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中國社會的失敗——『「六四」的籠罩性影響』

【苏晓康按：这篇有个副标题：『「六四」的籠罩性影響』，作者是国内学人，写于１９９７年，距今已２４年，所以其思考既带着中国已经丧失的愿景，如「大一统」，也比今天更贴近历史真实。失败是整体的，所以它就关乎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子孙，无人可以逃脱这个后果，甭管你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

　　「六四」事件八周年了。國際社會和身居海外的中國人也許有所謂"下意識遺忘"﹐但對于大多數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來說﹐這類經驗卻根本無法回避﹐無論它何等慘烈驚恐。他們一直生活在那個凶險事件的濃重陰影之下﹐不斷地重新發現著其災難性后果﹐而且時間拖得越久﹐這種發現和反省﹐越接近于這樣一種認識﹕這個事件帶來的﹐并非某一個人或某一群體的失敗﹐而是整個中國社會的失敗。這是筆者近來接觸到許多大陸中國人的一個強烈印象。 　　

　　「六四」給中國帶來的惡果究竟有多大﹖雖然中國人目前還無法隔著一個必要的距離﹐去較精確﹑客觀地估量這個問題﹐但此一歷史變數的可怕影響﹐肯定會持續得相當久遠﹐甚至有可能永遠無法消除。但即使如此﹐它作為歷史的一個急劇轉折點﹐對于此后中國發展的籠罩性影響﹐八年來也讓我們漸漸感覺到了。

結構性的脫節錯位

　　審視「六四」後果﹐應回到事變前的十字路口﹐因為只要歷史尚未坐實為歷史﹐就并無絕對的主宰來決定它必然要這樣發生。在這個十字路口﹐中國大陸的發展﹑變局﹑機會等等﹐都存在著無數不同于今天的其他可能性﹐這是不容忽略的。

　在「六四」以前﹐共產主義的世界性崩潰還未出現﹐東歐蘇聯的雪崩也還沒有發生。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改革﹐至少還可以說是前途未卜的﹐且正因此才受到舉世矚目。中國在變遷中﹐并作為「社會主義改革」的初試者﹐曾被西方世界普遍寄以厚望﹐因而享有千載難逢的內外機遇。試比今日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歐美各國之間反複較量﹑互相猜忌的複雜關系﹐便可見出「六四」前的那種單純和明朗。惟其當中國以外部爆發的悲慘形式﹐宣告了由共產黨領導的改革「此路不通」之后﹐其余各種代價更小的選擇才與它失之交臂﹐它也才轉而發現自己也許更屬于東亞﹐只剩下「東亞道路」并且是拒絕臺灣模式﹑傾慕新加坡李光耀的「開明專制」了。 　　

　　這個錯位﹐又首先是中共的錯位。由於它畢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國內統治力量﹐其命運與全社會息息相關﹐正是「六四」事件﹐使中共痛失第二代領導層﹙胡耀邦﹑趙紫陽﹚﹐那曾被公認是較有統治基礎﹑政治智慧和獻身理想的一代﹐不僅很可能是中共的最后希望﹐還從一開始就被學生運動引為知音。因「六四」而失去了這麼關鍵的一代﹐此后中共高層的權力消長﹐則只是日漸老邁的第一代和匆忙選拔的第三代之間的青黃不接了。第一代迅速凋零后﹐第三代既在血泊中立足未穩﹐便首先要顧及自身的合法性﹔而在中共特有的政治文化中﹐此類患得患失的利己初衷﹐自然要體現為「寧左勿右」的實際操作。沿著此種軌跡﹐它后來實際已在悄悄「批鄧」﹐這才迫使鄧小平以「南巡」作最后一搏﹐提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以捍衛他本人所「設計」的改革。但即使如此﹐這種有限的改革也充其量只有經濟的涵意了﹐而且這種「改革」便竭力回避後來俄國和東歐所進行的較徹底的所有制變革﹐并視其為最危險的「和平演變」。這是今天中共的國營企業包袱越背越重﹑曾經大創外匯的鄉鎮企業日見枯竭的最初根源。

　這一環的錯位引起一系列連鎖錯位。民眾在已往爭取到的較大輿論空間被收緊被閉鎖﹐已往醞釀中的政治體制改革也被擱淺或流產。中國的社會變遷由此變得更加畸形和紊亂﹕官方教條日漸僵化和偏執﹐完全不能「正當化」日趨重要的經濟生活﹐遂使整個社會心理更加失范和渙散﹔國家機器也愈發無能和腐敗﹐根本無力調適和調控市場大潮﹐而日益暴露出不過是個特殊利益集團。可以說﹐中共目前的遭遇的確比「六四」前更加絕望﹐而且它也的確表現得更加絕望和灰暗﹐因為正是「六四」那一天斷送了它曾有過的改革的信心和條件。

各階層的離心離德

　　上述結構性的脫節錯位﹐恰好對應著各階層的離心離德﹐由此給中國社會造成的裂痕﹐已逐漸超出了任何共同體所能承受的極限。

　正是「六四」事件﹐使知識階層和統治階層之間失去了起碼的信任﹐這恰恰是因為它們同樣意識到﹐無論有多少理由﹐長安街頭的殺戳都是不道德的﹐都終將受到歷史的裁決。諷刺的是﹐此種對于未來歷史的普遍「共識」﹐在當前卻僅僅有助于增加社會的內壓和退化。于理有虧的當權者既害怕民意﹐更害怕黨內有人打民意牌向自己的地位挑戰﹐遂以粗暴的猜忌去壓制不同聲音﹐并重用還愿意跟它合作的鑽營小人去防范不同政見﹐政治風氣越來越黑暗。

　眼看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損失殆盡﹐知識階層在消極對抗中也日漸消沉﹐他們已經淡忘了曾經表現出的激昂參與意識﹐越來越自覺地龜縮退隱到私人生活的狹小空間中﹐徒然坐等著歷史的有利變化﹐卻不敢也不愿以負責的姿態去促進此種變化。八十年代曾以知識階層為代表的壓力集團﹐几乎剛一萌生就被封殺了﹐遂使先天不足后天失序的民間社會﹐除了彌漫出被金錢毒化的風氣﹐再也發不出任何屬于自己的氣息。

　剛剛發育的民間社會的萎縮﹐也造成了唯一能構成有效制約關系的權力杠杆﹐只存在于傳統的「中央─地方」之間﹐惟其沒有其他制約力量﹐地方主義迅速崛起﹐又急劇削弱對社會整合和經濟宏觀調控尚有一定作用的中央權威﹐引發各種潛藏的深層危機。象中國大陸這麼大的國家﹐如果中央權威每況愈下﹐現代化勢必一盤亂局﹐并制造越來越多日後對整個民族為禍劇烈的后果﹐如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等等。

外部的疏離與對抗

　　進一步說﹐「六四」給中國帶來的內傷﹐還派生出了它與外部的疏離與對抗。一個威信低落決策失靈的中央政府﹐本身就意味著「民族國家」這種近代架構的式微。天安門廣場的坦克和機槍﹐首先使香港人失去「回歸」的認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一夜之間淪為謊言﹐香港回歸后的治理也困難重重﹔繼而﹐臺灣人對所謂「統一」的恐懼再也難以拂去﹐反過來成為「台獨」的最強硬理由。少數民族地區的離心活動就更是愈演愈烈﹐中共任何「懷柔」政策都失效﹐對此﹐在短期政府尚能拿出架勢去彈壓﹐但長遠觀之﹐采取如此蠻橫的鐵腕又不啻飲鴆止渴。「六四」也使居留海外的中國人特別是新移民們倍感兩難﹐從而深化了其認同危機﹔即使他們如今已不再為制裁大陸而施壓﹐轉而渴望自己背后能有個強大的祖國﹐其深層動機也難說是眷戀和回歸故土﹐倒更其是想借此在外邦崛起為新的少數民族。

　尤為頭痛的是﹐「六四」使中國于一夜間淪為國際社會最大的異己勢力。它過去曾使西方如此鼓舞的經濟成長﹐也被循著冷戰邏輯判定為最大的潛在威脅了。冷戰雖已落幕﹐對中國的「圍堵」卻開始了。這種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又引起國內非理性的「說不」民族主義狂潮。整個國際環境﹐比起「六四」以前﹐轉而變得對中國最為不利。對美國而言﹐過去有蘇聯這個「邪惡帝國」墊底﹐即使鄧小平無所顧忌地抓了魏京生﹐也未曾妨礙他一再當選「《時代》風云人物」。而現在由于北京在意識形態上的可疑﹐盡管真正在國內大動干戈的倒是葉利欽﹐中國仍需多方奔走﹐不惜經濟代價地向國際社會去贖買。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六四」在授人以柄﹐使中國從此陷入了「一步被動﹑步步被動」的國際格局﹐從而大大損害了整個民族的實際利益。

繼續「火拼」下去

　　「六四」事件也許可以這樣來概括﹕它是中國社會在改革過程中﹐未能及時釋放出來的各種應力共同累積成的重大危機。中國執政者和民間﹐當年全都缺乏相應的智慧去安度那個關口﹐更未能把高漲的民氣有效疏導為制度建設的動力﹐結果以劇烈「火拼」的形式來宣告改革的受挫﹐終于致使整個民族大錯鑄成﹐元氣大傷。

　八年過去了﹐中國的執政者和民間﹐仍然處在互相追究對方責任的幼稚狀態。中共由於長期拒絕重估「六四」的思維向度﹐以至在鄧小平已經過世的情勢下﹐仍然不敢觸動這個「歷史的傷口」﹐認准了唯有對持不同政見者和知識分子維持高壓﹐才不會翻船﹐從而使它日後將加倍支付「平反」的代價﹔這種代價積累得越高﹐中共能夠「合法」償還它的機會就越低。

　時至今日﹐并沒有幾個中國人懂得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追究以往歷史的真正用意﹐主要在于對今后的選擇進行道德約束﹐所以任何人都必須首先去努力承當而不是推諉自身的道義責任。中國也未作任何消化「六四」苦果的心理准備﹐越來越來失去全社會平心承認「六四」苦果其實是大家共同種下的這樣時機了。因此﹐以後的政治較量﹐難免不是又一輪「雙輸」的可怕后果。

﹙1997年6月2日﹚

——苏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