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勃勃搞研发谋升级的当地明星民企德尔电器被列入拆迁名单。然而政府的拆迁补偿款并未按时支付，让资金链已经紧绷的公司瞬间倒下。
工业园区官员任职的国企低价竞拍下德尔资产。
“就差了一口气。”47岁的李益明坐在出租房里，烟一根接着一根。半响，他吐出一句。
2010年这时候，李益明刚拿到杭州外管局的批文，一笔3亿元的风险投资基金获准注入他创办了十年的嘉兴德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然而，这个拥有“嘉 兴市著名商标”的明星民营企业却在两个月前被强制拍卖并收归国有，老板李益明则倾家荡产。起因却是政府拆迁：一场突如其来且政府并未履约的拆迁，终于把资 金链本已脆弱不堪的公司送上了不归路。
这或许是李最难捱的一个年关。车是朋友借的，房子是朋友出钱租的，有时候朋友路过他家会顺便捎些猪肉和活鸡。电视机旁突兀地立着一台白色的“空气制水机”——那是他的公司花了五六千万、近五年研发的宝贝，可老婆不让用，“现在家里没钱，你省点电”。
一沓仍然在等待出货的国外订单和即将履约的上亿元风投资金合约就堆在李益明家的沙发上，成了一摞废纸。
2011 年12 月24 日，透过贴着封条的门缝望向厂房。
政府看上了德尔的地政府看上的是德尔公司厂房之下的92亩土地。2010年2月初，正在美国进行商务谈判的李益明突然接到嘉兴秀洲工业园区副主任梅金明电话，被告知公司土地将需要动迁。
拆迁计划来自嘉兴市一项名为“退二进三”的庞大工程——工业企业外迁，将腾出来的“笼子”装进包括房地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在内的第三产业这只“鸟”，以实现产业升级。
这一次，园区政府的计划是，收回包括德尔电器在内12家企业的380亩土地，其中德尔土地面积占42%。然后，一纸红头文件，380亩工业用地即可转换成商业用地，继而挂牌拍卖，建造商住楼。
嘉兴市国土局公布的2010年基准地价信息显示，单是德尔电器所在地块的土地性质转换，就能给政府带来至少每亩57万元的收益。
几天后，从美国归来的李益明参加秀洲工业园区召开的拆迁动员大会。园区“要求在半年内必须完成搬迁”，并且“暂时无法提供这么大规模的临时过渡厂房和置换土地”。李益明觉得很为难，“政府在搬迁前应提前考虑计划和落实安置措施。”
2010年3月22日，德尔电器收到征迁通知。由于担心拆迁影响生产而导致违约，李益明决定暂停部分订单，缩减三分之二产能以便过渡，“我跟客户商量，生产推迟一年”。
事实上，这一停，德尔公司之后就再也没能恢复生产了。
缩水的补偿款
由于其间园区管委会换届，加上双方关于如何安置一直无法达成共识，半年过去，拆迁仍然遥遥无期。
直到10月，李益明答应将92亩土地中德尔公司老厂区所在的13.5亩土地先期进入拆迁程序，而“副主任梅金明口头承诺下一步德尔新厂区搬迁补偿款的首付比例不少于60%”。
在全额支付完老厂区的拆迁补偿1400万元之后，剩下78.7亩新厂区的土地，却并没有达到李预期中的首付比例不少于60%。而梅金明则否认曾做过任何承诺。
据李益明回忆，2011年1月10日德尔公司和拆迁公司签订的新厂区拆迁补偿协议，政府只同意首付20%。李益明共拿到了总额8600多万元补偿款中的2050万，剩下部分因德尔债务纠纷而中止支付。
而对于是否签署协议，李益明和秀洲工业园区各执一词。李说协议被“副主任以拿回去盖公章为由将协议带回管委会”。而秀洲工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陶兆荣则说，“我们当时还在谈判过程中，根本没有签这个协议。”
李益明一直认为拆迁评估报告故意压低价格，“德尔公司的拆迁评估一开始只有四千多万，因为实在低得离谱，后来才加到八千多万。”
评估师叶文帮李做了一次评估。“德尔这个厂可以争取到1.6亿的权益。”叶文说，“实际上如果你跟政府没有关系，拆迁补偿普遍会被压低。现在评估公司几乎已经成了政府下面的一个办公室，技术问题都可以用行政命令来解决。”
事实上，更大的猫腻是——工业园区管委会所持有的拆迁许可证并未赋予实际拆迁公司“浙江科技孵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拆迁权限。
“协议拆迁不涉及拆迁许可证。”陶兆荣说。但《浙江省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实施拆迁的“应予以行政处罚”。
“有形之手”扯断资金链
本来，李益明当时是按照60%的首付比例来计算现金流，确保可以偿还即将在年底前到期的贷款，以平稳度过年关。
然而，姗姗来迟的拆迁补偿款还未如数支付，李益明就已等到潮水般涌来的债务纠纷诉状。据秀洲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陈根荣介绍，截至2011年12月26日，李益明及其公司作为主债务人的欠款达2.65亿元，担保债务1.36亿元。
几乎所有熟悉李益明的受访者都证实，他“不嫖不赌”，排除赌博输钱的可能。而同在厂里干活的李振明觉得堂哥李益明有点工作狂，“经常干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
据记者了解，相当部分的借贷用在了德尔的产业升级。
2006年，在中央党校短暂学习后，李益明决定让做冰箱冰柜的德尔电器转型，逐渐放弃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线。偶然的机遇，经人介绍认识了带着军用空气制水技术到中国寻找制造商的以色列商人迈克，两人一拍即合。
李益明从此踏上了充满荆棘的“研发道路”。
2008年，第一代“空气制水机”因为技术尚不成熟，国外销售商陆续退货，金融危机汇率波动又雪上加霜。从那一年开始，李益明开始寻找民间借贷，融资成本越来越高。“项目一旦上了马，停下来就太可惜了。”堂弟李振明说。
这个看加里森敢死队和007长大的男人骨子里透着英雄主义式的悲壮。从2006年开始，他把公司的几乎所有利润都投入了研发，还将家里所有的积蓄和 唯一一套住宅抵押给了银行——那是2003年他花三百万在当时嘉兴仅有的别墅区买下的一幢三层小楼。后来，别墅被强制拍卖，在澳洲读书的女儿因为无法负担 学费，中途辍学，回国打工。“我是有把握才都抵押进去的，没想到横生枝节。”李益明说。
李益明原本的计划是——2011年，所有新产品开始大规模投产，年初世界和谐基金会5000万美元投资到位，几大国际机场投放广告；2013年，打算上市……
“最苦的时候就要熬过去了”，结果，资金链在最紧绷的关头，被外力一记猛击，终于断掉了。
李益明说，现在有两种企业，一种是赚点钱日子过好点就可以，一种是长远看怎么去改革发展。“后面这帮人承担的风险是最大的，就像我一样，没人理解。出了问题，就说，你看，他负债很多，所以要死掉了。”
更让李益明感伤的是，2007年前后政府对企业的态度反差太大。2007年之前，政府把企业当宝贝，招商引资。“我们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吃，一定要 请我们吃饭。政府领导跟我们说，你们企业是衣食父母，靠企业地方财政才能有收入有发展。”李益明说，“现在政府口号是土地经济，不是搞实体企业发展，所以 会来跟我们抢土地。”
公司拍卖后，李益明有时会去朋友厂里转转，帮帮忙。他希望能东山再起。
被“工业园的人”买下其实，李益明曾经手持三张机会牌，如果任何一张使用成功，德尔就仍然有希望存活——如果不是因为审批手续繁杂，3亿元人民币资金可以在国外公司圣诞假期前注入德尔公司；如果政府的拆迁款可以按早先的通知如数按期补偿；如果李益明在债务诉讼之初就申请破产保护。
结果，前两张牌被政府撕毁，最后一张牌被李益明自己放弃了。
2011年10月13日，天阴沉沉的，李益明呆在家里焦急等待拍卖现场传来的消息。
德尔及其全资子公司浙江米利空气制水科技有限公司的设备和厂房以7620万元起拍，仅有的两个竞拍者各轮流举牌6次，不到15分钟的时间，以7820万元成交。
事实上，这两家竞拍者都属于国有企业。
工商资料显示，中标方嘉兴市秀洲工业区宏业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由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全资控股，而后者又由嘉兴市社会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嘉兴市六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全资控股。另一家“竞拍者”秀洲区富兴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同属秀洲区控制，李益明认为这是明显的“陪标”。
“如果给其他公司拍卖过去的话，我们还要走拆迁的道路，我们还要跟他谈。如果像德尔这样谈不下来，不是我们政府的国有资产流失吗？不管外面有多少人报名，我们肯定要去参与拍卖。”陶兆荣直言不讳，“至于拍卖来的厂房就直接拆迁，机器还会再次拍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工商资料显示，宏业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分别由工业园区财政办公室主任施福定和内审办主任王立敏兼任。后者的总经理一职由工业园区综治维稳办公室主任徐关鑫担任。
对这一公务员法明令禁止的公职人员兼任企业职务的行为，陶兆荣的解释是，“如果不是班子成员，经过领导批准是可以的。”
（应采访者要求，叶文为化名）
-----------------------------------------------------------------------------
在共匪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不适合办民营企业，政府的一纸拆迁令就可以让你死翘翘，上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