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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 August 2014

中国式的“恶的共同体”-官商共同体

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诞生至今,一个个曾经万般光鲜的人物,从圣坛上接二连三掉下来。让人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企业家、商人、 娱乐明星、主持人等等,本来并非官场人物,也都搅进了腐败的漩涡?我想,这不但触及到现有体制下人才选拨的弊端,更涉及到中国主流意义上对成功的定义。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个人与社会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社会体系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而人的特定行为又决定着社会体系的最终走向。打个比 方,一个有五千名公务员的城市,其中一位公务员贪腐了,这是公务员自身的问题,而非社会体系出现了病变。如果有两千五百名公务员贪腐了,这显然不能单单指 责公务员的品行,而是社会体系发生了巨大的癌变。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一书中曾经指出:“社会系统中,被制度化了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可以说制度就是 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好的制度下,人们被约定成俗的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所制约,从而在规范化的社会系统中各演角色,各尽其职。而在 坏的制度下,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皆已丧失了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力,人们的角色扮演随之位移,每个人很可能出现多重面具,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混乱失范。 由此可见,“被带走”的主持人之流,既是社会系统失范的获益者,又是社会系统失范的受害者。作为电视主播,主持节目是他们原本该扮演的角色,依傍权势、唯 利是图、利用职务套取钱财,本来不是他们需要频繁换戴的花样面具。
在任何社会体系中,人们都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爱的共同体,这是共同体中最小的单位,由两个人组成;经济共同体,几个人合伙开公司;环保共同 体,一群有环保意识的人聚合在一起;政治共同体,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组成的团体。诸多社会共同体,虽然名目繁多,但皆有一个核心纲领:共同体成员都持有相 同的价值观。只有价值观相同的人们,才会在密集的人群中,形成一个区别于他人的共同体。
我不知道中国当前社会的共同体有多少种类,但每每看到 近一年来的反腐新闻报道,都会频频想起一个词——恶的共同体。
在中国,一位年轻人,要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功,不仅要学会依附权势,还要学会进入恶的共同体,与恶同床共枕。我曾遇到过这样的成功饥渴症患者,他 明晓很多社会弊端,每每议论时政,他比任何人的言论更极端,更富社会正义感。但一遇到官员,他便点头哈腰,宛若软体动物,比谁的腰都弯,让你几乎怀疑他的 脊梁骨是否存在。他给官员们行贿,私下里与官员们处好关系,并给新来的从业人员炫耀性示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你找哥,哥和XXX(官员名)关系很铁。这 种精神分裂的景象,在当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为了往上爬,为了所谓的成功,人们信奉说与做断然决裂的二轨制:说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话语中 是公平与正义,行动间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肮脏与龌龊。
为了获得巨大的名声与利益,成功饥渴症患者在说与做的极度分裂中驰向未来,从而进入了恶的共同体,成为有权有势者的虎子与马仔。出身基层、爬到重庆 公安局长位置的王立军,便是依傍权势、与恶共舞,最终却与恶同归于尽的典范。显然,这是一种冒险式投机。当事人不但要具有赌徒般的勇气,还需押下人格尊 严、名声荣誉等等作为赌注,因此选择队伍,傍好靠山,是这些人最为艰难的抉择。但王立军们并不认为他们在玩火,他们觉得权力不但是最好的春药,还是千年不 倒的城堡。权力的城堡里,他们可以惬意快活一辈子。前段时间被相关部门“带走”的央视财经频道的主持人芮成钢的成功之路,即若在事发败落之后,亦有颇多人 羡慕。事实上,芮成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芮成钢是目前社会体系下中国式成功学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在一起做过不可明言却心知肚明的坏事,便成了密不可分的好兄弟、好朋友、好同事,原本是一种黑社会才有的共恶逻辑。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许多利益团 体,很多时候便是恶的共同体:共同贪污,共同嫁祸,共同使得异见者倒台,共同钻法律的漏洞。一旦共恶的根基丧失,这友谊和利益关系便会雷峰塔般分崩离析。 周永康事件,无非是恶的共同体效应再次引发的严重后果:当第一张牌因外力而被推倒,后面的牌便如雪崩般随之倒掉。大恶与小恶,主恶与从恶,众恶纷呈,恶恶 相因,凝目观看成功者的恶事与恶行曝光的人民群众,难免如看到神仙如厕,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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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共同体”。如果你傍错了官员,你就成为另一个“胡雪岩”,“芮成钢” 。
所以专制制度下,跟官员保持距离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