，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他的《劝学》很多中国人都读过，然而了解荀子思想的人很少。因为荀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比较尴尬，很多儒生认为他是一个叛逆者。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孝，有孝则有长幼尊卑，有次序则有君君臣臣。但荀子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认为“孝悌”是“小行”，“道义”是大行，这就动了儒家的根本。人到底应该追求真理，还是应该追求社会次序？这是儒生们经常迷失自我的领域，所以荀卿的学说在儒家内部属于剑宗分支，不为主流气宗所容，乃至于到了晚清，像谭嗣同这样的新派人物都要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这样的话。
人到底应该追求真理，还是应该追求社会次序？到了当代，这个问题本该已经不是问题，但是看看四周，形势并不乐观，而且我们对此无能为力。21世纪了，如果还有谁要把自身之未来寄托于某个君主的圣意，那么确实没有什么力量能拯救他们。
结语
每逢传统节日，必有许多网文刷屏。人们从故纸堆中翻出祖先们的断句残章，以考据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这很好，因为数典忘祖之辈太过浅薄，不足以语人生。
但是，考据之外，我们还应该秉承中华先祖们的自由之精神。诸子百家的时代确实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的祖先曾经的抗争依然记载在史书中，千载之下，不应该只是叹叹而已。
中国的思想史有过黑暗的时代，但也有过群星璀璨的岁月。中国出过许多口称“奴才”的货色，但也出过许多铁骨铮铮的硬汉，什么君臣之说都挡不住他们追求人间正道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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