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有限市场化改革，其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挥了根本性推动作用，也由此带动了能源、交通、通讯等领域的垄断企业的迅速发展。
不仅如此，垄断央企更挟持其体制背景，凭借优越的资源条件和融资便利等，大举扩张，“国进民退”。近年来，地方政府则以土地财政为后盾，通过设立各种融资
平台，获取了大量融资。与银行一样，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扩张背后，也依旧获益于相对低廉的资金成本，相对的，依旧是广大储户因低存款利率而付出的代价。
早有人指出过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而如今，地方政府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个角色。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尽管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在GDP贡献、就业人员比例和创新上的重要性一再提升，非国有企业提供了60%以上的GDP份额和80%以上 的就业岗位，却只能获得不到30%的银行贷款，至于规模以下的小微企业，更是超过90%以上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往来。换言之，银行体系从经济发展中获 得了最大的利益，却并未为经济发展最有效率的部门提供充分的服务。相反，银行体系的存在，更像是一套传送机制，凭借低利率的设置，负责将民间金融资源源源 不断地输送给予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
这一切并非偶然，为了维持体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执政者需要保持对于经济领域的强势控制，保持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是这一战略意 图的官方表达，一方面，市场化需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挥根本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出于专政的目的，又需要将其比例限制在一定范围，需要扶持国有经济，之 所以中国的投融资体制并未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有根本的改变，而是依旧保持着垄断设置，依旧服从行政化的指令，更多的是出于这一目的。
由于体制对于金融领域的绝对控制，民众并无充分的选择，将钱存入银行当中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教育、医疗、养老等三座大山，又逼迫民众维持相当高的储蓄 率，也因此，与经济发展向伴随的，是居民银行存款的节节升高。迄今为止，作为利益输送机制的中国银行业仍处于其黄金时代，不过，没有人会对剥夺无动于衷， 存钱不划算早已是民众普遍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购房冲动的推动力。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相对萎靡，民众也会寻找新的出口，一些民众选择了将钱投入到风 险相对较高的民间借贷之中，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将钱汇出境外。最近一两年来银行存款和外汇占款的减少，或许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财政、银行和国有企业这三位一体近些年的顺风顺水，其实都建立在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之上，但是，对于后者既利用又限制的体制立场，又无时不在损害着 非国有部门的潜力，一旦非国有部门的动能减缓，过度扩张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也会失去其势头，相应的，则是资产价格逆向重估的风险，而银行必将首当其冲。 有朋友曾说，谁能看准未来的主题，谁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在他看来，在1990年代，因为政策环境的宽松，主题是做生意，在21世纪的头十年，因为资产的 迅速增值，主题是买房子，或许，在未来十年，随着资产价格重估的风险增大，主题变成了转移，谁率先将资产转移出去，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尽管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在GDP贡献、就业人员比例和创新上的重要性一再提升，非国有企业提供了60%以上的GDP份额和80%以上 的就业岗位，却只能获得不到30%的银行贷款，至于规模以下的小微企业，更是超过90%以上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往来。换言之，银行体系从经济发展中获 得了最大的利益，却并未为经济发展最有效率的部门提供充分的服务。相反，银行体系的存在，更像是一套传送机制，凭借低利率的设置，负责将民间金融资源源源 不断地输送给予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
这一切并非偶然，为了维持体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执政者需要保持对于经济领域的强势控制，保持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是这一战略意 图的官方表达，一方面，市场化需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挥根本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出于专政的目的，又需要将其比例限制在一定范围，需要扶持国有经济，之 所以中国的投融资体制并未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有根本的改变，而是依旧保持着垄断设置，依旧服从行政化的指令，更多的是出于这一目的。
由于体制对于金融领域的绝对控制，民众并无充分的选择，将钱存入银行当中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教育、医疗、养老等三座大山，又逼迫民众维持相当高的储蓄 率，也因此，与经济发展向伴随的，是居民银行存款的节节升高。迄今为止，作为利益输送机制的中国银行业仍处于其黄金时代，不过，没有人会对剥夺无动于衷， 存钱不划算早已是民众普遍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购房冲动的推动力。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相对萎靡，民众也会寻找新的出口，一些民众选择了将钱投入到风 险相对较高的民间借贷之中，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将钱汇出境外。最近一两年来银行存款和外汇占款的减少，或许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财政、银行和国有企业这三位一体近些年的顺风顺水，其实都建立在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之上，但是，对于后者既利用又限制的体制立场，又无时不在损害着 非国有部门的潜力，一旦非国有部门的动能减缓，过度扩张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也会失去其势头，相应的，则是资产价格逆向重估的风险，而银行必将首当其冲。 有朋友曾说，谁能看准未来的主题，谁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在他看来，在1990年代，因为政策环境的宽松，主题是做生意，在21世纪的头十年，因为资产的 迅速增值，主题是买房子，或许，在未来十年，随着资产价格重估的风险增大，主题变成了转移，谁率先将资产转移出去，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