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制，是指明朝的制度。明朝的制度，可以细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明朝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内阁制度和厂卫制度。其类比，如同当下之国务院和中纪委。明朝的经济制度，主要是指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其类比，如同当下之财税收支和货币发行。
我写过两篇关于明朝的文章：《伤于财政毁于金融》和《明亡的教训》。明朝貌似亡于财政制度，但究其根本原因却在政治制度。明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内阁高度集权，厂卫肆意滥权。内阁制度设计，貌似可以分割相权，相权被内阁所代替，实际上却未能解决相权僭越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宰相是绝对不能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即便是内阁也绝对不能僭越立法权和司法权。而明朝的内阁制度非但未能解决行政部门越权问题，反而强化了行政部门的高度集权。行政高度集权，必然削弱皇权，也必然剥夺民权。意图使用厂卫制度约束行政权力越位，无异于剜肉补疮。厂卫不具备立法权，也不具备合法的司法权，除了能够对腐败官员有所震慑，并无解决行政部门高度集权的一丝可能。说到底，财政权属于立法权范畴，当内阁拥有了财政权之后，国家就成了权贵们最后的晚餐，大明王朝的覆灭也就已经注定了。遗憾的是，此举也同时灭绝了大明工业化的可能性。
明朝后期的经济制度很直白。一言以蔽之：重商轻农。皇族、官宦以致於知识分子皆经商。企业性质也颇为有趣：有宫营，有官营，还有民营。皇上领着太监们亲自操持宫营生意，确实是大明的一道奇特的景观（颇似央企）。至于官营，官字两解，一是官府，二是官僚，其实是官僚以政府名义进行的垄断性经营，并在垄断性经营中为家族和同僚牟取私利（颇似国企）。至于民营，自然也不是泛泛之民，经营金融、贸易、采矿以及工厂，必须与宫里、官府和洋人打交道，还非得是受过教育且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不可。大明的民营，当然不是泛泛之民，多数不过是帮办、买办、白手套罢了（颇似阿里们）。别以为东林党仅仅是政治组织，那其实是大明秘密发展的共济会组织。说来让人感慨，在大明的内阁制度下，东林党通过控制阁僚，变相拥有了立法权。在皇上也经商的时代，谁敢对工商业课税，那无疑是于虎谋皮。於是，大明晚期，弃农经商成为时尚，官商一体成为痼疾。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讲：“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获利四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明朝末年，财阀富可敌国，却无须承担多少赋税，而贫苦农民却被抽筋扒皮地征税。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不断增加农业税的后果，内忧外患的明朝就是这样玩完的。
我不能苛责朱元璋和朱隶。他们还不懂税政改革是反腐败的唯一出路（今天的衮衮诸公也未必懂得）。因为，仅有《黄册》和《鱼鳞册》的大明户部，完全无法针对财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确实没有大数据作为支撑）。最为头痛的是，大明王朝的皇家度支，还需要皇家经营的工商业收入来弥补（皇家和国家一直没有进行财政分账）。穿黄马褂的免税，戴乌纱的免税，最后你也就收不到税了。因为，中国人聪明，从投靠到挂靠，最后你看到的都是黄马褂和乌纱（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吃官饭）。我不忍细说明史，说穿了让今人太难堪，其实东林党就是投靠和挂靠出来的特殊利益集团。伟大如张居正又能如何？一条鞭法，还不是多收了些农业税，他老张敢去碰一碰工商税吗（就如今天无人敢言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征税一样）？还没碰呢，就被挫骨扬灰了（今日敢言向资本征税者一样会被封杀）。至于崇祯，白左到幼稚可笑的地步，其经济政策竟然是让利工商业（崇祯竟然也是辣么崇尚新经济的）。同学们知道吗？明末大明朝廷的府库存银，往往比不上一般财阀的私人财产。有一个叫魏忠贤的宦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利用厂卫的力量，打了财阀的秋风（其实就是抄了几个省委书记的家），被说成是残害忠良，九千九百岁被上吊了（崇祯不知道九千九百岁之后就该轮到他了）。魏忠贤在干什么呢？就是用反腐败的名义，变相征收了财产来源不明税，魏公公将罚没收入直接送去了抗清前线。说魏忠贤残害忠良，倒不如说是“忠良”残害忠贤。当然，崇祯同学对此要负历史责任，不好好学习公共财政是无法治国理政的。崇祯下六道罪己诏，竟然一道都不提税政改革。又或者，崇祯的老师都是东林党，他们没有告诉他真正的改革只能是税政改革。而税政改革，前提是必须拥有立法权。魏忠贤死后，崇祯再也没有机会夺回立法权了。今天的中国人能否理解？高大尚的大明王朝精英们都在祸国殃民，而想拯救大明王朝的竟然是一个龌龊的太监。当时的大明没人相信，不久将发生“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后来，权贵们，大部分被杀了，小部分沦为奴隶。权贵与财阀们积累的巨额财产，成了一次性赠送大清新贵们的杀人贺礼。
明制，自然不仅仅是一部《大明律》。立法权，属于现在进行时。其实，内阁票拟，往往就是立法过程。请记住，司礼监批红，仅仅是行政监督权，可以说这个制度设计毫无意义。无论如何加强司礼监的领导，都不能解决立法权问题。再说一遍，就算司礼监真能代表皇上，甚至他们也代表了大明百姓，批红也解决不了独立立法和立法执行问题。记住，太监监国于事无补，必须直接向行政当局收回立法权和司法权，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历史性结论。我若是崇祯，就会将立法权从内阁收回，临时性交由魏公公们去办理。事实上，向工商业征税，不一定非要征营业税或增值税，也可以考虑针对财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这一点，魏公公已经非法地办了一些，只是需要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就行了。最后，内忧外患解决了，魏公公们的临时立法权可以收回。尽管，魏公公们是草根出身，具有某种天然的人民性，但毕竟由公公们做人民代表还是有些不妥的。将来，假设崇祯那时有将来，设立独立于内阁的立法机构还是不难的（在大明王朝的同时代大英帝国已经做到了）。
我说明史，实在是出于无奈。我的文章已经被删得七零八落，写当下的时局恐怕根本就无法在大陆流转了。然而，就在当下，东林党的徒子徒孙们又快要成精了。老实说，我是可以远离嘉定和扬州的。但是，我那些亲爱的学生们该怎么办呢？先辈们流了那么多的血，父兄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刚刚完成工业化，就开始拉美化吗？于心不忍啊！于是，点灯熬油，谈点明史。余下的意思，没法说了，你懂得.
我写过两篇关于明朝的文章：《伤于财政毁于金融》和《明亡的教训》。明朝貌似亡于财政制度，但究其根本原因却在政治制度。明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内阁高度集权，厂卫肆意滥权。内阁制度设计，貌似可以分割相权，相权被内阁所代替，实际上却未能解决相权僭越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宰相是绝对不能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即便是内阁也绝对不能僭越立法权和司法权。而明朝的内阁制度非但未能解决行政部门越权问题，反而强化了行政部门的高度集权。行政高度集权，必然削弱皇权，也必然剥夺民权。意图使用厂卫制度约束行政权力越位，无异于剜肉补疮。厂卫不具备立法权，也不具备合法的司法权，除了能够对腐败官员有所震慑，并无解决行政部门高度集权的一丝可能。说到底，财政权属于立法权范畴，当内阁拥有了财政权之后，国家就成了权贵们最后的晚餐，大明王朝的覆灭也就已经注定了。遗憾的是，此举也同时灭绝了大明工业化的可能性。
明朝后期的经济制度很直白。一言以蔽之：重商轻农。皇族、官宦以致於知识分子皆经商。企业性质也颇为有趣：有宫营，有官营，还有民营。皇上领着太监们亲自操持宫营生意，确实是大明的一道奇特的景观（颇似央企）。至于官营，官字两解，一是官府，二是官僚，其实是官僚以政府名义进行的垄断性经营，并在垄断性经营中为家族和同僚牟取私利（颇似国企）。至于民营，自然也不是泛泛之民，经营金融、贸易、采矿以及工厂，必须与宫里、官府和洋人打交道，还非得是受过教育且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不可。大明的民营，当然不是泛泛之民，多数不过是帮办、买办、白手套罢了（颇似阿里们）。别以为东林党仅仅是政治组织，那其实是大明秘密发展的共济会组织。说来让人感慨，在大明的内阁制度下，东林党通过控制阁僚，变相拥有了立法权。在皇上也经商的时代，谁敢对工商业课税，那无疑是于虎谋皮。於是，大明晚期，弃农经商成为时尚，官商一体成为痼疾。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讲：“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获利四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明朝末年，财阀富可敌国，却无须承担多少赋税，而贫苦农民却被抽筋扒皮地征税。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不断增加农业税的后果，内忧外患的明朝就是这样玩完的。
我不能苛责朱元璋和朱隶。他们还不懂税政改革是反腐败的唯一出路（今天的衮衮诸公也未必懂得）。因为，仅有《黄册》和《鱼鳞册》的大明户部，完全无法针对财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确实没有大数据作为支撑）。最为头痛的是，大明王朝的皇家度支，还需要皇家经营的工商业收入来弥补（皇家和国家一直没有进行财政分账）。穿黄马褂的免税，戴乌纱的免税，最后你也就收不到税了。因为，中国人聪明，从投靠到挂靠，最后你看到的都是黄马褂和乌纱（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吃官饭）。我不忍细说明史，说穿了让今人太难堪，其实东林党就是投靠和挂靠出来的特殊利益集团。伟大如张居正又能如何？一条鞭法，还不是多收了些农业税，他老张敢去碰一碰工商税吗（就如今天无人敢言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征税一样）？还没碰呢，就被挫骨扬灰了（今日敢言向资本征税者一样会被封杀）。至于崇祯，白左到幼稚可笑的地步，其经济政策竟然是让利工商业（崇祯竟然也是辣么崇尚新经济的）。同学们知道吗？明末大明朝廷的府库存银，往往比不上一般财阀的私人财产。有一个叫魏忠贤的宦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利用厂卫的力量，打了财阀的秋风（其实就是抄了几个省委书记的家），被说成是残害忠良，九千九百岁被上吊了（崇祯不知道九千九百岁之后就该轮到他了）。魏忠贤在干什么呢？就是用反腐败的名义，变相征收了财产来源不明税，魏公公将罚没收入直接送去了抗清前线。说魏忠贤残害忠良，倒不如说是“忠良”残害忠贤。当然，崇祯同学对此要负历史责任，不好好学习公共财政是无法治国理政的。崇祯下六道罪己诏，竟然一道都不提税政改革。又或者，崇祯的老师都是东林党，他们没有告诉他真正的改革只能是税政改革。而税政改革，前提是必须拥有立法权。魏忠贤死后，崇祯再也没有机会夺回立法权了。今天的中国人能否理解？高大尚的大明王朝精英们都在祸国殃民，而想拯救大明王朝的竟然是一个龌龊的太监。当时的大明没人相信，不久将发生“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后来，权贵们，大部分被杀了，小部分沦为奴隶。权贵与财阀们积累的巨额财产，成了一次性赠送大清新贵们的杀人贺礼。
明制，自然不仅仅是一部《大明律》。立法权，属于现在进行时。其实，内阁票拟，往往就是立法过程。请记住，司礼监批红，仅仅是行政监督权，可以说这个制度设计毫无意义。无论如何加强司礼监的领导，都不能解决立法权问题。再说一遍，就算司礼监真能代表皇上，甚至他们也代表了大明百姓，批红也解决不了独立立法和立法执行问题。记住，太监监国于事无补，必须直接向行政当局收回立法权和司法权，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历史性结论。我若是崇祯，就会将立法权从内阁收回，临时性交由魏公公们去办理。事实上，向工商业征税，不一定非要征营业税或增值税，也可以考虑针对财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这一点，魏公公已经非法地办了一些，只是需要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就行了。最后，内忧外患解决了，魏公公们的临时立法权可以收回。尽管，魏公公们是草根出身，具有某种天然的人民性，但毕竟由公公们做人民代表还是有些不妥的。将来，假设崇祯那时有将来，设立独立于内阁的立法机构还是不难的（在大明王朝的同时代大英帝国已经做到了）。
我说明史，实在是出于无奈。我的文章已经被删得七零八落，写当下的时局恐怕根本就无法在大陆流转了。然而，就在当下，东林党的徒子徒孙们又快要成精了。老实说，我是可以远离嘉定和扬州的。但是，我那些亲爱的学生们该怎么办呢？先辈们流了那么多的血，父兄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刚刚完成工业化，就开始拉美化吗？于心不忍啊！于是，点灯熬油，谈点明史。余下的意思，没法说了，你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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