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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 May 2021

余杰:從新一波的溫家寶熱,看魯迅說的「奴在心者」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母親楊志雲二零二零年十二月離世,溫以《我的母親》為題撰文紀念,文章分四期在《澳門導報》發表。溫在文章中表示:「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那裡永遠有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永遠有青春、自由、奮鬥的氣質。」這幾句話若是放在劉曉波法庭上的最後陳詞中,也不顯得突兀。

 

久未公開露面的溫家寶的這句話,讓很多宛如在北韓歌舞巨制《阿里郎》中充當背景墻的老百姓熱淚盈眶、山呼萬歲,有人尊稱其為「曾強調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風雨不倒,至死方休』的溫爺爺」。至於一生都是家庭婦女的溫母楊志雲的賬戶中為何有數億美金之鉅款,大家都忘到了九霄雲外。

 

隨即,在中國國內的社交媒體上,此文因「違反微信公眾平臺運營規範」而被禁止分享。於是,諸多公知和海外媒體又義憤填膺地為溫家寶的言論自由而振臂高呼,仿佛捍衛溫家寶的人權和言論自由,就是捍衛自己的人權和言論自由——他們大概忘記了,此前就連習近平的親口講話都曾被刪除。溫家寶的文章被刪,既不能說明溫家寶有意「反黨」,也沒有露出任何共產黨「內鬥」之訊息。

   

然而,在此文的觸發下,一波新的溫家寶熱在如春潮般湧動。春天到了,發情是人之常情。但我看到接二連三的對溫家寶的贊美之詞,只能想到魯迅說過的四個字:奴在心者。流亡美國的人權律師陳建剛也評論說,這股溫家寶熱只能說明「蠢豬太多,屠夫殺不過來」、「大概羔羊很善於捕捉屠夫的溫柔、善意和悲憫吧。屠夫皺一下眉然後再動刀放血,死於刀下的羔羊至死都能記得在揮刀前的一瞬,電光石火之際曾有過一絲悲憫」。在中國,豬和羊比人還多。

 

   

二零零一零年夏,我計畫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前夕,北京國保員警破門而入,對我實施傳訊。在審訊過程中,國保員警小頭目朱旭面目猙獰地警告我說,連總理辦公室都知道了這件事,這本書絕對不能出版,如果你不聽勸阻,執意出版,那就後果自負,當時候你連小命都將不保。

 

傳訊事件之後,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老師專門找我去她家,苦口婆心勸說我放棄出版此書。她說,你要學會保護自己,不要跟他們硬碰硬。經過喪子之痛以及此後二十年中共持續不斷的殘酷打壓,丁子霖對中共的本質早有清醒的認識,她知道溫家寶是個口蜜腹劍的偽君子,不會容忍任何批評意見,此書若出版,他們絕對不會手軟。

 

但我心想:不能因為恐嚇就放棄出版此書,否則,警方見此招生效,以後必定會如法炮製,那麼我還能寫什麼呢?如果這也不能寫,那也不能寫,那種生活於我而言,真是生不如死。我決定按照原計劃出版此書。

   

果然,《中國影帝溫家寶》出版在同年十月出版之後,我很快被北京警方軟禁在家,然後是黑頭套綁架及酷刑折磨,險些喪生於員警的拳打腳踢之下——我的罪名除了寫《中國影帝溫家寶》這本書之外,還有零八憲章、人權報告等等。

  

二零一二年一月,我攜妻兒流亡美國,隨即在華府召開國際記者會揭露遭受酷刑的真相。若干國內的中共基層黨員和公務員發表公開信,呼籲溫家寶徹查此事,若於之無關,嚴懲有關人員——此呼籲如石沉大海。

 

   

因批評溫家寶和其他中共高官及中共極權體制而受到其慘無人道的迫害,對我而言,是求仁得仁。我從未對這個政權以及為之服務的大小官員抱有任何幻想。

   

然而,讓我感到莫名驚詫的是,因為批評溫家寶,我受到了很多人猛烈的反批評——若干公知、民運人士和法輪功成員對我群起而攻之,說我批判溫是故意打擊黨內改革派,是破壞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

   

二零一三年,當我出版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時,同樣也是這群人,繼續攻擊我說,習近平剛上臺,是改革派,只是被江派壓制,暫時無法施展改革措施,只要民間給他時間,他一定會有改革的大動作。因此,你急不可耐地批評習近平,這樣做就是「幫助頑固派」、破壞習近平的「一盤大棋局」。

   

如今,歷史證明我是正確的,溫家寶是何許人也,習近平是何許人也,大部分人都清楚了。當初鼓吹習近平在「下一盤大棋」的楊恆均,自己被誘捕入獄,也連累妻子被軟禁。然而,當初那些攻擊辱罵我的人,沒有一個公開向我道歉。

   

我不是先知,我並不是特別聰明,只是「憑愛心,說誠實話」——像《皇帝的新裝》中的孩子,說出自己看到的真相和常識。然而,在中國,這樣做,不僅當局容不下你,所謂的民間也將你視為打破其歲月靜好生活的害群之馬。

   

裝睡的人,確實是叫不醒的。

 

   

我抵達美國之後遇到的第一件怪事,就是發現流亡美國的異議人士群體中,居然有那麼多溫家寶粉絲。而且,他們是根據直覺情不自禁地愛上溫家寶,就好像後來台灣出現的韓粉——對這群人是無法擺事實、講道理的。

   

我到美國的次日,一位老朋友請我去他家做客,歡迎我們來到美國。他也請了另一對夫婦作陪。男的是因參與六四而流亡多年的前輩名作家,女的也因六四坐過牢、後來在美國某「反華媒體」做記者。這位女士一見面就跟我說,不同意你稱溫為「影帝」,溫在共產黨中是少有的好人。

   

我不禁大吃一驚,這對夫婦都親歷了六四大屠殺,見識過共和黨如何殺人如草不聞聲,居然還相信中共的總理是好人?而且,那時《紐約時報》關於溫家貪腐的長篇報道已發表,這位女士本身就是媒體人,不可能不知道,為什麼她還像幼稚園女童一樣吟唱「我愛溫總理」?

   

後來,我才知道她深受一位「民間思想家」之影響(有一位推崇韓國瑜的民運前輩稱此人為「當代第一思想家」)。這位「民間思想家」從薄熙來的顧問搖身一變為溫家寶的化妝師,在一篇半文半白的文章中,將溫家寶比喻為「替中國負軛」的耶穌基督——簡直比中共黨媒上發表的關於溫家寶的秘書如何幫主人帶鞋子去縫縫補補的文章還要肉麻。再後來,我與這位既崇拜溫家寶也崇拜蔣介石(言必稱「蔣公」)的「民間思想家」就如何評價溫和蔣有了一番論戰,然後就收到那對夫婦發來的絕交書。

   

我很慶幸,我從來不是「中國民運」這個大醬缸中的一員。在中國,即便共產黨用槍對準我的頭,我都不會放棄自己的言論自由;在美國,我又豈能因為害怕某某人與我「絕交」,而自我設限、沉默是金呢?

 

   

溫家寶的大作發表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因為調查四川地震死難人數、反對彭州石化項目而在胡溫時代入獄的人權和環保活動家譚作人在臉書發文說:「相對而言,僅僅在親民方面,胡趙朱溫中,溫是做得比較好的。在閱歷和文才方面,溫也是比較突出的。個人觀點,他不是影帝,也不是演員,但是時運不濟,他確實孤掌難鳴,力有不逮。所以,他只能說出願望,而不能實現願望。這樣做,其實只能表現出一種無力感,反而讓被他區別出來的主流派,對他恨得咬牙切齒。」他當年坐的就是胡溫的牢,今天卻跟溫家寶站在同一陣線,難道是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嗎?當有人留言諷刺他「牢白坐了」時,他自我辯解說,這是多元觀點和言論自由——然而,中共不是納粹的升級版嗎?如果你說納粹的某高官是好人,德國人會認為這是多元觀點和言論自由嗎?

   

在其貼文下,批評者甚少,支持者甚眾。某香港政論雜誌資深編輯說:「完全同意。溫是肯定普世價值的,到今天還在說人道、自由,可見應是發自內心。」講人道、自由、民主,溫家寶如何比得上當年延安的毛澤東和《新華日報》,他們不是說「一黨獨裁,遍地是災」、「中國的未來是學美國」嗎?還有,江澤民還會用英文背誦美國的《獨立宣言》呢。難道他們都是「發自內心」?

   

另有一位資深海外民運人士在回應我列出的《紐約時報》關於溫家貪腐的報道時說:「紐時一篇重磅報道(或再加上十篇),只能作爲我們考慮研究問題的參考,而不能作爲定罪的證據和提出問題的前提。」好像她嚴格遵循西方的無罪推定原則。然而,溫家寶當時號稱要狀告《紐約時報》誹謗他和他的家人,那麼他為何沒有真的去告呢?如果溫家寶真的清白和無辜,為什麼不親自到紐約的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呢?

 

   

還有一位任職於台灣某國家級媒體、多年報道中國人權議題(也多次採訪過我)的資深記者,在譚的帖文下留言說:「我曾聽沙葉新教授說過,他看過無數的戲、無數的演員,他不相信溫家寶在做戲。」

   

這位記者應當知道,譚作人被捕、劉曉波被捕、陳光誠受迫害等人權災難,全都發生在胡溫時代。胡溫時代的人權狀況比江朱時代毫無好轉,而是更加惡化。就實權意義上而言,溫是第二把手,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判斷對溫家寶是否在演戲,要根據他的實際施政,而不應全盤接受沙葉新個人的「專家意見」。

   

沙葉新固然是一位專業的戲劇作家,但他對溫家寶「沒有演戲」的判斷真的準確嗎?記得十多年前,我作為獨立中文筆會的代表之一,到香港參加國際筆會的會議,沙也與會並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一場演講。在演講中,他一句也不講中國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急劇惡化,偏偏從頭到尾讚美溫家寶如何日理萬機、如何愛國愛民,講得聲情並茂,台下的香港學生聽得入迷。但我實在聽不下去,中途退席。

   

沙葉新晚年確實屢屢撰文針砭時弊,被譽為敢言者。但他從未脫離體制,也未擺脫明君賢相的體制內思維。他當年寫成名劇作《陳毅市長》歌頌陳毅(中共建政之初,陳毅在上海的暴政迫使數百名資本家跳樓自殺,陳毅每天早上都冷血而得意地問秘書說:「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與晚年崇拜溫家寶,可謂一脈相承、一以貫之,他至死都未能洗淨乾淨精神世界中根深蒂固的奴性。我們可以對此類前輩的處境有同情的理解,卻不必將他們的觀點當做聖旨,更不必延續他們海市蜃樓般的溫家寶崇拜。


 

   

更有一位自我簡介為「獨立學者、價值主義者、八九六四倖存者,八九年第一批上街,六四早晨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事件被中國藝術研究院撤職」的公知吳祚來,在推特上大肆贊美溫家寶並反駁對溫的批評:「我在體制內待過N年,接觸過各級領導各色人等。由於一黨制,許多人迫不得已只能從政,他們內心良善,致力於改善國家,自已能守住底線。希望大家不要把所有體制內的人都一棍子掃入汙池。人跟人,千差萬別。溫不是聖人,但反文革、求政改是真誠的。討論溫相是不是表演,你當然可以自由放言,也沒有任何風險,你越激烈,就越政治正確。但問題是,習共為什麼封殺溫相?這個問題你為什麼不去認真分析?簡單的搶佔道德至高點在自由世界是容易的,零成本。溫在反文革反薄倡改革時,紐時卻大揭露其家族腐敗。總有一種配合,讓你覺得天衣無縫。」

   

這段話不但肉麻之極,而且惡毒之極。對溫家寶的諂媚極為肉麻,對溫家寶的批評者的誹謗則極為惡毒。吳氏在體制內待了大半生,這不是耀眼的履歷,而是恥辱的印記,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而且將在體制內待過作為評價溫家寶等官員的前提條件——你們若沒有在體制內待過,就不配評論溫家寶。

   

吳氏攻擊那些對溫家寶的批評是「政治正確」、「簡單的搶佔道德制高點」、「零成本」,卻故意忽視我當初因批評溫家寶而險些付出生命代價的事實。他自己在二零一二年九月逃離中國,卻是在胡溫統治末期——既然溫家寶的統治如此美好,你本人為何要跑到美國避難?你的行為跟你的理論難道不是完全脫節嗎?

   

更有甚者,吳氏認為《紐約時報》刊登溫家寶家族貪腐的報道是「一種配合」——那時,溫家寶表面上的政敵大概是垮臺的薄熙來,難道薄熙來在獄中指揮《紐約時報》幫他抹黑溫家寶嗎?這種陰謀論也太有想像力了。

   

有一種愛,是中國異議人士對溫家寶的愛,這種愛,可以死去活來,可以枉顧事實,可以穿越時空,可以肝腦塗地。奴在心者,在中國如此,到了自由的美國仍然如此,這才是最大的悲劇。

 

   

曾擔任鮑彤秘書的吳偉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對溫家寶及其祭母文的一些看法》的短文,對溫家寶作出高度評價:「作為前任政府總理,曾經身在最高層的高官之一,能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下,仍然堅持說出這樣的話,實屬難得!記得他當年在位時,就曾經許多次大聲疾呼'必須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否則文革有可能重演'。雖然他為此承擔了巨大的壓力,他的同僚們也合者甚寡,但他在其任職期間的最後一次人大記者會上,仍然為政治改革大聲疾呼,我想,這絕不是他的心血來潮,而是他的一種堅定的信念。」

   

吳偉進而認為:「這種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八十年代趙紫陽主持的那場政治改革對他的影響。……正因如此,他……多次在公開場合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所冒的政治風險,不曾經歷過或瞭解高層政治環境之複雜艱險的人,是想像不到的。試問今日朝堂之上,還有哪個能如此、敢如此?有人說他是'影帝',我是不贊成的。作為一個政治家,說,就是做,特別是在今日之政治環境下。我完全贊成笑蜀所說:'今天他仍堅持當年的言說,這份執著,足見其真誠。這份真誠在當下中國何其稀缺,以道德完美主義責難之,實在荒謬。'」

   

吳偉將溫家寶放在趙紫陽的傳統中,是誤將跳蚤當龍種。吳偉難道不知道,為我的《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的作序的正是鮑彤,鮑彤在相當程度上同意我對溫家寶的批評。溫家寶在六四前夕早已背叛趙紫陽,趙紫陽要溫家寶發送一份召集常委會的通知,溫家寶抗命說,不必開了。溫家寶也沒有為「呼籲政治體制改革」付出任何代價,照樣作常委的退休待遇,他的家族亦富可敵國。溫家寶若有一點點念舊情(還不用說良心了),至少可以稍稍改善趙紫陽晚年比光緒還要慘的幽禁狀態,至少可以下令特務減少對鮑彤的騷擾(趙紫陽生前,鮑彤一直未能與之見一面,有一次試圖去探望趙紫陽,被國保員警打傷),他有做過這些並不會危及其地位的小事嗎?

   

吳偉引用公知笑蜀的名人名言,更讓人笑掉大牙——笑蜀早已是跟中共「合作」的倡導者,在吹捧溫家寶的同時,念念不忘給批評者扣上「道德完美主義」的帽子。吳偉和笑蜀等人相信溫家寶是「有德之人」,才是一種虛幻的道德判斷。我反對的,恰恰就是以道德來評論和判斷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需要聽其言,更需要觀其行。

 

   

溫家寶崇拜甚至滲透到最不應當有對人的崇拜的教會之中。

   

從四川大地震那一年,華人教會內瘋傳一則天方夜譚:溫家寶到災區視察時,巧遇一名到災區擔任志願者的基督徒,這位基督徒抓住機會向溫家寶傳福音,溫家寶流淚信主(流淚是溫家寶的標配動作)。

   

這個稍有常識便知道是偽造的故事,一度讓很多華人教會欣喜若狂,以為就像當年君士坦丁大帝信了耶穌,基督教從此就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這不是中國信徒第一次做白日夢——當初,清帝國的康熙皇帝也曾欣賞天主教,還親自寫了若干首神學正確的聖詩,但清帝國最後還是嚴厲禁止基督教傳播。

   

編造這個故事的基督徒以後必定下地獄,因為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我在臉書上看到一個署名Jing Sheng的、自稱基督徒的人留言說:「溫家寶視察二零零八年五·一二地震時,與一基督徒國際救援隊的弟兄決志信耶穌!這是少有人知道的,此後,溫寫了一首詩叫《仰望星空》就是贊上帝的。只要信耶穌,溫在神面前就是義人!溫退休前五年的有關憲政、民主的講話,都是出於神的帶領!」我不禁感慨:這個人信的基督教跟我信的基督教是同一個嗎?他是真基督徒,還是精神病人?華人教會內有多少這種敵基督、愛魔鬼的偽基督徒?

   

當我在臉書上提出批評意見時,很多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紛紛向我吐苦水:教會的牧師、長執很多都相信溫家寶是基督徒,還在講臺上傳講!這就是華人教會的屬靈狀況:表面上信仰耶穌基督,骨子裡還是信仰世間的權力。所以,某自稱基督徒的經濟學者,打著溫家寶秘書的幌子,被海內外諸多教會奉若上賓,會眾們渴望從他那裡聽到一星半點中南海秘聞,兼職比傾聽聖經真理還要熱切。

   

聖經十誡中,名列第一也最為重要的一條誡命就是反對偶像崇拜。所以,很容易判斷:那些執迷於崇拜地上的政治人物的,不是真基督徒。真基督徒只崇拜獨一的真神,三位一體的上帝,正如經上所說:「祂不灰心也不沮喪,直到祂在地上設立正義。四海都渴望祂的訓誨。」

 

   

溫家寶的催淚文章發表後,就連最反共的自由亞洲電臺上,當年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高新的專欄文章也聲稱《是時候還溫家寶先生一個公道一點的評價了》,似乎批評溫家寶就是對溫家寶「不公道」。

   

很多台灣和香港政治人物如獲至寶,熱情轉發溫家寶的大話。或許是因為習近平時代太黑暗了,需要聽到一點光明的消息來自我安慰。比如,香港《蘋果日報》以大篇幅報道(同時,其老闆黎智英卻被捕入獄)、民進黨新星李問對此消息加以轉發、台灣《上報》發表題為《溫家寶綿裡藏針,刺痛習近平神經》的評論……這些荒誕的事件表明,他們心中那濃得化不開的青天情結仍未散去,他們在骨子裡仍是儒家人。此前,李問作為政壇新人在台灣的外島馬祖深耕競選,宣稱要弘揚在地的中華文化,我當即在臉書上予以批評,他卻不能接受。看來,清除中國文化的毒素,即便在民主化三十多年的台灣,仍然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溫家寶從未對主權獨立的台灣以及香港、東突厥斯坦、南蒙古、圖博等被中國殖民的地區表現出一丁點的善意。他在任時曾經煽情地說,他的最大夢想是去台灣,「爬也要爬著去」——但他的這句話是需要「翻譯」的,「翻譯」過來就是:若是解放軍佔領李敖台灣,一定要以勝利者的姿態踏上這個「流浪省份」的土地。

   

還是有一些明白人。臉書上一位名為Freedom Kwok的香港朋友留言說:

 

到現在,仍有很多香港人認為只要林鄭月娥下臺,香港就有救了。不時還謠言說,「中央要放棄林鄭啦!」,「習近平唔支持777啦」諸如此類……根本不理解到,管你是誰做特首,只要有共產黨的一天,香港就沒可能有好日子過。最不幸的是,香港的民主運動偏偏給這幫人帶著頭,不敢反中、不敢反共、不敢反一國兩制,又有什麼可能會成功呢。

 

十一

   

自從我寫作政治評論以來,就給自己定下一個標準:無論是什麼樣的「大人物」,都要點名批評,不點名的批評算不上真正的批評。我非常讚同劉曉波的一個說法: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但要假裝生活在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度,這樣才能在自由的心態下寫作,拒絕戴著鐐銬跳舞,拒絕打擦邊球。所以,我在中國的時候,便如此寫作;我在美國的時候,也是如此寫作,唯一的差別是——在中國的時候,如此寫作,必定招致國保員警在門口監控,乃至傳訊、抄家和酷刑;在美國的時候,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我還買了槍支放在家中,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這些年來,我點名批評了中共建政以來的每一個黨魁、國家主席和總理,包括民間有相當正面評價的周恩來、朱鎔基和溫家寶等人。我認為,批判早已聲名狼藉的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很重要,但批判仍蠱惑人心的周恩來、朱鎔基和溫家寶同樣重要——儘管批判後者更有爭議,並可能招致其粉絲的瘋狂攻擊。

   

我期望我的《中國影帝溫家寶》等批判類的著作「速朽」——當然,其前提是批判的對象亦「速朽」。然而,今天我在此發現,十二年前出版的這本書仍然具有鮮活的現實性。我不知應當感到高興,還是感到悲哀?

   

《河殤》總撰稿蘇曉康的一段話,說出了我的心聲,但能否幫助溫粉們破除偶像崇拜,不得而知:

 

共產黨一百年了,我們不是要清點它的孽障嗎?怎麼又去找它裡面的「好人」了?由頭是溫家寶的一篇憶母文被習近平禁掉,竟聯想溫呼籲改革、也曾勸退習等等,怎麼沒人提他念余光中的《鄉愁》勾引臺灣回到大陸專制底下?我覺得中國人好鄉愿,沒有大是大非,難怪習近平可以統治下去。共產黨裡當然有好人,否則它怎麼成了一台絞肉機?可是這些好人擰不過一個壞制度,他們作為政治家是負有責任倫理的,我們難道不是更要說這一層?至於胡溫時代,我不能原諒的是兩件事:第一,胡錦濤以屠殺西藏人為投名狀,獲鄧小平賞識而選為接班人;第二,他們囚禁最溫和的劉曉波致死。溫家寶的責任在哪裡?評價人物,連共產黨都講「歷史唯物主義」,首先要評歷史責任,我便以此評過胡耀邦,一點都不客氣,而繼承他的「胡青幫」,出身、學歷、官場歷練、婚姻,樣樣具備,只缺心肝兒肺。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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