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美卿彭佩奥以"霸凌"一词，斥中国企图控制南海，已经超越外交辞令，几乎是文化概念了，甚至更是一种地理生物学概念，因为南太平洋，从来不是"汉文化"的势力范围，那里从六千年前就生存着一个海洋文明和族群，汉人反而是外来的。贴一篇读书札记。】
《河殤》曾有「蔚藍色文明」一說，當年頗為標新立異，而我們身陷「黃土高原」，受困於知識的貧瘠和內陸型的封閉，以為那「蔚藍色」獨屬歐羅巴，卻不知近在東方的婆娑之洋上，便有一個龐大民族群體，存活在無數的島嶼上，其領域東西橫跨地球一多半的經度，擁有人口一億五千萬，乃是史前便興起的一個「海洋文明」，人稱「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假說台灣乃南島語族的原鄉
從非洲東部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到南美洲西岸外海的復活節島，再逶迤北上掠過印尼群島、菲律賓，直達台灣，在這浩瀚洋面上，六千年前曾發生過大規模的人類遷徙，稱為「南島語族擴張」，這個神秘的航海族群，是從哪裡來的呢？
大洋上早已渺無痕跡，只留下「語言化石」。「南島語族」共有九百五十九個語言，卻含有相同的關於海洋、水族、熱帶植物的詞彙，由此也引起關於它起源的種種探索和假說。一個驚人的假說，便論證台灣乃是龐大「南島語族」的原鄉，並為國際學界所接受。此說認為南島民族由亞洲大陸而來，可能與侗傣(Kam-Tai)語族或南亞語族（Austroasiatic）原是一家，大約在六千年前分家後，到台灣來，又大約在五千年前，開始從台灣南下擴散到菲律賓群島，主要是北部呂宋一帶；再到婆羅洲、印尼東部，然後往東、西兩方擴散，東至馬利安那群島(關島、塞班島一帶)以及南太平洋，往西則到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直至加洛林群島、波里尼西亞、新西蘭。
接下來，關於來自亞洲大陸何處，又延伸出「西來說」和「南來說」兩種遷移路線。「西來說」指南島語族直接由福建、廣東來到台灣，「南來說」則指此族群從南中國先去了東南亞，經由越南、菲律賓到台灣。到此，這項人類學探源開始摻進現代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西來說」指台灣土著人直接來自大陸，而滿足了「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欲念，「南來說」因為繞了一個彎子，便「撇開了大陸」，則支撐了「去中國化」的意願。其實，「南島語族」究竟來自何處，有那麼要緊嗎？
南島語族被華北漢人逐進大洋
在生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看來，這個「南島語族」，可能是被說漢語的華北人，從亞洲大陸驅趕到太平洋上來的，他們甚至可能就是當年華南人的孑遺。如此壯闊的史前大波瀾，也被戴蒙建構成一種簡略的「語言代換」過程（language replacements），可參見其名著《槍炮、細菌與鋼鐵》。此說基本脈絡是，華北的漢語族群向南擴張，驅趕或同化了華南土著，即那裡的苗瑤語系、傣語系的族群，而後者迫於來自北方的壓力，則從華南掃過熱帶東南亞，包括泰國、緬甸、越南、馬來半島，掀起另一波更為徹底的語言劇變，把先前曾在那裡的語言統統消滅。於是，殘存於大陸漢語海洋中的苗瑤語系，成為語言孤島；南島語系則飲恨大陸，存活於整個太平洋上。（見王道還、廖月娟的中譯本，台北《中時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這本書的理論框架，有點像是把「物競天擇」的達爾文主義，擺進生物、地理、環境等新學科中，做了嶄新的綜合和闡述，要旨無非是，地理環境、氣候、物種等先天優勢，注定了誰能獲得農業的先機，便可獨領風騷於史前，而滯留於狩獵／採集階段的族群，只剩下滅族的份兒，其斷言「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決絕，比天演論有過之而無不及，卻都是言之成理的。「語言代換」寫來輕鬆，卻涉及戰爭、謀殺、傳染病、移民殺戮土著的血腥過程，最後迫使降族採用新語言；而華夏正宗從來蔑視未開化的夷蠻戎狄，漢文明的擴張，一向也是征伐驅趕、招降納叛、改土歸流。神州自古東有九夷，南有百越，相傳楚滅越，而越之子孫流落波濤大海；百越之族則遭北方華夏人擠壓，亦避遁南亞，此皆為上古歷史，恐怕還不是新石器時代那邈遠的一萬年前的波瀾。
戴蒙以演化生物學等多學科重建史前史，也困惑於中國無數其他語言消失而只剩漢語獨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類學研究中，遺傳的證據最有信服力，文化證據次之，語言證據則最弱，但是在中國文明的個案裡，恐怕需要倒置這個順序才行——關於中國，離了漢語和漢字，便什麼歷史、文明都免談，倒也佐證了戴蒙之「語言代換」說的睿見。
史前史：蒸汽壓路機式的「漢化」
戴蒙此大作，劈出第十六章專講中國，標題設為「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從頭到尾都在困惑和質疑這個龐然大物，彷彿是我們星球上一個不自然的孤例，以致於說「連問一句『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都覺得有點荒謬。因為中國有史以來，就是中國」。
他的這些質疑，乃是今天中國人徹底失去的一種想像、思考的維度，我將其歸納為六點：
1、"百代皆行秦政制"，從公元前221年到今天，一直是中央集權制；
2、自從文字在中國地區出現以後，數千年來一直維持單一的書寫系統，而歐洲的拼音書寫系統雖然同出一源，今天卻出現成打的現代系統，互不相同；
3、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因為十二億中國人裡，有八億說「普通話」，這是世界上用語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另外三億人說七種方言，不過都是跟「普通話」極相近的方言；然而一個「正常」國家，如美國和俄國，都是近代才完成統一，國民中應包括許多說不同語言的族裔；
4、中國維持如此長久的統一，亦即其維持語言和文化的一致與一貫，有悖於人種遺傳學。華北人與華南人，顯然因所處環境、氣候差異極大，而遺傳差異也很大。華北人與西藏人、尼泊爾人極相近，而華南人更接近於越南人、菲律賓人。
5、戴蒙所謂的"語言代換"過程，就是"華化"（漢化），始之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南島語族"的形成脈絡如下：
華北漢語族群→華南土著
華南土著→熱帶東南亞土著→台灣
台灣→整個南太平洋
6、他總結：中國至少形成了兩個「獨立發生農業的中心」（independent centers of origins of food product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華北孕育出來的一種文字書寫系統，所向披靡，翦滅了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此乃漢文明一統天下的靈通寶玉。總之，中國的"不自然"概因"統一"得太早，也即"華化"得太徹底。
中國對亞洲三國的漢化
地理生物學所描述的這種史前史的「語言代換」風雲，曾是文明史裡未著一字的。所謂「漢化」，sinification，即中國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擴張，西方漢學領域早有的一個說法，也譯為「中國化」，對應的詞是disinificaion，脫漢。漢唐兩朝，中國文明強盛而遠播四周，但並非無遠弗屆，其間自有其限制。華夏文明覆被四海，無非是漢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還歸功於佛教的法力。漢化的歷史積澱，即「漢字文化圈」／「中國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國：韓國、越南、日本。
漢化第一波的興起，應是漢武帝在西元前一百年征服高麗，佛教被立為國教，中文書寫也被引進，國王還設館教授儒學。但是中國的文官制度卻在高麗無法戰勝當地豪強，也使中國不能徹底控制韓國，到唐朝依然。唐朝改採朝貢制度，接受高麗的藩屬地位，此宗主關係反而使漢化在韓國達到高峰，中國的技術創新、時尚、禮儀皆在韓國落地，上層社會習儒為榮，而平民階層信佛成風。
南亞的越南，卻在文化上更獨立一些。漢唐之間，中國征服越南，並引進其稻米種植，北方的農業和人口增長甚為受益，越南則從中原學來灌溉技術，其農業也受益匪淺。越南對漢化，沒有韓國順遂，其區別在越南人的忠孝觀和婦女地位，跟中國有明顯差異，儒家的父權制（patriarchy）在此沒有適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歡迎。中越之間的交換互利，似乎可以歸結為兩件大事：大米與佛教。
漢化在日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識的（intentionally）選擇性吸收。西元六四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國的中央集權制，日本文人皆苦練中國書法和儒家經典。奈良時期佛教更是盛極，有五大寺，後來唐朝鑒真東渡，於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於是有了奈良七大寺。日本直接、間接從中國傳入六個佛教宗派或學派，晚唐以後自然還有禪宗傳入。
綜上所述，華夏澤被，皆朝東南：一個島國、兩個半島。漢文明背後的亞洲腹地，則是遊牧人的跑馬場，於是「漁陽鼙鼓動地來」，盛唐嘎然而止。農耕族群與遊牧族群的爭奪生存空間，即胡漢之爭，充填中華兩千年史，戴蒙教授的遊戲規則到此失靈，農耕人並不佔便宜，毋寧是幾番夷狄入主，明末顧炎武所謂「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說十三世紀的「蒙古風暴」洗劫歐亞，萬里荊棘銅駝。野蠻人有時候也「創造歷史」。漢文明在血泊裡依舊有「同化」的韌力，不覺自己也被野蠻「同化」了幾分，卻是無人深究的。
近代化與亞洲的脫漢
東南方瀕臨大洋的「漢字文化圈」，到近代民族主義興起，便面臨瓦解，因為近代化過程總是伴隨著語言運動，連中國本土都有「五四新文化」。漢字書寫系統的正統地位受到挑戰，稱為「脫漢」，在東南「三國」又大異其趣，緩急分殊。
如越南，十七世紀法國傳教士帶來羅馬拼音字母，起初也不能與漢字相抗，直到越南獨立，特別是胡志明得手政權後，羅馬化越南文由國策扶植，遂將漢字驅逐。在朝鮮半島，北韓情形類似北越，即共產體制於一九四九年全面廢除漢字，改行十五世紀韓人自創的「訓民正音」；南韓則廢止不徹底，夾雜使用漢字不絕如縷，後來政府又頒佈「新訂通用漢字」千餘字。日本又類似南韓，其文字改革初頗激進，有以假名全面取代漢字、羅馬字化、限制漢字三種方案，後因混亂而終止，改由日本政府不斷頒佈「標準漢字表」，終使千餘汉字穩定在日文裡。
這種「脫漢」的情勢，也是近代一股潮流，所謂「中心衰落，邊緣崛起」，歐洲亦然。頗可玩味者，不只是民族主義者／共產黨人在文化變遷中的操弄角色，更是文化認同抗拒的逐級遞升——越邊緣，抗拒越激烈；而且，在一個反西方、反傳統、反漢化的鏈條中，中國只是一個次中心，位置尷尬，卻也暫時被冷戰的新格局掩蓋著。有一個所謂「共產主義陣營」關係，臨時替代了中國與韓、越（皆為北半部）的歷史關係，而且是舊式宗主關係的復辟；而在冷戰的另一側，即「工業東亞」，三十年前的「亞洲四小龍」，也是一個神話，此四地的經濟發達或因緣於冷戰超強博弈之偶然（如韓戰），亦不過是國際資本運作的结果，卻過度解釋為「儒家文明現代化」，繼而又作「民主轉型」的延伸敍述，其實台韓兩地只具跛足民主制，而港新兩地從未有過。冷戰外殼褪盡，中國大陸的帝國舊姿態必然再現，當它面對破碎的「漢字文化圈」，也只能望洋興嘆，卻惟有一個台灣，因為跟它的文化關係更加曖昧，而逃脫不了。
台灣文化的認宗歸祖
在漢文明的地緣文化上，東亞的台灣離北京最近，政治分離殊為不易，若某種機緣湊巧，或能走掉，但它稍縱即逝，一旦錯過，便只剩徒勞，其中是否也包括文化認同的抗拒呢？這是本文所感興趣的。在這一路向的話語中，南島語族的再發掘，自然提供了遼闊的想像空間。
一九六四年在台灣發現的「大坌坑」，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絕對是文化認同的強大原初資源。哈佛考古學家張光直詮釋：「在中國有兩群早期農業文化平行發展：一為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另為東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前述戴蒙教授已指出，一個農業發生的中心，便意味著一脈文明，台灣島與整個華夏文明，竟平起平坐了，令對岸的「統一」話語霸權大打折扣；設若一個龐大的海洋文明在台灣找到了「祖庭」，這個島上的總統再去「遙祭」遠在陝西的黃帝陵，就有點勉強了。
但是，關於台灣文化上的「認祖歸宗」，又有時間上的另一種「遙遠」：調頭轉向認同那萬頃碧波裡的南島語族，自然是台灣原住民的歸宿，可對於無論四百年前，還是六十年前來到此島的兩撥大陸族群來說，也似乎有點勉強。這遙遠，是四百年與七千年的距離；或許，把南島族群趕出大陸的，恰是四百年前過來的那個族群的祖先，即華南人呢？而七千年前就分叉了的兩個文明，是不能由你任選一個的。
「去中國化」，是否即指台灣人要去走一趟「脫漢」，即「漢字文化圈」那三國曾走過的路？能走得通嗎？把文化認同當作政治分離的鋪路石，是一件斬筋拆骨的事情，末了也只能構築一座海市蜃樓；將漢字書寫系統，當作中國「大統一」的替罪羊去攻擊，純屬幼稚思維。還不要去說，一個族群拋棄它唯一擁有的一個書寫系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即使看一看韓、越、日三國的前轍，便知輕率拆卸文字書寫系統（「文字改革」）的後果是什麼，如韓國人的後代，已經無法閱讀他們祖先的典籍。「脫漢」後的韓國，還生成一種「黑色幽默」，近年來不斷跟中國人爭奪漢文化「祖宗品牌」的專利權，聲稱諸如活字印刷術、針灸、圍棋、粽子，甚至漢字，都是他們發明的，而引起被民族主義充分餵養的中國憤青們暴跳如雷，唯有令人噴飯而已。
連雅堂曾有「美麗之島，婆娑之洋」一語，真乃畫龍點睛。這個島嶼，面對一座大陸，背靠一片大洋，夾在中間，這個位置就是痛苦。一個是她無法拋棄的根柢，一個是被她遺忘了幾千年的起源，兩廂都由不得她。然而，不偏倚一側，取兩廂之利，方為上策，如何運用中華文明滋潤的智慧，拆解大陸的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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