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又叫范儿。有人说是“精神气”，有人说是“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也有人说是“样子”的意思，弄的很复杂。
其实，范或范儿，就是“派头”的意思。
什么叫派头呢？就是人在行事的时候，自然表现出来的风度、气派或气势。
那么，民国范是什么呢？
当然是民国人行事的那种风度、气派或气势。
民国人行事的风度、气派或气势是表象，内质是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
举个例子：一九一五年，在报纸上经常发文抨击复辟帝制的黄远生，令袁世凯很头疼。袁世凯派人给黄远生送去十万大洋，让他别写这类文章了，但黄远生不要钱、不领情，文章照样写。袁世凯又许诺委任黄远生以报社高位，对其雅贿，让他别写了。黄远生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写文章骂袁世凯。袁世凯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他倒台，也没有加害黄远生。
这就是民国范。
黄远生和袁世凯二人，都足具自由，平等，博爱的民国范。
袁世凯没有加害黄远生，不是不想加害，是不敢加害。这种不敢，就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敬畏。也是对法律的敬畏，不是偶然。
任何良性的社会，都必须法大于权。而全社会的个人的品德，合成起来就是社会的品德。
所以，黄远生的自由，袁世凯的敬畏，表现出的是民国的理性、良善和高贵。
戴望舒以一首《雨巷》蜚声诗坛，至今令人怦然心动。
然而此人其貌不扬，且满脸麻子，常年哮喘。有些像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贺方回，人不如诗。
他的爱情很纠结，甚至是痛苦。先是追求施蜇存的妹妹施绛年，不成功，又转而追求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没有“遍地撒网，重点捕鱼”的策略，圈子小得不得了。结果，穆丽娟也看不上他。嘿嘿，他竟然以自杀为要挟，穆丽娟心善，终于同意与他结婚。然而，婚后并不幸福。穆丽娟想离开他，他又服毒真的服毒自杀。可惜穆丽娟不为所动，终于离婚。
但戴望舒没有以私废公，大节不亏。汉奸李士群邀他入伙，承诺把穆丽娟送回他身边，他坚决拒绝。
金岳霖在清华教书的那段时间，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
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
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带手纸。但他并不赶紧去宿舍拿，反而坐下来给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长的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你在其位，忠其职，你就要为我服务。
民国范，是三民主义的产物。
民国人物的癫狂、痴心、高傲、自大，都不失君子风，带有理性的高贵。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北京病逝。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刘半农为了要编一本“骂人专辑”，曾在北京某报纸上刊登启事，征求各地的“骂人语言”。
语言学家赵元任见到启事后，立即赶往刘半农的宿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把刘半农“痛骂”了很长时间。
随后周作人也赶来，用绍兴话再把刘半农“骂”了一顿。
刘半农在大学里授课时，因向学生们征集“骂语”，又被宁波、广东的学生相继用方言“大骂”。
此后，刘半农又去拜会章太炎。章太炎也听说了他正在收集“骂人语言”，就用汉代的骂人话“骂他”，还告诉他这句骂人话是谁说的、典出何处；接着用唐朝骂人的话“骂”他，再告诉他是谁骂的，典出何处。一直从上午说到中午，意犹未尽。刘半农和同来的人只得向章太炎作揖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新文化运动刚起步时，为宣传文学革命，钱玄同与刘半农于民国七年（1918年）三月在《新青年》上分别扮演了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了《文学革命的反响》。这篇文章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的长篇文章，针对“王敬轩”所列的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
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十日，刘半农邀请好友数人到郑颖孙家，其中包括曾同在伦敦待过的徐志摩。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之际，徐志摩接到电话，尔后笑意盈盈地说：“我明早六点南飞。明晚此时，当与小曼共饭也。”同座中，刘半农年龄最大，又喜开玩笑，听徐志摩说坐飞机，便打趣道：“飞空之戏，君自好之，我则不敢尝。”徐志摩回应到：“危险在所难免，我自甘之。我苟飞死，君当为我作挽联。”刘半农笑答诺。宴席散去，刘半农与徐志摩握手道别时，徐志摩还依然笑着叮嘱：“一事费神：我若死，毋忘作挽联。”然而，两文人好友之间的玩笑之词，竟成谶语。十九日，由南京到北平载着徐志摩的“济南号”，在济南党家庄遇大雾失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下旬，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赴内蒙考察。农远足塞外，夜宿百灵庙一间乡村草房，其他人都睡在土炕上，而他自备一行军床，于房中支架独卧，故作僵硬状，开玩笑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啊！”听者为之大笑，却不料一语成谶，在考察途中，刘半农为虱子叮咬，染回归热，回京后耽误治疗，于同年七月中旬离世。
《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刘半农先生于一九二零年在伦敦时写的一首白话诗，一九二六年赵元任先生将此诗谱曲。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人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赵元任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刚好那天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
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
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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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呢？当然没有民国范，只有“专制范”，只有“你算个屁”的盛气凌人范。
其实，范或范儿，就是“派头”的意思。
什么叫派头呢？就是人在行事的时候，自然表现出来的风度、气派或气势。
那么，民国范是什么呢？
当然是民国人行事的那种风度、气派或气势。
民国人行事的风度、气派或气势是表象，内质是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
举个例子：一九一五年，在报纸上经常发文抨击复辟帝制的黄远生，令袁世凯很头疼。袁世凯派人给黄远生送去十万大洋，让他别写这类文章了，但黄远生不要钱、不领情，文章照样写。袁世凯又许诺委任黄远生以报社高位，对其雅贿，让他别写了。黄远生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写文章骂袁世凯。袁世凯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他倒台，也没有加害黄远生。
这就是民国范。
黄远生和袁世凯二人，都足具自由，平等，博爱的民国范。
袁世凯没有加害黄远生，不是不想加害，是不敢加害。这种不敢，就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敬畏。也是对法律的敬畏，不是偶然。
任何良性的社会，都必须法大于权。而全社会的个人的品德，合成起来就是社会的品德。
所以，黄远生的自由，袁世凯的敬畏，表现出的是民国的理性、良善和高贵。
戴望舒以一首《雨巷》蜚声诗坛，至今令人怦然心动。
然而此人其貌不扬，且满脸麻子，常年哮喘。有些像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贺方回，人不如诗。
他的爱情很纠结，甚至是痛苦。先是追求施蜇存的妹妹施绛年，不成功，又转而追求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没有“遍地撒网，重点捕鱼”的策略，圈子小得不得了。结果，穆丽娟也看不上他。嘿嘿，他竟然以自杀为要挟，穆丽娟心善，终于同意与他结婚。然而，婚后并不幸福。穆丽娟想离开他，他又服毒真的服毒自杀。可惜穆丽娟不为所动，终于离婚。
但戴望舒没有以私废公，大节不亏。汉奸李士群邀他入伙，承诺把穆丽娟送回他身边，他坚决拒绝。
金岳霖在清华教书的那段时间，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
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
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带手纸。但他并不赶紧去宿舍拿，反而坐下来给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长的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你在其位，忠其职，你就要为我服务。
民国范，是三民主义的产物。
民国人物的癫狂、痴心、高傲、自大，都不失君子风，带有理性的高贵。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北京病逝。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刘半农为了要编一本“骂人专辑”，曾在北京某报纸上刊登启事，征求各地的“骂人语言”。
语言学家赵元任见到启事后，立即赶往刘半农的宿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把刘半农“痛骂”了很长时间。
随后周作人也赶来，用绍兴话再把刘半农“骂”了一顿。
刘半农在大学里授课时，因向学生们征集“骂语”，又被宁波、广东的学生相继用方言“大骂”。
此后，刘半农又去拜会章太炎。章太炎也听说了他正在收集“骂人语言”，就用汉代的骂人话“骂他”，还告诉他这句骂人话是谁说的、典出何处；接着用唐朝骂人的话“骂”他，再告诉他是谁骂的，典出何处。一直从上午说到中午，意犹未尽。刘半农和同来的人只得向章太炎作揖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新文化运动刚起步时，为宣传文学革命，钱玄同与刘半农于民国七年（1918年）三月在《新青年》上分别扮演了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了《文学革命的反响》。这篇文章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的长篇文章，针对“王敬轩”所列的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
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十日，刘半农邀请好友数人到郑颖孙家，其中包括曾同在伦敦待过的徐志摩。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之际，徐志摩接到电话，尔后笑意盈盈地说：“我明早六点南飞。明晚此时，当与小曼共饭也。”同座中，刘半农年龄最大，又喜开玩笑，听徐志摩说坐飞机，便打趣道：“飞空之戏，君自好之，我则不敢尝。”徐志摩回应到：“危险在所难免，我自甘之。我苟飞死，君当为我作挽联。”刘半农笑答诺。宴席散去，刘半农与徐志摩握手道别时，徐志摩还依然笑着叮嘱：“一事费神：我若死，毋忘作挽联。”然而，两文人好友之间的玩笑之词，竟成谶语。十九日，由南京到北平载着徐志摩的“济南号”，在济南党家庄遇大雾失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下旬，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赴内蒙考察。农远足塞外，夜宿百灵庙一间乡村草房，其他人都睡在土炕上，而他自备一行军床，于房中支架独卧，故作僵硬状，开玩笑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啊！”听者为之大笑，却不料一语成谶，在考察途中，刘半农为虱子叮咬，染回归热，回京后耽误治疗，于同年七月中旬离世。
《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刘半农先生于一九二零年在伦敦时写的一首白话诗，一九二六年赵元任先生将此诗谱曲。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人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赵元任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刚好那天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
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
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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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呢？当然没有民国范，只有“专制范”，只有“你算个屁”的盛气凌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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