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在4月19日对郭文贵的采访被迫中断，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在采访之前，郭文贵曾经宣称他将会放出“核弹”，而我们在采访计划中也进行了充分细致的准备。美国之音各级领导当时为这次采访提供了从参考资料到直播技术手段等各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在4月17日中国外交部施压之后发生突然的改变。
原定采访计划中的各种细节只有我们两人最清楚。根据与郭文贵团队的谈判商定，郭预先为我们提供采访参考的文字和有声资料，我们同意对此次专访全程直播。而他在直播中提供的资料在播出之前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没有播出的资料也不能透露。因此尽管美国之音上层一再要求我们交出掌握的材料，我们本着保护与尊重消息来源的原则，信守约定与承诺，没有向上级提交。不过，我们在采访之前多次将采访的提纲报告给华盛顿总部相关的负责人。
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之后，我们在这里公布我们制定的部分采访计划。在谈到计划本身之前，想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原来的直播计划是三个小时。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电视、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同步直播，一直如此。
对郭文贵的访谈，就是在《时事大家谈》节目时间进行的。由于我们预期对郭文贵的访谈会有非常重要的内容，一小时的时间不够，因此中文部的各位节目负责人都同意将这次节目的时间增加到三个小时，包括按照该节目的传统，给予观众半个小时提问的时间。
在阅读了大量关于郭文贵的报道以及其它媒体的访谈之后，我们作出了一些关键的决定。
首先，我们会将访谈的内容只限于郭文贵本人所经历过的事情上。我们明确表示不会让他在节目中指控任何非公众人物。
第二，在采访之前，我们决定用大量的时间来与采访对象沟通，并且尽可能地检查证据。我们在电视与网络上不会出示任何没有经过多渠道查证的图像。
第三，我们将尽可能地向中国官方进行求证。我们圈点出来一批与郭文贵有关的案件，包括农行32亿的贷款、马建等国安官员与他的关系、项俊波的落马，等等。这些案件已经由中国媒体部分公布出来，郭文贵是被指控的人，我们可以听听他的说法。
在直播采访的前两天，我们两人和郭文贵交谈了十几个小时。他对我们提出的各种质询和问题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回答。最后，我们将采访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郭文贵本人发家的历史。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他从来就是个奸商。媒体用不屑的口气，说他就是个“农民”。虽然我们实在不明白出身于农民而不是红二代有什么错，但是觉得观众听众都会有兴趣了解他本人的背景，包括他实际的出身、他致富的途径、他目前的身份与国籍，等等。
（二）中国政府指责郭文贵行贿。我们会问他到底是否非法行贿，还是被索贿。如果有行贿或者被索贿的情况，是给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通过什么方式来支付的。有什么样的人证物证。尤其是按照政府的指控，他行贿的对象是中国政府一大批高级官员。这些官员有的已经在监狱里面。是否还有没有进监狱的官员。如果有的话，他们是谁，受贿多少。在受贿之后，他们给予郭文贵以及他的商务的好处是什么？如果是索贿的话，这些官员给他的威胁是什么？我们会追问他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让他谈这些事件的前后经过。比如为开发商业房地产廉价购买土地，这里面存在着数额惊人的利益，也是中国最近二三十年来有些人能够迅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中间大量腐败的细节，外人无从得知。我们希望能通过对郭文贵的采访揭露出重要的黑幕，特别是希望他能具体地谈谈所谓“白手套”的问题。
（三）郭文贵与国家安全部门长期合作，已经是被公开的事实，他自己也丝毫不否认。他是否安全部门的成员？亦或是安全部门通过某种方式来胁迫他合作？他在自己拥有的旅馆中安装录像设备，监视入住的人，尤其是政府官员。这种做法是他的授意还是国安的做法？如果他是国安的忠实成员，那么这是不是他得以发财致富的手段之一？如果他不是国安的成员，那么他又是如何被胁迫的？国安与他合作的方式有哪些？根据郭文贵自己的说法，国安在他的大楼中设有办公室，从来不交房租。都有哪些人在他的高档旅馆中被录像或录音？他手里是否掌握这些资料？其中有的高官被揭发、起诉、判刑，但是否还有许多仍然在高位的？中国国安部门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安全部门与大批商界富豪的所谓“商务挂靠”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希望郭文贵以亲身的经历来为公众描述这种政府操作形式。
（四）郭文贵在2014年夏天离开中国，之后他的女儿曾经被当局逮捕，他的兄弟们以及数百员工与生意伙伴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没有判刑。根据郭文贵的说法，与他有关的这些人在被逮捕与监禁时遭受了酷刑与人身侮辱。我们希望他就这种说法提供具体的证据。我们也希望只身在海外的郭文贵能够谈谈他在这种境况下的个人感受。
没想到的是，我们这次采访竟然引来了中国政府出乎意料的反弹。采访定于4月19日星期三举行。我们在4月14日星期五那天进行了预告。星期一，大连公安局对已经在国外将近三年的郭文贵发出了逮捕令。当天下午，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被中国外交部约谈，指责我们的采访“单方面让一个中国政府通缉的罪犯说话”、“干涉中国内政”、“干预十九大进程”，等等。
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促使我们决心维护新闻独立与自由的原则。当美国之音上层强力要求我们停止直播的时候，我们争辩说，如果改变直播计划，将导致外界认为美国之音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对美国之音的声誉将造成巨大损害。不过我们同意加倍谨慎，包括按照华盛顿方面的要求，多次播出免责声明。
就在采访的前夜，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色通告。这个没有法律效力的通告经常被误译为红色通缉令。这条突发新闻也让我们稍微改变了原定的采访计划。郭文贵对“红通”的反应，成为采访中的第一个问题。这也是被中国政府发出红通令的人首次通过自由媒体对中国以举国之力发出的指控进行辩解。不幸的是，在各种压力之下，我们原定的直播被突然中断，也使得这次采访成为我们记者生涯的终身遗憾。
原定采访计划中的各种细节只有我们两人最清楚。根据与郭文贵团队的谈判商定，郭预先为我们提供采访参考的文字和有声资料，我们同意对此次专访全程直播。而他在直播中提供的资料在播出之前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没有播出的资料也不能透露。因此尽管美国之音上层一再要求我们交出掌握的材料，我们本着保护与尊重消息来源的原则，信守约定与承诺，没有向上级提交。不过，我们在采访之前多次将采访的提纲报告给华盛顿总部相关的负责人。
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之后，我们在这里公布我们制定的部分采访计划。在谈到计划本身之前，想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原来的直播计划是三个小时。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电视、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同步直播，一直如此。
对郭文贵的访谈，就是在《时事大家谈》节目时间进行的。由于我们预期对郭文贵的访谈会有非常重要的内容，一小时的时间不够，因此中文部的各位节目负责人都同意将这次节目的时间增加到三个小时，包括按照该节目的传统，给予观众半个小时提问的时间。
在阅读了大量关于郭文贵的报道以及其它媒体的访谈之后，我们作出了一些关键的决定。
首先，我们会将访谈的内容只限于郭文贵本人所经历过的事情上。我们明确表示不会让他在节目中指控任何非公众人物。
第二，在采访之前，我们决定用大量的时间来与采访对象沟通，并且尽可能地检查证据。我们在电视与网络上不会出示任何没有经过多渠道查证的图像。
第三，我们将尽可能地向中国官方进行求证。我们圈点出来一批与郭文贵有关的案件，包括农行32亿的贷款、马建等国安官员与他的关系、项俊波的落马，等等。这些案件已经由中国媒体部分公布出来，郭文贵是被指控的人，我们可以听听他的说法。
在直播采访的前两天，我们两人和郭文贵交谈了十几个小时。他对我们提出的各种质询和问题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回答。最后，我们将采访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郭文贵本人发家的历史。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他从来就是个奸商。媒体用不屑的口气，说他就是个“农民”。虽然我们实在不明白出身于农民而不是红二代有什么错，但是觉得观众听众都会有兴趣了解他本人的背景，包括他实际的出身、他致富的途径、他目前的身份与国籍，等等。
（二）中国政府指责郭文贵行贿。我们会问他到底是否非法行贿，还是被索贿。如果有行贿或者被索贿的情况，是给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通过什么方式来支付的。有什么样的人证物证。尤其是按照政府的指控，他行贿的对象是中国政府一大批高级官员。这些官员有的已经在监狱里面。是否还有没有进监狱的官员。如果有的话，他们是谁，受贿多少。在受贿之后，他们给予郭文贵以及他的商务的好处是什么？如果是索贿的话，这些官员给他的威胁是什么？我们会追问他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让他谈这些事件的前后经过。比如为开发商业房地产廉价购买土地，这里面存在着数额惊人的利益，也是中国最近二三十年来有些人能够迅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中间大量腐败的细节，外人无从得知。我们希望能通过对郭文贵的采访揭露出重要的黑幕，特别是希望他能具体地谈谈所谓“白手套”的问题。
（三）郭文贵与国家安全部门长期合作，已经是被公开的事实，他自己也丝毫不否认。他是否安全部门的成员？亦或是安全部门通过某种方式来胁迫他合作？他在自己拥有的旅馆中安装录像设备，监视入住的人，尤其是政府官员。这种做法是他的授意还是国安的做法？如果他是国安的忠实成员，那么这是不是他得以发财致富的手段之一？如果他不是国安的成员，那么他又是如何被胁迫的？国安与他合作的方式有哪些？根据郭文贵自己的说法，国安在他的大楼中设有办公室，从来不交房租。都有哪些人在他的高档旅馆中被录像或录音？他手里是否掌握这些资料？其中有的高官被揭发、起诉、判刑，但是否还有许多仍然在高位的？中国国安部门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安全部门与大批商界富豪的所谓“商务挂靠”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希望郭文贵以亲身的经历来为公众描述这种政府操作形式。
（四）郭文贵在2014年夏天离开中国，之后他的女儿曾经被当局逮捕，他的兄弟们以及数百员工与生意伙伴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没有判刑。根据郭文贵的说法，与他有关的这些人在被逮捕与监禁时遭受了酷刑与人身侮辱。我们希望他就这种说法提供具体的证据。我们也希望只身在海外的郭文贵能够谈谈他在这种境况下的个人感受。
没想到的是，我们这次采访竟然引来了中国政府出乎意料的反弹。采访定于4月19日星期三举行。我们在4月14日星期五那天进行了预告。星期一，大连公安局对已经在国外将近三年的郭文贵发出了逮捕令。当天下午，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被中国外交部约谈，指责我们的采访“单方面让一个中国政府通缉的罪犯说话”、“干涉中国内政”、“干预十九大进程”，等等。
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促使我们决心维护新闻独立与自由的原则。当美国之音上层强力要求我们停止直播的时候，我们争辩说，如果改变直播计划，将导致外界认为美国之音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对美国之音的声誉将造成巨大损害。不过我们同意加倍谨慎，包括按照华盛顿方面的要求，多次播出免责声明。
就在采访的前夜，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色通告。这个没有法律效力的通告经常被误译为红色通缉令。这条突发新闻也让我们稍微改变了原定的采访计划。郭文贵对“红通”的反应，成为采访中的第一个问题。这也是被中国政府发出红通令的人首次通过自由媒体对中国以举国之力发出的指控进行辩解。不幸的是，在各种压力之下，我们原定的直播被突然中断，也使得这次采访成为我们记者生涯的终身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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