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的日記５－１１－１９８９記載：「下午去陳越光處與李澤厚、金觀濤劉青鋒夫婦、夏駿、劉東商討劇本。」這劇本即我前面不斷提到的《五四》。我在大陸的最後兩篇報告文學之一《世纪末回眸 ——关于一部电视片的流产记录》，就是說它，現贴出相关段落，可以展现八十年代的文化风貌和思潮景观，只是那時我們的「五四觀」，從今天看去是不是幼稚了一點，比如「教育救國論」？】
一、
去年（１９８８）夏天多雨之際，金觀濤把劉東引薦給我們。一日我去《河殤》劇組，見一碩胖的漢子，渾身濕透，滿頭卷发水淋淋，正大噪門嚷嚷：
"金觀濤請我吃飯，也不來接我！"
初次見面，給我的印象，此人頗傲慢。後來知道是《西方的醜學》的作者，我便有些肅然起敬，知道那傲慢也是有本錢的。北京學術圈子里都知道此人不凡，似乎並非他拜大名鼎鼎的李澤厚攻讀博士，而是他曾與"黑馬"劉曉波有過一場辯論。自然他那副大腹便便的紳士派頭本來就有些唬人。
劉東果然飽學。他把中國近代史看成是一個現代化反覆演進和不斷受挫的過程，遭受西方挑戰的中國文明的嬗變，必然邏輯地從物質、制度和文化三個層面依次遞進，最終逼到價值立足點的根本轉移上去。
在這樣一個理論框架中，不僅洋務運動在物質層面的變革應予充分肯定，戊戍維新和辛亥革命在制度層面變法或革命的失敗也不足為怪。五四運動雖然終於抓住了現代化的主題——以科學理性和人文理性結合中國傳統，但這猶如"日出"般的新文化運動，恰在"五四"這一天走入迷津……
那天吃烤鴨的時候，這位胖子在大嚼大咽之中便把一部紛繁覆雜、撲朔迷離的百年史捋得頭頭是道。
那天敲定，由他拿出一份腳本提綱來。他又嚷嚷起來："我正作博士論文哩，滿腦子宋學，整天跟蘇東坡對吟詩詞，不食人間煙火呀！"
老金哂笑："今天就請你來人間撮一頓。鉆出來，再鉆回去嘛。"
二、
從兩年前的一個夏夜開始，錢鋼鬼使神差地追尋起李鴻章的蹤跡來："我在寫《海葬》。我在寫100年前的變革。"
他告訴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尋找當年李鴻章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杳無蹤影，"100年了。什麽東西都會面目全非。"
但他卻意外地发現了李中堂的故居賢良寺。就在這座古寺的東面，正興建一座大飯店，那地皮就是當年海軍衙門的舊址。"說不清心里是一種什麽滋味，我們仰望著海軍衙門——一百年後的「王府飯店」，只見這座即將竣工的摩天大樓，在探照燈的照射下，通體閃著銀光，巍然聳入夜空。桔黃色的巨大起重機上，寫著三個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組。"
1988年。不吉祥的龍年。中國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夥兒都在罵物價、罵官倒、罵腐敗。上校錢鋼卻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國第一盞電燈在紫禁城里被點亮了。1888年。光緒皇帝即將「大婚」，「親政」。1888年。康有為呈「上清帝第一書」，未達光緒。1888年。頤和園正加緊施工。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距離它的悲劇性的大覆滅還有六年；整整100年後，我為它寫《海葬》。"
《海葬》可謂《河殤》的姐妹篇。但更有意義的是，它寫的正是劉東所說那個物質層面變革的悲劇，而這種悲劇100年後恰在中國重演。歷史似乎開玩笑式地在作圓圈遊戲。
錢鋼雖不是劉東那樣的哲學家，卻很早就悟到了這一點。記得大約三年前，他就告訴我他正沈浸在晚清歷史之中。那時我還處在"問題報告文學"的興奮期，壓根兒想象不出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從故紙堆里掘出什麽"寶"來。但我深信他的那種"不趕浪頭、坐得住冷板凳"的厲害。
我去邀錢鋼一道來寫這部片子時，他正在為《海葬》作最後的修訂。洋洋十數萬言已經寫出，他卻還被兩件或許永遠解不開的歷史迷團所困惑，白凈的臉上滿是愁雲，劈頭問我：
"你相信孫中山曾經冒死去策反李鴻章嗎？今天我們想像得出當時李鴻章雖然拒絕了，卻鼓動孫中山革命，並願為他作後盾嗎？你相信光緒實際上根本沒有給維新黨人下「誅榮(祿)廢後」的密詔嗎？能設想譚酮同居然是編造了一個假上諭去策反袁世凱的嗎？多麽具有魅力的細節啊。歷史永遠是不可思議的………"
是的，譚嗣同和孫中山都曾寄希望於權威人物。李鴻章雖戴著「賣國賊」的帽子卻不是後人所想像的那樣昏聵。袁世凱雖然兩度成為中國變革的關鍵人物，但卻永遠不會是華盛頓式的「新權威」。他們每個人背後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這誠如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所說：
"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若光緒是另一個人，戊成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著數幹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回，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麽一帆風順，筆直平坦。"
錢鋼三年引而不发，突然向世人托出一個100年前的噩夢，不是比我們筆下的現實改革更意味深長嗎？
三、
龍年之尾，氣溫驟寒，世態躁動，人皆不得安寧。我也因《河殤》之爭，被各種采訪、座談、講課、筆會弄得心力交瘁，家中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於是躲進劉東的寓所去寫劇本。
劉東也是借住在東城一所「高研」樓里，門上貼著「概不會客」的字樣。我倆避開世囂，每日弄些筆墨之余，小酌對斟，靜靜地漫說百年興亡。
胖子把他那龐大的身軀硬塞在一張快要散架的轉椅里，隔著書桌上幾乎要摞到天花板的那些厚磚似的國學典籍，對著我噴雲吐霧。有時王焱（我們邀他寫劇本壓軸的一集）也來，我們就去胡同口的小店涮羊肉，灌了一肚子羶味酒氣，越发要侃，每每到淩晨才散，第二天頭昏腦脹，終於擺弄不出幾個字來。
於是胖子就會嘆息"這年頭作學問真難"。說起目下文人的潦倒，劉東總會提到他樓下的一位名教授，竟然是大翻譯家楊憲益，那老者寂寞時常把他叫去喝幾盅，酒一下肚，便作"今昔對比"，說他年輕時在大學教書，一月拿500光洋，必定每禮拜下館子，教授們輪流作東，哪像今天這般寒磣？眼下的社會是決不肯再拿錢白養活讀書人了。也難怪如今的學者再難做出胡適、陳寅恪那樣的大學問。這是劉東常常感嘆的。
我們閑談中國的現代化，總感到它的命乖運蹇，或許同中國人總是太性急有關。胡適當年說過，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中國得的是慢性病，治這病的醫生也不能太性急。知識分子要沈得住氣，使不得虎醫狼藥，得耐心地給這個社會開一劑除病根的緩藥。這緩藥便是樹人之道。蔡元培辦北京大學，其志向與功德之偉大，就在於要教出一個嶄新的文明來。誰能不是教育家的精神之子？
"有一回我去北大演講，就這詳說過：我雖不是北大出身，卻很為北大自豪。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哪個同北大沒有關系?應當說，沒有北大就沒有共產黨！"劉東說得激動起來，把那張轉椅壓得吱吱響。
但"五四"以降，這副緩藥便無人問津了，於是那病根過了70年也終於沒能除掉，說不定還更沈重一些，這方面的話題，那些日子談了許多，別的都記不清了，唯有劉東講的一件小事，關於"五四"的史書中很少提及的，卻再也忘不掉了。
"當年蔡先生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遂安伯胡同。本來，5月2日是他最先召集北大學生班長和代表，把巴黎和會的噩耗告訴大家，號召學生奮起救國的。但在五四那天早上，他卻匆匆趕到馬神廟北大一院。他去幹什麽呢？如今誰也忌諱說這一層。原來他是去勸阻學生上街遊行的！他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已被視為異端，若再鬧出事來，恐怕首先遭難。當然學生是不會聽他勸阻的。
"這個細節太耐人尋味了。跟滿清鬥過的蔡元培還會怕北洋軍閥嗎？他是太愛他的北大了。他太知道「救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他甚至認為學生因救國而犧牲學業，其損失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然而，即使像蔡元培這樣的大智大勇者，在那時也難挽狂瀾於既倒。啟蒙與救亡的兩難，真是中國之大惑。70年後回頭想想，當初學生們要能在蔡先生門下多讀點書，該有多好啊………."
「五四」公案，海內外眾說紛紜。有奉若開天辟地之壯舉者，有抑啟蒙而揚救亡者，有視之為「斬斷中國傳統」之大禍者，有上比拳亂下附紅衛兵造反一鍋熬者，差異之大，懸若霄壤；隔膜之深，宛如大洋。海外有霧里看花之朦朧，海內則有猶抱琵琶半遮面之暖昧。這個真正屬於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掀起的一場運動，由於初始的兩難，也由於日後的迷失，更由於史學的硬擰，早已面目全非，離真實相去甚遠矣。 中國知識分子之可憐，不僅在於她的靈魂倍受扭曲，連她的「身世」也被篡改了。
我多麽想去拜謁那些「五四」的英靈呵。年底，導演夏駿組成攝制組，我們一行六人，離京南下，去尋覓那早被遺忘的巨人們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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