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读研不如男？未必。

近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冯钢教授的一篇旧帖被拎出来受到围攻，帖子直指女生读博往往最后不从事学术，白白浪费了名额。

旧事重提，虽然一时间被转移了注意，但社会上反响还是不断。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虽然不是女权运动的研究者，却对这个说法也提出异议。

赵鼎新于1986年赴加，攻读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转向社会学，2012年作为国家“千人计划”学者被引进浙大，主导组建了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从一个政治社会学学者的角度，他不无警示地告诉我们，中国男女不平等的思维定势和结构化因素仍然非常强大。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冯钢教授的关于中国的很多女研究生不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这一现象？
赵鼎新：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冯钢教授对免推生制度提出批评没有什么不应该。但是，冯钢教授在批评免推生制度的同时采取了性别视角。他的原微博中有两句话大概是争论的关键：“根据以往经验，女生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读研期间也少有专心学问的，大多混个文凭准备就业……真为那些有心走学术之路的考生担心啊。”还有就是：“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

也许冯钢教授自己都未意识到，也许他与网友争论的时候口不择言，但就从这两句话来看，网友们提出的冯钢教授的言论存有性别歧视的结论是成立的。但是，我接受采访的目的并不是想找个机会批评冯钢教授，而是想谈谈我作为一个中国男人在西方最初几年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

我16岁之前主要生活在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一个男女比较“平等”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男性在女性面前比较谦让，比较乐意帮助女性；而且男性也会承担许多家务。在这种环境中成长，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主张男女平等的人，并且看不惯我青年时代在银川工作的一些同事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和行为。我就是带着这种观念在1986年去了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读昆虫生态学博士。

我当时的导师是个男性苏格兰人，年龄在60岁左右，他带了好几个博士生，其中有个女生。几次接触后发觉她学术能力很强，人很聪明。于是在一次和导师闲聊的时候，对该女生做出了如下的夸奖：“没想到一个女性学术能力会这么强。”我当然是意在赞美，但是我的老师却惊讶地看着我，并反问我：“你是什么意思？你难道认为女性在做学问方面不如男性吗？”我回答道：“我倒没有仔细想过这一问题，但是历史上似乎能让我记得住的女科学家实在不多。”我的导师进一步逼问我：“那是因为女性没有机会呢，还是因为男女在智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我想了想只得回答道：“女性在那时的机会的确很少。”

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决主张男女平等的人，我对导师的质问内心并不服气。我觉得我只不过是说话随便了一些而已，没想到造成了误解。但是，这场对话对我触动不小。此后，我脑海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是否还真有性别歧视倾向，因此才会以某种方式显露出来。

这一转眼就到了1987年的初春，我到波士顿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议程手册中一个名字跳入了我的眼睛。我现在只记得这位学者姓——Shoemaker (休梅克)。我知道这一学者是因为我在国内看过休梅克写的几篇文章，觉得写得非常好。Shoemaker一度是我的学术偶像。能有机会亲耳聆听偶像的报告，当然不容错过。我到得有点晚。进入会场时只见一位女教授在做报告，我很纳闷，以为自己走错了报告厅，或者看错了时间。但我还是坐了下来。报告很精彩。报告一结束好些人拥到前台围着那位报告人，有人还在喊休梅克教授。

这件事对我触动也很大，我当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很肤浅的，也不总是能搞清楚男性和女性名字（first name)的区别。因为休梅克教授学问做得好，我竟然就想当然地以为她是个男的。联想到几个月前我和我导师之间的一场讨论，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潜意识和习惯中还是有性别歧视的，而且我还感到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男性的性别歧视倾向还是蛮根深蒂固的。

我要给你讲的第三件事情发生在1991年。当时我在麦基尔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的家中做客，期间与他讨论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我当时说，两性之间智力应该没有什么差别，但也许在体育方面女性比起男性会相差不少。没有想到该教授打开了他的计算机，原来他也想过这个问题，出于好奇，他收集了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某些项目——包括长短跑和田径比赛等等——男女运动员的成绩，并就差异做了一些图表。看后我着实大吃一惊。几乎在他统计的每一个项目中，男女运动员的成绩逐年来一直在接近，有的甚至已经非常相近。

那位教授当时说：“我并不认为男女之间在体育运动方面没有任何差别。但是考虑到男性运动员的商业价值一般来说要大大超过女性运动员，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成绩差别到底有多少是男女之间生理上的差别所导致，有多少是因为社会更重视男性运动员所导致？对于这一点我们其实是很难下定论的。”可以说，这场讨论大大加深了我对社会原因和性别差异之间关系的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就你来看，冯钢教授的关于中国的很多女研究生不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这一论断在当前是否是事实？
赵鼎新：我不十分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是我可以谈谈个人的体验。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书长达21年。期间我接触到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系博士生总共有27位（包括已经毕业或者退学改行的，但是不包括在读生），其中14位女生，13位男生。男生有9位获取了博士学位，4位退学。男生退学的比例略高一些。11位获取了博士学位的女生中有9位在世界各大学教书，9位获取了博士学位的男生中有7位在世界各大学教书，男女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此外，他们获得的成就和所在系院的排名也相差不远。因此，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中国大陆的男女生到了美国后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这个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别。

冯钢教授是个性情中人。他说的话有时候我们不必太当真。但是，我非常希望冯钢教授所说出来的一套“数据”就是他个人的随便一说。因为，如果他说的现象属实，并且这一现象是整个中国的现象，那就可怕了。同样是女性中国学生，如果在中国读研的话，毕业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而如果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的话，毕业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达到64%（9/14）。我估计冯钢教授所说的“读研”也包括了硕士生，而我没有芝加哥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的硕士生的资料。但是据我所知，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的女生，她们在行为方式上也没有与男生有显著的差别。同样是中国学生，她到了芝加哥大学就成了做学问的好手，留在国内就只想混个文凭，如果冯钢教授讲的是事实的话，个中原因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美国教书的过程中，美国女学者对于平衡事业和家庭有没有顾虑？
赵鼎新：80年代我刚去北美的时候，大学里的女教授很少，一个系可能就那么一个，她们在夹缝中活得非常紧张，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当时的女教授许多没有家庭和小孩。近30年来北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各领域有名的女教授一大把，大多数女教授都有完整的家庭，不少女性学者在找到好的职位后会举家搬迁，丈夫也会跟着走。

我以前的邻居，妻子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丈夫在家照顾两个小孩。有一次我看见她丈夫推着小孩推车，走在路上看上去很幸福地样子，于是就和他打了招呼，并且还聊了起来。在交谈中，我还是有点中国人观念，吞吞吐吐想问他但有不敢直说。结果是他很自然地反问我，你是不是想问我失落不失落？他随后自己回答道：“其实不会，有人赚钱养家，我能带两个孩子，并且这两个孩子对我要比对他们的妈妈亲热多了。我感觉我占便宜了。我非常享受和小孩之间的亲热。”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难以理解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美国，是不是因为机会多元，导致一个女学者读书可能考虑兴趣多于家庭和就业？
赵鼎新：就我所知，对于一个读了博士的女性，她在学术追求方面与男性的区别应该很小。但是美国是个阶层固化的社会，如果处在社会下层，不管的女的还是男的，往上走的劲头都很小。另一方面，美国有的名校还是蛮保守的。我大女儿在普林斯顿读的本科，她本科毕业这三四年来参加闺蜜们的婚礼可能已经十来场了。我问我女儿为什么普林斯顿女生结婚这么早。结果发现，这些早婚的女生的思维方式还是非常传统，读书似乎是在为家政做准备。但她们毕竟是普林斯顿的毕业生，能力、智力和关系网都很强。不少普林斯顿女毕业生在小孩成长起来后会选择重新回到社会，成为著名作家和各种社会活动家。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从维新运动开始几乎每个时代都在讲女权，是什么让中国的女权运动不能达到像西方那样的效果？
赵鼎新：中国在这一百多年来女性地地位的确有很大的提高。你看印度的女权运动比我们声势浩大，但女性地位到现在其实还不如中国。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是带着很强的男权思想的男性为了救亡图存而发起的运动，而女性在这场运动中主要是被发动和被解放的对象。其后妇女地位的提高居多依赖国家的主动行为。女性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从属性，或者说带有男权思想的男性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主导性，以及国家在提高女性地位中的主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国内女权运动的边缘地位、决定了事业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尴尬处境、以及国人——尤其是男性——对与性别有关的各种话题不但缺乏敏感而且缺乏反思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