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传统中国，士绅集团可谓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作为地方的“自发性权威”，士绅集团维系着当地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地方的公益慈善、纠纷仲裁、公共治理、公序良俗，均有赖于士绅的主持。
在东南社会，自洋务运动以来，一个庞大的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社会自治领导者——士绅-绅商群体已经发育成熟。这个群体既得东南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所滋养，保留着传统士绅关怀社会的公共精神，也受沿海城市得风气之先的文明熏陶，对西来的现代文明持开放态度，他们是东南社会最重要的理性力量。
义和团运动期间，比起风起云涌的北方，东南地区可谓风平浪静
“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话说19世纪的最后几年，鲁西平原突然兴起一股“神拳热”。教授“神拳”的人宣称通过念咒、喝符、烧香，可以神灵附体，从而刀枪不入。每个拳民都有自己的专用神，从《西游记》的孙悟空、猪八戒，到《三国演义》的关羽、周仓，再到《封神榜》的庞大神仙系统，都可以招之即来。
大约从1898年末开始，拳民将他们的拳头对准了鲁西平原的洋教（彼时教会为发展势力，吸纳大量流氓地痞为教民，一部分教民倚仗教会庇护，横行乡里，无疑加剧了教民与拳民的冲突），他们在“神拳”领袖朱红灯的率领下，在鲁西北的平原县、茌平县一带对抗教民、焚烧教堂，并将“神拳”改名“义和拳”。后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运动被官兵镇压下去，但义和拳很快有如水银泻地，又如烈火燎原，迅速从鲁西北涌入直隶、天津、京师，并蔓延至山西、内蒙古和东北。拳民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杀洋人，灭洋教，毁洋货。
义和拳引发中外震惊，列强要求清政府镇压拳乱，进而又组织“八国联军”攻入中国“平乱”。这时候，对西方列强已经忍了一肚子火的慈禧太后，决定招抚拳民，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并于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的名义下诏，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
正当清政府、义和团与列强军队在华北平原打成一团之时，东南地区却大体上保持平静。清廷刚刚向列强宣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与各国驻华代表达成“东南互保”协议：“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
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虽然也出现零星的义和团运动，但比起风起云涌的北方，东南地区可谓风平浪静。
在传统中国，士绅集团可谓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
为什么义和团在华北掀起轩然大波，却在东南地区激不起半点风浪？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地方当局对义和团的不同态度（很有意思，当时汉人督抚对义和团多主张剿灭，而满人督抚则多主张招抚义和团），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鲁西北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天灾的刺激（1899至1900年，北方各省连遭旱灾虫害），地方文化的影响（鲁西平原的民众有着深厚的习武传统）。但如果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被忽略，那就是——鲁西平原基本上没有什么士绅力量，而东南地区的士绅势力非常强盛。
在传统中国，士绅集团可谓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作为地方的“自发性权威”，士绅集团维系着当地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地方的公益慈善、纠纷仲裁、公共治理、公序良俗，均有赖于士绅的主持。评判一个地方的社会自治程度，可以看两个指标：是否有发达的自治组织；是否有发达的乡规民约。现在还应该补充另一个指标：是否有发达的士绅力量。
清代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士绅力量获得强势的发展，一度被压抑的士绅意识得以复苏，士绅成为领导晚清社会建设运动的强大势力。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晚清自治组织，如维持治安的团练、组织商业的商会、负责城市消防的水龙会、开展公益的善堂，均由士绅-绅商群体所主持。但是，晚清的士绅-绅商群体基本上集中在东南地区，北方的士绅力量相对要薄弱得多。
一份晚清的进士地域分布统计显示：1840年至1905年，进士数目最多的前十个省份依次是：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南、八旗、福建、直隶、安徽、广东。八旗与直隶在科举录取上有优待，姑且不论，东南省份占了这个名单的一大半。山东虽然进入三甲，但另一份统计材料显示：1851年至1900年，山东的举人数目基本上集中在山东半岛、济宁、济南昌邑一带（约42个县），占了72%，这些地方在义和团兴起时，大体上都保持平静；而义和团的发源地鲁西北有44个县，举人数目才占13%。地处鲁西北的茌平县，居然在清末20年间从未出过一个举人。
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士绅阶层来组织当地的公共治理，鲁西北的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涣散状态：人口结构以大量的自耕农为主，连大地主都很罕见，人口流动自由，但人们彼此之间缺乏理性的联结，除了秘密宗教，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像样的自治组织（包括传统的宗族），原子化生存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种涣散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宜义和团的落地生根。
义和团在山东受挫后，很快就扩散到接壤的直隶。与鲁西北的情况不同，直隶有大批士绅加入义和团，“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这又是何故？在“庚子事变”之前，直隶一直习惯于“官治”，社会自治的力量远比东南薄弱，士绅阶层缺乏组织社会自治的文化自觉。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在拳民的冲击下脱序，一旦脱序又难以自我修复。而且，与更早接触外来文化的东南诸省相比，直隶一带的士绅普遍有着强烈的“仇教排外”文化心理，“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指义和团运动）”（《庚子西狩丛谈》）。直隶士绅领导的社会自治事业，要等到“庚子事变”后的清末新政期间，才获得较大发展。
而在东南地区，自洋务运动以来，一个庞大的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社会自治领导者——士绅-绅商群体已经发育成熟。这个群体既得东南地区深厚的文化传统所滋养，保留着传统士绅关怀社会的公共精神；也受沿海城市得风气之先的文明熏陶，对西来的现代文明持开放态度，他们是东南地区最重要的理性力量。东南地区尽管也爆发过多起“教案”，并且有士绅台前幕后参与进去，但毕竟不致如义和团运动那般失控。
“东南互保”绝不仅仅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主意，更有东南地区士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推动
当清廷、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北方交战之时，一批江南士绅、绅商在上海发起成立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协济善会等公益组织，发动社会捐款，筹集物资，延请洋医、华医，赈济、救助从北方逃亡南下的难民，又派轮船前往天津接运“被难官商”。上海的工商行会也举行集会，商讨一旦上海市场受战乱波及，当如何自救的对策。
1900年6月6日，慈禧太后发布晓谕义和团的上谕，意在招抚团民对付列强。这份上谕电传到东南，立即受到东南地区的抵制。东南的士绅-绅商群体并不希望看到团民肆虐“闹教”。为此，东南士绅逆朝廷之意而行，自行组织团练。当时温州知府欲落实清廷关于招抚团民的政策，将投诚的义和团民陈飞龙、许阿擂、黄上焕等人招入团练，结果受到温州士绅的强烈抗议，有些士绅当面对知府拍案子，拂袖而去，最后逼使知府不得不撤销了招抚团民为团练的决定。代表上海商民舆论的上海媒体也纷纷刊发《保卫东南商务》、《保全南方之法》等社论，要求东南诸省当局维持中外和局、保障社会稳定。
事实上，“东南互保”绝不仅仅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主意，更有东南士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推动。张謇、陈三立、汤寿潜、汪康年等东南权绅，为促成“东南互保”，奔走于督抚、洋人之间，穿针引线。张謇的朋友刘厚生曾透露：“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均为东南地区的士绅），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不管张謇当时是否有推倒慈禧的图谋，但“东南互保”的实现，张謇确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张謇与刘坤一、张之洞关系密切，1900年6月16日，英国驻汉口领事“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张謇得悉后“力阻之”，同时电告两江总督刘坤一：“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6月18日，他策动刘坤一招抚盘踞在长江下游的盐枭徐老虎，避免徐老虎响应北方的义和团而闹事；6月25日，沈渝庆在盛宣怀的授意下，游说刘坤一跟西人签订和约，刘坤一犹豫未决，是张謇的这一句话：“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让刘坤一下了决心，电约张之洞与西人签约。次日，《东南保护约款》遂在上海签订。事成之后，张謇作《东南立约》诗一首：“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
可以说，没有东南地区士绅-绅商群体的同气相求，“东南互保”是不可能出炉的。也正因为东南地区存在着强大的士绅力量在理性地组织社会，应对危局，甚至敢于抵制来自清廷的压力，义和团的火焰才无法延烧到东南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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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士绅集团可谓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作为地方的“自发性权威”，士绅集团维系着当地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地方的公益慈善、纠纷仲裁、公共治理、公序良俗，均有赖于士绅的主持。
在东南社会，自洋务运动以来，一个庞大的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社会自治领导者——士绅-绅商群体已经发育成熟。这个群体既得东南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所滋养，保留着传统士绅关怀社会的公共精神，也受沿海城市得风气之先的文明熏陶，对西来的现代文明持开放态度，他们是东南社会最重要的理性力量。
义和团运动期间，比起风起云涌的北方，东南地区可谓风平浪静
“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话说19世纪的最后几年，鲁西平原突然兴起一股“神拳热”。教授“神拳”的人宣称通过念咒、喝符、烧香，可以神灵附体，从而刀枪不入。每个拳民都有自己的专用神，从《西游记》的孙悟空、猪八戒，到《三国演义》的关羽、周仓，再到《封神榜》的庞大神仙系统，都可以招之即来。
大约从1898年末开始，拳民将他们的拳头对准了鲁西平原的洋教（彼时教会为发展势力，吸纳大量流氓地痞为教民，一部分教民倚仗教会庇护，横行乡里，无疑加剧了教民与拳民的冲突），他们在“神拳”领袖朱红灯的率领下，在鲁西北的平原县、茌平县一带对抗教民、焚烧教堂，并将“神拳”改名“义和拳”。后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运动被官兵镇压下去，但义和拳很快有如水银泻地，又如烈火燎原，迅速从鲁西北涌入直隶、天津、京师，并蔓延至山西、内蒙古和东北。拳民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杀洋人，灭洋教，毁洋货。
义和拳引发中外震惊，列强要求清政府镇压拳乱，进而又组织“八国联军”攻入中国“平乱”。这时候，对西方列强已经忍了一肚子火的慈禧太后，决定招抚拳民，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并于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的名义下诏，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
正当清政府、义和团与列强军队在华北平原打成一团之时，东南地区却大体上保持平静。清廷刚刚向列强宣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与各国驻华代表达成“东南互保”协议：“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
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虽然也出现零星的义和团运动，但比起风起云涌的北方，东南地区可谓风平浪静。
在传统中国，士绅集团可谓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
为什么义和团在华北掀起轩然大波，却在东南地区激不起半点风浪？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地方当局对义和团的不同态度（很有意思，当时汉人督抚对义和团多主张剿灭，而满人督抚则多主张招抚义和团），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鲁西北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天灾的刺激（1899至1900年，北方各省连遭旱灾虫害），地方文化的影响（鲁西平原的民众有着深厚的习武传统）。但如果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被忽略，那就是——鲁西平原基本上没有什么士绅力量，而东南地区的士绅势力非常强盛。
在传统中国，士绅集团可谓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作为地方的“自发性权威”，士绅集团维系着当地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地方的公益慈善、纠纷仲裁、公共治理、公序良俗，均有赖于士绅的主持。评判一个地方的社会自治程度，可以看两个指标：是否有发达的自治组织；是否有发达的乡规民约。现在还应该补充另一个指标：是否有发达的士绅力量。
清代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士绅力量获得强势的发展，一度被压抑的士绅意识得以复苏，士绅成为领导晚清社会建设运动的强大势力。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晚清自治组织，如维持治安的团练、组织商业的商会、负责城市消防的水龙会、开展公益的善堂，均由士绅-绅商群体所主持。但是，晚清的士绅-绅商群体基本上集中在东南地区，北方的士绅力量相对要薄弱得多。
一份晚清的进士地域分布统计显示：1840年至1905年，进士数目最多的前十个省份依次是：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南、八旗、福建、直隶、安徽、广东。八旗与直隶在科举录取上有优待，姑且不论，东南省份占了这个名单的一大半。山东虽然进入三甲，但另一份统计材料显示：1851年至1900年，山东的举人数目基本上集中在山东半岛、济宁、济南昌邑一带（约42个县），占了72%，这些地方在义和团兴起时，大体上都保持平静；而义和团的发源地鲁西北有44个县，举人数目才占13%。地处鲁西北的茌平县，居然在清末20年间从未出过一个举人。
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士绅阶层来组织当地的公共治理，鲁西北的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涣散状态：人口结构以大量的自耕农为主，连大地主都很罕见，人口流动自由，但人们彼此之间缺乏理性的联结，除了秘密宗教，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像样的自治组织（包括传统的宗族），原子化生存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种涣散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宜义和团的落地生根。
义和团在山东受挫后，很快就扩散到接壤的直隶。与鲁西北的情况不同，直隶有大批士绅加入义和团，“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这又是何故？在“庚子事变”之前，直隶一直习惯于“官治”，社会自治的力量远比东南薄弱，士绅阶层缺乏组织社会自治的文化自觉。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在拳民的冲击下脱序，一旦脱序又难以自我修复。而且，与更早接触外来文化的东南诸省相比，直隶一带的士绅普遍有着强烈的“仇教排外”文化心理，“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指义和团运动）”（《庚子西狩丛谈》）。直隶士绅领导的社会自治事业，要等到“庚子事变”后的清末新政期间，才获得较大发展。
而在东南地区，自洋务运动以来，一个庞大的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社会自治领导者——士绅-绅商群体已经发育成熟。这个群体既得东南地区深厚的文化传统所滋养，保留着传统士绅关怀社会的公共精神；也受沿海城市得风气之先的文明熏陶，对西来的现代文明持开放态度，他们是东南地区最重要的理性力量。东南地区尽管也爆发过多起“教案”，并且有士绅台前幕后参与进去，但毕竟不致如义和团运动那般失控。
“东南互保”绝不仅仅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主意，更有东南地区士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推动
当清廷、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北方交战之时，一批江南士绅、绅商在上海发起成立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协济善会等公益组织，发动社会捐款，筹集物资，延请洋医、华医，赈济、救助从北方逃亡南下的难民，又派轮船前往天津接运“被难官商”。上海的工商行会也举行集会，商讨一旦上海市场受战乱波及，当如何自救的对策。
1900年6月6日，慈禧太后发布晓谕义和团的上谕，意在招抚团民对付列强。这份上谕电传到东南，立即受到东南地区的抵制。东南的士绅-绅商群体并不希望看到团民肆虐“闹教”。为此，东南士绅逆朝廷之意而行，自行组织团练。当时温州知府欲落实清廷关于招抚团民的政策，将投诚的义和团民陈飞龙、许阿擂、黄上焕等人招入团练，结果受到温州士绅的强烈抗议，有些士绅当面对知府拍案子，拂袖而去，最后逼使知府不得不撤销了招抚团民为团练的决定。代表上海商民舆论的上海媒体也纷纷刊发《保卫东南商务》、《保全南方之法》等社论，要求东南诸省当局维持中外和局、保障社会稳定。
事实上，“东南互保”绝不仅仅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主意，更有东南士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推动。张謇、陈三立、汤寿潜、汪康年等东南权绅，为促成“东南互保”，奔走于督抚、洋人之间，穿针引线。张謇的朋友刘厚生曾透露：“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均为东南地区的士绅），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不管张謇当时是否有推倒慈禧的图谋，但“东南互保”的实现，张謇确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张謇与刘坤一、张之洞关系密切，1900年6月16日，英国驻汉口领事“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张謇得悉后“力阻之”，同时电告两江总督刘坤一：“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6月18日，他策动刘坤一招抚盘踞在长江下游的盐枭徐老虎，避免徐老虎响应北方的义和团而闹事；6月25日，沈渝庆在盛宣怀的授意下，游说刘坤一跟西人签订和约，刘坤一犹豫未决，是张謇的这一句话：“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让刘坤一下了决心，电约张之洞与西人签约。次日，《东南保护约款》遂在上海签订。事成之后，张謇作《东南立约》诗一首：“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
可以说，没有东南地区士绅-绅商群体的同气相求，“东南互保”是不可能出炉的。也正因为东南地区存在着强大的士绅力量在理性地组织社会，应对危局，甚至敢于抵制来自清廷的压力，义和团的火焰才无法延烧到东南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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