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妇联公布处罚《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的处理结果之后，并没有见到教育部门对其监管失职的跟进与处理，也没有出台相关制度以防止类似事件。虐童事件，作为个案，似乎已经结束。
（11月23日当日，就在本文发布后不久，红黄蓝北京新天地幼儿园被爆出虐童事件，据家长反映，几名孩子疑似在幼儿园被扎针、喂药片。）
携程亲子园虐童案之后，家长能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吗？答案非常悲观。
根据媒体梳理的结果，2017年，已有19起不同程度的“虐童事件”，如携程、北京金色家园幼儿园等。这些虐童事件，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客观而言，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实际上，相关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虐童技巧，长期的存在中国的幼儿看护行业中。30多年前，笔者在一家市立幼儿园上学，幼儿园属于当地卫生局所办，为本系统职工服务。幼儿园有彩色电视机、风雨操场、各种游乐设施、游泳池，有外国人来参观。这些硬件条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属顶级，但是，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看护“技巧”，也包括午睡不乖时，在眼皮上抹万金油。
显然，这些技巧流传至今，还加入了诸多喂安眠药、喂芥末等与时俱进的手段。但是，与30年前不同，这些技巧已经不再被中国社会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个因社会进步而凸显出来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从普遍性与长久性来看，这与当年全国各地的校车事件一样，需要顶层制度的响应方可更大程度的解决。遗憾的是，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做为个案已经结束，公众并未看到当年校车事件之后的制度层面的响应，那么，可以做出一个悲观的预言，中国幼儿安全的糟糕局面，必然会继续下去。
中国的0-6岁的幼儿看护、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状况并不令人乐观。2012年政府颁布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了幼儿园入园年龄，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办托儿所的现象也不复存在，而民办不但因资质受抑制，而且质量也堪忧。目前，中国的0到3岁幼儿托管率只有4%。即便3-6岁的幼儿园阶段，不少城市也都存在入托难。卖方市提供的服务质量低下，是逻辑上的必然。
实际上，正是长期以来相关领域低下的公共服务质量，才有了中产自救。
虽然携程亲子园是企业牵头，但福利终究来源于员工劳动，所以，某种程度上，携程的亲子园可以看做作为中产的携程员工，以自我救济的方式，自己组织相关服务的生产。这种以企业牵头形式出现的中产自救，试图自力更生的解决一些急迫需要的公共服务问题。然而，这种中产自我救济并不被允许，钱之外，有太多的障碍。以资质之名，携程被强制采购指定方提供的服务。中产自救，沦为了寻租的对象。
对政治冷感，只愿看到正能量，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
当一个上海的中产妈妈，看到关停农民工子弟校，看到哭泣的母亲与留守儿童，可能觉得应该关，城里人太多了，要以教育控人，赶走一些人。中产妈妈以为自己在高大上的写字楼里上班，孩子永远不会去农民工子弟校。但是，自我救济的亲子园，被叫停了，理由与关停农民工子弟校一样——资质不够，然后，被强行采购指定方的服务，然后，孩子被虐待了。这时，中产妈妈和骨肉分离的农民工妈妈一样，伤心地哭了。同样的资质理由，既体现在关停农民工学校，同样，也体现在中产的亲子园。
每一种中产焦虑都对应着一种底层苦难，中产焦虑与底层苦难，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样一片天空下，怎会有两种温度？所以，同情心、同理性、恻隐之心、人道主义，才是人们一起保卫自己美好生活的最好方法。
而携程幼儿园的事件，该不该被归咎于携程？不妨给出一个具有画面感的场面：一些知名企业在饭局、茶叙之时，一人苦口婆心地劝导另一人：你还是少说几句，少做一点，你看梁建章，费力不讨好，惹上一身麻烦。另一人无言以对，从此绝口不言。此情此景，是中国社会的损失，也是良知的损失。
长期以来，执法吃大户，“舆论归咎”吃大户的现象一直存在，并且，在具体的现实舆论情况下，舆论在归因时，往往只能指向企业。比如，使用外卖餐盒的餐馆，消费的是普通消费者，但在讨论白色污染的时候，舆论不是指向多年未能执行的垃圾分类制度，以及背后的相关部门，而是指向外卖平台。其实，归咎携程，这个服务购买方的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察觉，与归咎父母未能及时察觉异常，只有一线之隔。
自救不易，但孩子仍不能放弃。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整体观念、素质，乃至制度，都无法短期提升，但技术却是一个短期的变量，可以迅速提升。比如支付宝，曾在中国信用荒芜的情况之下，开辟出安全、繁荣的网购环境；再比如校车，很多校车事故都是路况、人员所造成的，中国的乡村道路，人员素质都很难短期改变，但校车本身的安全性能却是可以迅速提升的；再如网约车软件，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迅速组织起超越传统出租车的，安全优质的服务。
那么，回到幼儿园安全问题，技术可以带来什么帮助？
熊孩子调皮起来，父母都忍不住要打几下。一个老师，面对这样一群孩子，要说不烦，是不可能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违背人性的岗位，而幼儿安全问题，自然也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有一位美国作家，在深入美国幼儿园的生活之后，发现美国幼儿园同样存在老师态度粗暴，甚至虐待孩子的现象。
所以，幼儿安全问题的本质，不是教育技能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不能言说、不能表达自己、在心智与体力上都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儿，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有了这个认识，就能明白，孩子的安全不能托付给人性的善，而是要防止人性的恶。
这位美国作家给出的建议是：家长不定期探访幼儿园；仔细观察孩子的异常现象；实时的摄像头。实际上，幼儿园铁门一关，家长就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在如今智能手机普及，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外部环境、从业人员素质，都很难短期改变，但是让家长手机可以随时查看孩子的情况，进而提高幼儿的安全水平，却是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完成的事情。
不过，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微博上提到幼儿园实时摄像头，一些身在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的家长纷纷表示，幼儿园已经安全了摄像头，家长随时可以看，他们想不到大城市还未能普及。显然，这背后，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公共服务的路径依赖问题。
三四线城市幼儿看护、教育相对更不发达，所以，留出更多市场空间，市场化程度更高，竞争程度更大，为了争取生源，幼儿园往往主动提供更好的保障，争取家长认可。但在一二线城市，公立幼儿园体系相对发达，政府管制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严格，由此造成了0-6岁的幼儿看护、教育更加倾向于卖方市场，不管公立私立幼儿园，都更加强势，自然不愿意提供实时视频，以免家长看到视频后，指手画脚。
由此可见，技术本身，仍然需要以制度作为基础。冷漠的中产自救，终究是镜花水月。
（11月23日当日，就在本文发布后不久，红黄蓝北京新天地幼儿园被爆出虐童事件，据家长反映，几名孩子疑似在幼儿园被扎针、喂药片。）
携程亲子园虐童案之后，家长能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吗？答案非常悲观。
根据媒体梳理的结果，2017年，已有19起不同程度的“虐童事件”，如携程、北京金色家园幼儿园等。这些虐童事件，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客观而言，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实际上，相关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虐童技巧，长期的存在中国的幼儿看护行业中。30多年前，笔者在一家市立幼儿园上学，幼儿园属于当地卫生局所办，为本系统职工服务。幼儿园有彩色电视机、风雨操场、各种游乐设施、游泳池，有外国人来参观。这些硬件条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属顶级，但是，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看护“技巧”，也包括午睡不乖时，在眼皮上抹万金油。
显然，这些技巧流传至今，还加入了诸多喂安眠药、喂芥末等与时俱进的手段。但是，与30年前不同，这些技巧已经不再被中国社会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个因社会进步而凸显出来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从普遍性与长久性来看，这与当年全国各地的校车事件一样，需要顶层制度的响应方可更大程度的解决。遗憾的是，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做为个案已经结束，公众并未看到当年校车事件之后的制度层面的响应，那么，可以做出一个悲观的预言，中国幼儿安全的糟糕局面，必然会继续下去。
中国的0-6岁的幼儿看护、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状况并不令人乐观。2012年政府颁布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了幼儿园入园年龄，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办托儿所的现象也不复存在，而民办不但因资质受抑制，而且质量也堪忧。目前，中国的0到3岁幼儿托管率只有4%。即便3-6岁的幼儿园阶段，不少城市也都存在入托难。卖方市提供的服务质量低下，是逻辑上的必然。
实际上，正是长期以来相关领域低下的公共服务质量，才有了中产自救。
虽然携程亲子园是企业牵头，但福利终究来源于员工劳动，所以，某种程度上，携程的亲子园可以看做作为中产的携程员工，以自我救济的方式，自己组织相关服务的生产。这种以企业牵头形式出现的中产自救，试图自力更生的解决一些急迫需要的公共服务问题。然而，这种中产自我救济并不被允许，钱之外，有太多的障碍。以资质之名，携程被强制采购指定方提供的服务。中产自救，沦为了寻租的对象。
对政治冷感，只愿看到正能量，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
当一个上海的中产妈妈，看到关停农民工子弟校，看到哭泣的母亲与留守儿童，可能觉得应该关，城里人太多了，要以教育控人，赶走一些人。中产妈妈以为自己在高大上的写字楼里上班，孩子永远不会去农民工子弟校。但是，自我救济的亲子园，被叫停了，理由与关停农民工子弟校一样——资质不够，然后，被强行采购指定方的服务，然后，孩子被虐待了。这时，中产妈妈和骨肉分离的农民工妈妈一样，伤心地哭了。同样的资质理由，既体现在关停农民工学校，同样，也体现在中产的亲子园。
每一种中产焦虑都对应着一种底层苦难，中产焦虑与底层苦难，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样一片天空下，怎会有两种温度？所以，同情心、同理性、恻隐之心、人道主义，才是人们一起保卫自己美好生活的最好方法。
而携程幼儿园的事件，该不该被归咎于携程？不妨给出一个具有画面感的场面：一些知名企业在饭局、茶叙之时，一人苦口婆心地劝导另一人：你还是少说几句，少做一点，你看梁建章，费力不讨好，惹上一身麻烦。另一人无言以对，从此绝口不言。此情此景，是中国社会的损失，也是良知的损失。
长期以来，执法吃大户，“舆论归咎”吃大户的现象一直存在，并且，在具体的现实舆论情况下，舆论在归因时，往往只能指向企业。比如，使用外卖餐盒的餐馆，消费的是普通消费者，但在讨论白色污染的时候，舆论不是指向多年未能执行的垃圾分类制度，以及背后的相关部门，而是指向外卖平台。其实，归咎携程，这个服务购买方的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察觉，与归咎父母未能及时察觉异常，只有一线之隔。
自救不易，但孩子仍不能放弃。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整体观念、素质，乃至制度，都无法短期提升，但技术却是一个短期的变量，可以迅速提升。比如支付宝，曾在中国信用荒芜的情况之下，开辟出安全、繁荣的网购环境；再比如校车，很多校车事故都是路况、人员所造成的，中国的乡村道路，人员素质都很难短期改变，但校车本身的安全性能却是可以迅速提升的；再如网约车软件，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迅速组织起超越传统出租车的，安全优质的服务。
那么，回到幼儿园安全问题，技术可以带来什么帮助？
熊孩子调皮起来，父母都忍不住要打几下。一个老师，面对这样一群孩子，要说不烦，是不可能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违背人性的岗位，而幼儿安全问题，自然也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有一位美国作家，在深入美国幼儿园的生活之后，发现美国幼儿园同样存在老师态度粗暴，甚至虐待孩子的现象。
所以，幼儿安全问题的本质，不是教育技能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不能言说、不能表达自己、在心智与体力上都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儿，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有了这个认识，就能明白，孩子的安全不能托付给人性的善，而是要防止人性的恶。
这位美国作家给出的建议是：家长不定期探访幼儿园；仔细观察孩子的异常现象；实时的摄像头。实际上，幼儿园铁门一关，家长就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在如今智能手机普及，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外部环境、从业人员素质，都很难短期改变，但是让家长手机可以随时查看孩子的情况，进而提高幼儿的安全水平，却是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完成的事情。
不过，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微博上提到幼儿园实时摄像头，一些身在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的家长纷纷表示，幼儿园已经安全了摄像头，家长随时可以看，他们想不到大城市还未能普及。显然，这背后，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公共服务的路径依赖问题。
三四线城市幼儿看护、教育相对更不发达，所以，留出更多市场空间，市场化程度更高，竞争程度更大，为了争取生源，幼儿园往往主动提供更好的保障，争取家长认可。但在一二线城市，公立幼儿园体系相对发达，政府管制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严格，由此造成了0-6岁的幼儿看护、教育更加倾向于卖方市场，不管公立私立幼儿园，都更加强势，自然不愿意提供实时视频，以免家长看到视频后，指手画脚。
由此可见，技术本身，仍然需要以制度作为基础。冷漠的中产自救，终究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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