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
在这个寒冬被清除出北京的“低端人口”，没有得到任何安置和补偿。他们和全中国数以亿记的流动人口一样，一次又一次抛弃。直到今天，他们始终未能享受到自由迁徙这一基本人权。
费家村位于北京市东北五环外，因聚集了一众中外艺术家，得名“画家村”。这样的村庄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并不鲜见，但费家村无疑是幸运的。从2009年起，周遭的村庄一个接一个被腾空，费家村不但侥倖“活”了下来，还吸纳了大量被其他村庄清退的外来人口。几年时间，村里的人口从400多飙升至两万多。
费家村的好运似乎在这个冬天走到了尽头。11月18日那场公寓大火后，北京市展开为期40天的“清理行动”，半个月后，正当人们逐渐忘记寒风中被清扫出城的外来人口时，费家村收到了限期搬离的通知。12月10日——限定搬离的最后一天，费家村爆发了游行，逾百名村民包围了村委会，高叫着“暴力驱赶，侵犯人权”。
这场游行很快被行动迅疾、人数众多的特勤和保安熄灭了，相关影像和讨论也瞬间在网络蒸发，但它敲醒了健忘的人群——不久前那场声势浩大的“清理行动”不过是个开始，而我们的追问也不该止步：“清理行动”的起点真是那场大火么？被清理的人口何去何从？一个切除了低端的城市会怎样发展？以及，北京正在经历的一切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其他城市？
一、“北京欢迎你”——北京真的欢迎过你吗？
2017年12月2日，老聂一家七口从北京西站坐火车返回江西老家，留下一句话：“北京伤透了我的心。”三年前，他带着工作30年攒下的20万来北京“追梦”，在南四环外的寿保庄村租下几间店铺开小超市，“我从小就向往北京、向往天安门。”几天之前，老聂收到三天内搬走的通知，遍寻不到合适的租铺，只好贱卖存货，打道回府。
老聂一直没想明白，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欢迎你”唱遍了中国，怎么突然就不欢迎了？和很多人一样，他忽略了这个文字游戏最关键的字：北京欢迎的“你”，是你吗？
中国是全球少数几个实行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牢牢将农民钉在农村，严格限制他们向城市迁徙。人以群分，就这样以制度化的方式，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间挖出深不见底的沟壑。
每个中国家庭最重要的抽屉里都躺着一本猪血红色封皮的户口簿，记录着每位家庭成员的住址、出生年月……以及最重要一项——城市户口/农业户口。这四个字决定了一个人可以在哪里生活、享受何种福利。在资源紧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人每月吃多少粮、几斤肉都和户口紧紧绑在一起。1975年，“迁徙自由”这一项被从中国宪法中抹去，至今未恢复。
随着文革之后经济复甦、城市建设复兴，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钉在农民身上的钉子于是松动了。1978年之后，平均每年有1300万人从农村迁入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跃至2016年的56%。同时，国策倡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在从未松绑的大城市人口控制之下，很多新移民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依然持有农业户口，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对等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
但户籍控人的手段抵不过经济发展的诱惑。多年来隔离城乡的政策令城市愈富，农村愈穷，城镇居民收入一度超过乡村三倍。政府的目标是控制大城市，希望农村人口就近流动向小城镇。但海量的资源集中在大城市，打工者也不可避免地向这里集中。以北京为例，北京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420万增至2015年的2171万，这还只是统计数字，不断突破规划的目标。
多年来隔离城乡的政策令城市愈富，农村愈穷，城镇居民收入一度超过乡村三倍。
2014年，北京首次提出目标要令“人口增速明显下降”，在上调水、天然气、交通价格的同时，不断提高外来者入城的门槛。比如，外来人口的小孩要入读公办学校，其父母需提供多达28份证明材料，中产移民仍有国际学校可选择，但众多以零工、小生意为生的外来务工者却无路可退。北京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亦得到其他大城市的效彷。2016年，北京新增人口仅2.4万，增速终于近乎停滞。但是，这似乎还不够。
在城市住宅的地下室、群租房里，在数以万计街边小商铺内，在城乡结合部密密麻麻的公寓楼中，蜗居着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这是政府人口统计数字中难以呈现的。北京究竟有多少人？上海呢？真实数字执政者也难以掌握。但他们认定：一定要控制。
城市居民今天所享有的较高的收入福利，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农民工从事基础建设等行业创造的财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户籍限制下，城市并不能给农民工提供相应的保障、福利，难以给他们的后代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发展机会。当后代长大，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的他们再进入城市时，其学历、技能和父母那一代相比，几乎没有更新。
与此同时，“大城市病”——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却被怪在外来务工者身上。虽然近年来学界不断强调，大城市病、资源紧缺的病灶不在人口，而在城市的治理方式。但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人口一刀切，远比分享红利、精细调配公共服务资源，要简单得多。于是，中国城市化的铺路者，也成了城市病的“替罪羊”，对外来人口，北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一边控制人进入，一边清理已进入的人。2011年起，为了完成人口调控目标，北京各区开始清理地下室，目标是“基本不住人”，丰台区更提出投入2.4亿推动清理工作。2014年起，北京又开始着力清退以小商贩、批发、物流为主的“低端业态”。截至2017年8月，北京共否决了1.78万件工商登记，这在新华社报导中成为一项政绩。清理行动在2017年迎来全面升级。4月，北京开始整治“开牆打洞”，将沿街开的小商铺、胡同里的私建房“一网打尽”，仅6个月就拆了“违章建筑”3000万平方米，相当于13个长洲岛。
当然，控制和清理，都只是针对一部分人，也就是被认为从事“低端业态”的人。
“北京现在做的事，就是壮士断腕。”参与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胡清芳对端传媒表示。在11月18日大兴区那场火灾之前，北京城已经做了很久所谓“壮士断腕”的截肢手术，但火灾之后掀起的针对“低端人口”的大清扫，则让所有人彷彿第一次感觉到痛：这一次，政府连麻药都没有打。
二、中国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清理？
2008年，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一次演讲中建议深圳率先兴建贫民区，“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曾在《美国种族简史》中举例：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的典型贫民窟，都是新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跳板，在他们适应“新社会”的缓冲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负担得起、也能从中汲取文化支持的避难所。而中国的农民工眼前只有城乡之间的断裂，从无缓冲带。
几天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负责人在世界城市论坛上，隔空回应了学者秦晖的提议：从来都没有想过建“贫民区”来解决住房问题。
在印度，农民可以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搭建简易住房；中国农民没有地权，不能卖地，却有可能因政府征地而失去土地。当农民工赤手空拳进入城市后，他们不能自建棚户，又租不起常规住房，只能暂居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或工棚内，把家留在农村。严苛的户籍制度令农民工无法享受与户籍挂鈎的各类社会保障，多数农民工在“出卖青春”后返乡度日，难以留在城市，中国才从表面上没有形成“贫民区”，也令农民工如流沙一般，极易被清洗。
法律保障的缺位也是“低端人口”能被随意清除的原因之一。大兴火灾后北京展开“大清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王留一曾撰文指出行动多处涉及违法。比如，《行政强製法》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採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但“大清理”中不少公寓都遭遇了停水、停电。端传媒记者在皮村现场得知：一栋没有供暖的公寓持续停电超过10天。
不过，这篇法律文章和被清理的人口一样迅速消失了，关于行动是否合法的讨论被全面噤声；舆论的力量更是微弱得惊人。大量的媒体报导、自媒体文章，遭遇了持续数小时的高效删帖。“大清理”发生后，超过百名知识分子发布了致中共中央的联署信，要求“坚决制止和纠正”这起“违法违宪及严重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几乎未激起波澜。
民间的援助力量亦遭到压制。大清理发生后，“同舟家园”在网上发布信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处，被警察勒令关停，负责人亦遭到驱逐。而有资质的中国红十字会、妇联、工会等组织却没有任何动作。
当法治、自由言论、民间组织全面失效，原本就如流沙般的“低端人口”，被大面积连根拔起。
2017年11月25日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大陆导演马莉凭《囚》获得金马最佳纪录片奖项，她发表感言时说自己可能也属于待被清扫的“低端人口”，“所以我觉得这个奖特别重。”
但她的发言，照例无法被大多数大陆观众看到。
三、具体到北京这次清理决策，背后的逻辑？
和前六版北京总体规划相比，2017年9月发布的第七版有点不一样——它由习近平亲自指导完成。
2014年和2017年，习近平两次考察北京，提出北京的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其他的通通“疏解”。他要求北京市尽快修改《总规》、上报中央。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对此非常重视，规划院常常夜里把规划递上去，由蔡奇当场修改，然后打回规划院连夜调整，第二天一早再送去给蔡奇过目，就这样改了半年。
新《总规》于2017年9月29日问世，这是一版由中央直接指导完成的城市规划，反映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治理思路。它围绕着习近平对规划的最大要求——疏解“非首都功能”展开。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提出，“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首都，不应承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过多的功能。”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说得很具体：“不利于首都环境建设，特别是安全稳定的，要下决心加快疏解。佔据最好位置、却发展低层次的业态，不符合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不符合提高生活服务业品质，也要坚决疏解。”
但是，从经济角度说，剥离掉所有非首都功能的产业，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伤筋动骨”的。“北京现在就是把自己的‘衣服’做好了，用这种底线倒逼你发展方式的转型，”胡清芳说，“（很多项目）北京市也没有很大的话语权，要服从中央。”
《总规》提到的“腾笼换鸟”。鸟是人，笼子是土地。如今北京城乡结合部的问题是鸟太低端，全是麻雀之类的。政府要做的是把麻雀全赶走，把笼拆掉，就地建更高大上的笼子，引凤凰来。
中央希望北京发展成什么样？
《总规》中提到了一个词——“安静”，这是“安静”首次出现在北京城市定位中。“安静主要针对中央政务区，人不能太杂，居住条件要提高，车要减少，”胡清芳说，“让里面乾乾淨淨的是国家层面的职能。”未来的中心城区还会有更多的空间让渡给中央，“国家一旦强大，机关的职能也会複杂化，需要的空间也更大。”
而从北京《市域绿色空间结构规划图》中，则看到大量借鉴欧洲花园城市的理念：追求人口低密度、环境很漂亮。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曾在媒体上呼吁：“（花园城市）是西方城市规划学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过的一种思想，已经老早被抛弃了。世界上走这条道路的典型城市是巴西利亚，它是公认的失败案例。”但这似乎成了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城市想像的执念。
FT中文网的一篇报导耐人寻味：2016年第一季度，身处投资热潮的北京新登记企业数量创下当季度新高，这一数字却被官方谨慎保护起来。“因为它不一定能向中央展现北京积极正面的经济面貌，却足以展现出北京产业疏解和人口疏散工作的执行不力。”
通过疏解低端产业和附着其上的人口，全面“提升”北京，与之相伴的是更安静、美好的市容，更高的地租，价格昂贵的服务业。最终，每个能留在北京的人，都必须有一个肥厚的钱包。
实际上，北京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士绅化运动。因为缺少法治约束，更发展为暴力士绅化。
四、城市发展终究要走向“士绅化”吗？
士绅化（gentrification）是英文单词gentry（绅士）的引申，1964年由英国学者Ruth Glass提出，指中产阶级家庭进入贫困下层阶级社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曾经破败的住宅质量得以提升，中产阶级逐渐取代原先的工人阶级和低收入阶级，从而改变了社会的社会结构。
此后，西方国家对城市士绅化现象展开深入研究，并不断拓展内涵，但其核心特征一直没有变——即高收入阶层对低收入阶层的置换。在《论全球城市的士绅化》中，大衞•威尔逊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执政者意识到士绅化带来的利益，并把它定位成都市更新的措施，这一趋势将在全球进一步深化。
中国亦不例外，随着旧城空间的日益饱和及地价飙升，一场以“城市更新”为名的士绅化运动正在各个城市上演。比如，拆除旧工厂、旧居民楼，或改建古城、胡同等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街区，代之以高端商业街区和高档住宅，北京的五道营、上海的田子坊都是士绅化的典型例子。
学者何深静曾总结上海市政府对士绅化运动起到的作用，其中一条是政府动用大量财力来解决零碎的产权问题，从而加快士绅化运动，带动经济增长。
土地产权——这是中国城市士绅化运动中难以跨越的障碍。中国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一直以来，为了控制城市规模，中央对北京、上海严格控制土地供给，留给其用于城市建设、积累资本的土地极其稀少。《总规》亦提出要“实现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量”，在总量框定的前提下，“只能立足于现有的低效土地进行改造升级，”胡清芳说。
中心城区的土地稀少且优先供中央使用，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呢？从土地属性来说，它们属于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不同，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即由一群人共同所有），可以租、但不能放到市场上买卖，因此农村土地要进行商业开发，必须先转成国有土地。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上述问题已成为土地开发的一大掣肘。为解决这一问题，201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全国选了33个试点，推动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农村的集体土地可以和国有土地一样，拿到市场上拍卖。不久前发生火灾的大兴区，则是北京市唯一入选的区域。
但大兴区的土地太杂了，通过一层层的租约，土地被工业区、小作坊和外来人口租住的公寓分割成无序的碎片。要想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士绅化，就要进行“大清理”，解决零碎的产权问题。
在《总规》里，这一行动被称为“腾笼换鸟”，即疏解高耗能、低附加值的製造业，并在腾退出来的土地上发展高精尖产业。鸟是人，笼子是土地。对执政者而言，如今北京城乡结合部的问题是鸟太低端，全是麻雀之类；笼子个头太小、芜杂、碎片化，是成千上万个蝈蝈笼（城中村）。政府要做的是把麻雀全赶走，把蝈蝈笼拆掉，就地建高大上的笼子，引凤凰来。
但是，麻雀要去哪儿呢？
士绅化概念诞生50多年来，反对声如影随形。一些学者认为，士绅化的叙事逻辑是“从落后地区和居民手中夺回我们美好的城市”，会加剧城市排外现象，较贫困的阶级会以“社会清洁”的形式离开。11月18日大兴火灾后，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清洁已然在北京展开。
五、其它国家和地区怎么制衡士绅化？有哪些案例？
“士绅化就是土地商品化的急剧化现象，”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副教授黄丽玲对端传媒记者指出，亚洲都市发展的一个问题在于“很多地方都把高房价当成城市发展指标”。她认为，gentrification一词，也能翻译为“高级化”；今天，在首尔与台北等城市，地价高涨已经使人们负担不起房租、店租。
曾赴首尔进行考察的黄丽玲指出，2016年，首尔市政府着手处理“士绅化综合对策”，2017年起，优先以出现严重士绅化的六个地区为对象，藉由提供政策与资源补助，对士绅化形成制衡与规范的样本，未来将扩散至整个首尔市。
首尔现任市长朴元淳提出更根本性的、防止士绅化的政策方向，如各个“区厅”有权订定自治条例，针对房地产上涨提出遏制对策。去年推行前述对策至今，首尔市政府促请房东、房客签约MOU（备忘录），民间已有“友善房东”承诺不随便涨租。同时，政府提供閒置公有地，低价出租给商店。除了首尔市政府的政策先行，南韩总统文在寅上任后，国会也开始积极讨论遏制房地产上涨的政策，以控制土地商品化。
在德国，政府角色介入防止士绅化更明显。例如，柏林当地由政府规划“Milieuschutz”（暂译：城市多样保障；亦有人译作环境/氛围保护）区域，并以此作为一款用以禁止街区“过度缙绅化”、并用以保护原先社区的特色与社会组合的法律。
在这些区域，屋主针对建筑进行拆除、改建、修缮，都要经过审核并取得同意。这项法律用意在于避免业主进行昂贵翻新工程后，将原来用地变更为高级住在区，再抬高租金赶走原租户。
若产权所有人意图将建筑修建成更现代化的外观，地方政府有权阻止。某种程度上，装修、刷新等修复行为，代表产权所有人能藉此提高租金，造成租户被迫离开。从本质上来说，这个法律有效能抑制都市朝“引发士绅化（gentrificaition-induced）”发展。
产权所有人被禁止从事下列行为：擅自更改建筑平面图；将数栋公寓合併为一栋，或将一栋建筑拆成数栋；增加面积大于4平方公尺的阳台或屋顶露台；安装带有豪华设备的浴室或厨房。此外，Airbnb所造成的士绅化（Airbnb gentrification）在柏林引起争议；在这些区域中，同样禁止屋主将公寓作为“度假房”，并藉以出租牟利。
在台湾，士绅化同样是讨论热烈的公共议题。政府政策不力，遏制士绅化在台湾往往更依赖民间自省及行动力量。
曾经因特色小商店林立的台南正兴街，因老街名号远播之后，吸引观光财，独栋老房从7年前价值百万台币冲到现在千万台币。房租跟着水涨船高，乐器行、小茶馆等商铺因承受不住房租不断上涨而关门，吸引到的新商家则慢慢产生质变。
“充满人味的小店受到排挤，愿意承担高房价的店舖，战战兢兢的推出复制、迎合却无趣的商品，继续下去整条街将会慢慢变得不有趣，”在地刊物《正兴闻》主编高耀威忧心，市场一旦没有差异化，过度单调与集中的业态，将扼杀正兴街曾引以为傲的多元与活力。
高耀威主导成立了台南市街区正兴同协会，希望透过协会力量，对急欲涨店租的屋主进行“道德劝说”，至于劝说效果，成败皆有之。他主编的《正兴闻》也将以士绅化的在地反省为专题。同时，因为多年结伙共事累积的默契，几间商家有志一同，致力于私有空间公共化，例如开设“免费商店”、“免费漫画店”，友善屋主主动出借閒置空间，规划成街区交谊中心。邻里之间的自觉与动力，成了社区抵抗士绅化的最主要力量。
六、正在进行时的北京暴力士绅化，会带来什么？
被勒令搬走的当天晚上，老聂一家七口瑟缩在出租房对面的牆角下过了一晚，接着是第二晚、第三晚。时值寒冬，夜里气温跌至零下，一面牆又能挡得住多少风？房东看不下去，偷偷把出租房门打开，老聂一家人得以睡到地上的破床垫。
对北京心灰意冷的老聂不是不想走，但超市里那么多货，全被清空到街上，丢了怎么办？就算贱价卖掉，怎么也得花几天时间。
在那间空荡荡的出租房里接受採访时，老聂的脸始终是垮的，只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脸稍稍亮了一点，他问端传媒记者：“有没有赔偿啊？政府啥说法？”这次大清理让老聂损失了好几万元，更别提要举家离京折腾的费用了。
得知没有赔偿也没有说法后，老聂的脸比之前更垮了。在这个寒冬被清除出北京的“低端人口”，没有得到安置和补偿。他们和全中国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一样，一次又一次，被榨乾、抛弃。直到今天，他们始终未能享受到自由迁徙这一基本人权。
城市前进的轮子已经碾压过他们，滚滚向前了。但这一过程中留下的种种问题，并不会随着“低端人口”被驱赶到越来越远的郊区而消失不见。
当服务于中产生活的“低端人口”从城市中消失，方兴未艾的城市中产都将面临生活的塌陷，后果或许是：中产们亦相应疏解到郊区的、服务业相对便宜的卫星城去，北京以及中国很多一线城市将成为彻底权贵化的城市。
而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深。社会资源按城市等级逐层递减，社会阶层固化，一线城市继续垄断优厚的资源，乡村只能得到残渣。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一个引以为戒的例子是：2005年发生在巴黎郊区的骚乱，曾一度点燃法国各大城市郊区骚乱。背后原因之一是中心城市常年垄断资源，排挤外裔“低端人口”，导致后者就业困难、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只能聚集在边缘地带。
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良性增长，并持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积极带动乡村发展，那么或许农村人口不必流动到大城市，就能改善经济条件、过上不错的生活。2008年，金融危机一度令城市就业机会剧减，大量外来人口失业返乡。彼时正值中国高速公路网急速发展时期，城乡间密密麻麻的公路网促进了交通和商贸，也一定程度上接住了这些返乡的人，可以在乡镇做些小生意。
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未能保持强势增长，恶债累累的城乡问题会否引发巨大的经济波动或环境灾难呢？长期被城市盘剥的乡镇如何生长出相对完备的经济生态？在过去十几年里粗放发展的房地产和消耗性产业能否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里保持繁荣？在城市无处落脚、在家乡无法营生的大量农村人口该何去何从？
问题无人回答，但“壮士断腕”的北京城市规划，正被全国各城市规划院争相学习。
不久前刚刚公示的成都总体规划，连章节都和北京的一样。紧跟中央，谁也不敢落伍。“成都跟北京的发展阶段还是不太一样的，但现在这个形势，比较强调思想上的统一，”胡清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胡清芳为化名/实习生鲁一凡、吴伊端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这个寒冬被清除出北京的“低端人口”，没有得到任何安置和补偿。他们和全中国数以亿记的流动人口一样，一次又一次抛弃。直到今天，他们始终未能享受到自由迁徙这一基本人权。
费家村位于北京市东北五环外，因聚集了一众中外艺术家，得名“画家村”。这样的村庄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并不鲜见，但费家村无疑是幸运的。从2009年起，周遭的村庄一个接一个被腾空，费家村不但侥倖“活”了下来，还吸纳了大量被其他村庄清退的外来人口。几年时间，村里的人口从400多飙升至两万多。
费家村的好运似乎在这个冬天走到了尽头。11月18日那场公寓大火后，北京市展开为期40天的“清理行动”，半个月后，正当人们逐渐忘记寒风中被清扫出城的外来人口时，费家村收到了限期搬离的通知。12月10日——限定搬离的最后一天，费家村爆发了游行，逾百名村民包围了村委会，高叫着“暴力驱赶，侵犯人权”。
这场游行很快被行动迅疾、人数众多的特勤和保安熄灭了，相关影像和讨论也瞬间在网络蒸发，但它敲醒了健忘的人群——不久前那场声势浩大的“清理行动”不过是个开始，而我们的追问也不该止步：“清理行动”的起点真是那场大火么？被清理的人口何去何从？一个切除了低端的城市会怎样发展？以及，北京正在经历的一切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其他城市？
一、“北京欢迎你”——北京真的欢迎过你吗？
2017年12月2日，老聂一家七口从北京西站坐火车返回江西老家，留下一句话：“北京伤透了我的心。”三年前，他带着工作30年攒下的20万来北京“追梦”，在南四环外的寿保庄村租下几间店铺开小超市，“我从小就向往北京、向往天安门。”几天之前，老聂收到三天内搬走的通知，遍寻不到合适的租铺，只好贱卖存货，打道回府。
老聂一直没想明白，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欢迎你”唱遍了中国，怎么突然就不欢迎了？和很多人一样，他忽略了这个文字游戏最关键的字：北京欢迎的“你”，是你吗？
中国是全球少数几个实行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牢牢将农民钉在农村，严格限制他们向城市迁徙。人以群分，就这样以制度化的方式，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间挖出深不见底的沟壑。
每个中国家庭最重要的抽屉里都躺着一本猪血红色封皮的户口簿，记录着每位家庭成员的住址、出生年月……以及最重要一项——城市户口/农业户口。这四个字决定了一个人可以在哪里生活、享受何种福利。在资源紧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人每月吃多少粮、几斤肉都和户口紧紧绑在一起。1975年，“迁徙自由”这一项被从中国宪法中抹去，至今未恢复。
随着文革之后经济复甦、城市建设复兴，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钉在农民身上的钉子于是松动了。1978年之后，平均每年有1300万人从农村迁入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跃至2016年的56%。同时，国策倡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在从未松绑的大城市人口控制之下，很多新移民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依然持有农业户口，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对等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
但户籍控人的手段抵不过经济发展的诱惑。多年来隔离城乡的政策令城市愈富，农村愈穷，城镇居民收入一度超过乡村三倍。政府的目标是控制大城市，希望农村人口就近流动向小城镇。但海量的资源集中在大城市，打工者也不可避免地向这里集中。以北京为例，北京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420万增至2015年的2171万，这还只是统计数字，不断突破规划的目标。
多年来隔离城乡的政策令城市愈富，农村愈穷，城镇居民收入一度超过乡村三倍。
2014年，北京首次提出目标要令“人口增速明显下降”，在上调水、天然气、交通价格的同时，不断提高外来者入城的门槛。比如，外来人口的小孩要入读公办学校，其父母需提供多达28份证明材料，中产移民仍有国际学校可选择，但众多以零工、小生意为生的外来务工者却无路可退。北京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亦得到其他大城市的效彷。2016年，北京新增人口仅2.4万，增速终于近乎停滞。但是，这似乎还不够。
在城市住宅的地下室、群租房里，在数以万计街边小商铺内，在城乡结合部密密麻麻的公寓楼中，蜗居着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这是政府人口统计数字中难以呈现的。北京究竟有多少人？上海呢？真实数字执政者也难以掌握。但他们认定：一定要控制。
城市居民今天所享有的较高的收入福利，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农民工从事基础建设等行业创造的财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户籍限制下，城市并不能给农民工提供相应的保障、福利，难以给他们的后代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发展机会。当后代长大，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的他们再进入城市时，其学历、技能和父母那一代相比，几乎没有更新。
与此同时，“大城市病”——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却被怪在外来务工者身上。虽然近年来学界不断强调，大城市病、资源紧缺的病灶不在人口，而在城市的治理方式。但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人口一刀切，远比分享红利、精细调配公共服务资源，要简单得多。于是，中国城市化的铺路者，也成了城市病的“替罪羊”，对外来人口，北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一边控制人进入，一边清理已进入的人。2011年起，为了完成人口调控目标，北京各区开始清理地下室，目标是“基本不住人”，丰台区更提出投入2.4亿推动清理工作。2014年起，北京又开始着力清退以小商贩、批发、物流为主的“低端业态”。截至2017年8月，北京共否决了1.78万件工商登记，这在新华社报导中成为一项政绩。清理行动在2017年迎来全面升级。4月，北京开始整治“开牆打洞”，将沿街开的小商铺、胡同里的私建房“一网打尽”，仅6个月就拆了“违章建筑”3000万平方米，相当于13个长洲岛。
当然，控制和清理，都只是针对一部分人，也就是被认为从事“低端业态”的人。
“北京现在做的事，就是壮士断腕。”参与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胡清芳对端传媒表示。在11月18日大兴区那场火灾之前，北京城已经做了很久所谓“壮士断腕”的截肢手术，但火灾之后掀起的针对“低端人口”的大清扫，则让所有人彷彿第一次感觉到痛：这一次，政府连麻药都没有打。
二、中国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清理？
2008年，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一次演讲中建议深圳率先兴建贫民区，“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曾在《美国种族简史》中举例：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的典型贫民窟，都是新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跳板，在他们适应“新社会”的缓冲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负担得起、也能从中汲取文化支持的避难所。而中国的农民工眼前只有城乡之间的断裂，从无缓冲带。
几天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负责人在世界城市论坛上，隔空回应了学者秦晖的提议：从来都没有想过建“贫民区”来解决住房问题。
在印度，农民可以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搭建简易住房；中国农民没有地权，不能卖地，却有可能因政府征地而失去土地。当农民工赤手空拳进入城市后，他们不能自建棚户，又租不起常规住房，只能暂居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或工棚内，把家留在农村。严苛的户籍制度令农民工无法享受与户籍挂鈎的各类社会保障，多数农民工在“出卖青春”后返乡度日，难以留在城市，中国才从表面上没有形成“贫民区”，也令农民工如流沙一般，极易被清洗。
法律保障的缺位也是“低端人口”能被随意清除的原因之一。大兴火灾后北京展开“大清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王留一曾撰文指出行动多处涉及违法。比如，《行政强製法》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採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但“大清理”中不少公寓都遭遇了停水、停电。端传媒记者在皮村现场得知：一栋没有供暖的公寓持续停电超过10天。
不过，这篇法律文章和被清理的人口一样迅速消失了，关于行动是否合法的讨论被全面噤声；舆论的力量更是微弱得惊人。大量的媒体报导、自媒体文章，遭遇了持续数小时的高效删帖。“大清理”发生后，超过百名知识分子发布了致中共中央的联署信，要求“坚决制止和纠正”这起“违法违宪及严重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几乎未激起波澜。
民间的援助力量亦遭到压制。大清理发生后，“同舟家园”在网上发布信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处，被警察勒令关停，负责人亦遭到驱逐。而有资质的中国红十字会、妇联、工会等组织却没有任何动作。
当法治、自由言论、民间组织全面失效，原本就如流沙般的“低端人口”，被大面积连根拔起。
2017年11月25日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大陆导演马莉凭《囚》获得金马最佳纪录片奖项，她发表感言时说自己可能也属于待被清扫的“低端人口”，“所以我觉得这个奖特别重。”
但她的发言，照例无法被大多数大陆观众看到。
三、具体到北京这次清理决策，背后的逻辑？
和前六版北京总体规划相比，2017年9月发布的第七版有点不一样——它由习近平亲自指导完成。
2014年和2017年，习近平两次考察北京，提出北京的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其他的通通“疏解”。他要求北京市尽快修改《总规》、上报中央。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对此非常重视，规划院常常夜里把规划递上去，由蔡奇当场修改，然后打回规划院连夜调整，第二天一早再送去给蔡奇过目，就这样改了半年。
新《总规》于2017年9月29日问世，这是一版由中央直接指导完成的城市规划，反映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治理思路。它围绕着习近平对规划的最大要求——疏解“非首都功能”展开。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提出，“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首都，不应承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过多的功能。”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说得很具体：“不利于首都环境建设，特别是安全稳定的，要下决心加快疏解。佔据最好位置、却发展低层次的业态，不符合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不符合提高生活服务业品质，也要坚决疏解。”
但是，从经济角度说，剥离掉所有非首都功能的产业，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伤筋动骨”的。“北京现在就是把自己的‘衣服’做好了，用这种底线倒逼你发展方式的转型，”胡清芳说，“（很多项目）北京市也没有很大的话语权，要服从中央。”
《总规》提到的“腾笼换鸟”。鸟是人，笼子是土地。如今北京城乡结合部的问题是鸟太低端，全是麻雀之类的。政府要做的是把麻雀全赶走，把笼拆掉，就地建更高大上的笼子，引凤凰来。
中央希望北京发展成什么样？
《总规》中提到了一个词——“安静”，这是“安静”首次出现在北京城市定位中。“安静主要针对中央政务区，人不能太杂，居住条件要提高，车要减少，”胡清芳说，“让里面乾乾淨淨的是国家层面的职能。”未来的中心城区还会有更多的空间让渡给中央，“国家一旦强大，机关的职能也会複杂化，需要的空间也更大。”
而从北京《市域绿色空间结构规划图》中，则看到大量借鉴欧洲花园城市的理念：追求人口低密度、环境很漂亮。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曾在媒体上呼吁：“（花园城市）是西方城市规划学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过的一种思想，已经老早被抛弃了。世界上走这条道路的典型城市是巴西利亚，它是公认的失败案例。”但这似乎成了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城市想像的执念。
FT中文网的一篇报导耐人寻味：2016年第一季度，身处投资热潮的北京新登记企业数量创下当季度新高，这一数字却被官方谨慎保护起来。“因为它不一定能向中央展现北京积极正面的经济面貌，却足以展现出北京产业疏解和人口疏散工作的执行不力。”
通过疏解低端产业和附着其上的人口，全面“提升”北京，与之相伴的是更安静、美好的市容，更高的地租，价格昂贵的服务业。最终，每个能留在北京的人，都必须有一个肥厚的钱包。
实际上，北京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士绅化运动。因为缺少法治约束，更发展为暴力士绅化。
四、城市发展终究要走向“士绅化”吗？
士绅化（gentrification）是英文单词gentry（绅士）的引申，1964年由英国学者Ruth Glass提出，指中产阶级家庭进入贫困下层阶级社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曾经破败的住宅质量得以提升，中产阶级逐渐取代原先的工人阶级和低收入阶级，从而改变了社会的社会结构。
此后，西方国家对城市士绅化现象展开深入研究，并不断拓展内涵，但其核心特征一直没有变——即高收入阶层对低收入阶层的置换。在《论全球城市的士绅化》中，大衞•威尔逊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执政者意识到士绅化带来的利益，并把它定位成都市更新的措施，这一趋势将在全球进一步深化。
中国亦不例外，随着旧城空间的日益饱和及地价飙升，一场以“城市更新”为名的士绅化运动正在各个城市上演。比如，拆除旧工厂、旧居民楼，或改建古城、胡同等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街区，代之以高端商业街区和高档住宅，北京的五道营、上海的田子坊都是士绅化的典型例子。
学者何深静曾总结上海市政府对士绅化运动起到的作用，其中一条是政府动用大量财力来解决零碎的产权问题，从而加快士绅化运动，带动经济增长。
土地产权——这是中国城市士绅化运动中难以跨越的障碍。中国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一直以来，为了控制城市规模，中央对北京、上海严格控制土地供给，留给其用于城市建设、积累资本的土地极其稀少。《总规》亦提出要“实现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量”，在总量框定的前提下，“只能立足于现有的低效土地进行改造升级，”胡清芳说。
中心城区的土地稀少且优先供中央使用，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呢？从土地属性来说，它们属于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不同，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即由一群人共同所有），可以租、但不能放到市场上买卖，因此农村土地要进行商业开发，必须先转成国有土地。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上述问题已成为土地开发的一大掣肘。为解决这一问题，201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全国选了33个试点，推动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农村的集体土地可以和国有土地一样，拿到市场上拍卖。不久前发生火灾的大兴区，则是北京市唯一入选的区域。
但大兴区的土地太杂了，通过一层层的租约，土地被工业区、小作坊和外来人口租住的公寓分割成无序的碎片。要想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士绅化，就要进行“大清理”，解决零碎的产权问题。
在《总规》里，这一行动被称为“腾笼换鸟”，即疏解高耗能、低附加值的製造业，并在腾退出来的土地上发展高精尖产业。鸟是人，笼子是土地。对执政者而言，如今北京城乡结合部的问题是鸟太低端，全是麻雀之类；笼子个头太小、芜杂、碎片化，是成千上万个蝈蝈笼（城中村）。政府要做的是把麻雀全赶走，把蝈蝈笼拆掉，就地建高大上的笼子，引凤凰来。
但是，麻雀要去哪儿呢？
士绅化概念诞生50多年来，反对声如影随形。一些学者认为，士绅化的叙事逻辑是“从落后地区和居民手中夺回我们美好的城市”，会加剧城市排外现象，较贫困的阶级会以“社会清洁”的形式离开。11月18日大兴火灾后，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清洁已然在北京展开。
五、其它国家和地区怎么制衡士绅化？有哪些案例？
“士绅化就是土地商品化的急剧化现象，”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副教授黄丽玲对端传媒记者指出，亚洲都市发展的一个问题在于“很多地方都把高房价当成城市发展指标”。她认为，gentrification一词，也能翻译为“高级化”；今天，在首尔与台北等城市，地价高涨已经使人们负担不起房租、店租。
曾赴首尔进行考察的黄丽玲指出，2016年，首尔市政府着手处理“士绅化综合对策”，2017年起，优先以出现严重士绅化的六个地区为对象，藉由提供政策与资源补助，对士绅化形成制衡与规范的样本，未来将扩散至整个首尔市。
首尔现任市长朴元淳提出更根本性的、防止士绅化的政策方向，如各个“区厅”有权订定自治条例，针对房地产上涨提出遏制对策。去年推行前述对策至今，首尔市政府促请房东、房客签约MOU（备忘录），民间已有“友善房东”承诺不随便涨租。同时，政府提供閒置公有地，低价出租给商店。除了首尔市政府的政策先行，南韩总统文在寅上任后，国会也开始积极讨论遏制房地产上涨的政策，以控制土地商品化。
在德国，政府角色介入防止士绅化更明显。例如，柏林当地由政府规划“Milieuschutz”（暂译：城市多样保障；亦有人译作环境/氛围保护）区域，并以此作为一款用以禁止街区“过度缙绅化”、并用以保护原先社区的特色与社会组合的法律。
在这些区域，屋主针对建筑进行拆除、改建、修缮，都要经过审核并取得同意。这项法律用意在于避免业主进行昂贵翻新工程后，将原来用地变更为高级住在区，再抬高租金赶走原租户。
若产权所有人意图将建筑修建成更现代化的外观，地方政府有权阻止。某种程度上，装修、刷新等修复行为，代表产权所有人能藉此提高租金，造成租户被迫离开。从本质上来说，这个法律有效能抑制都市朝“引发士绅化（gentrificaition-induced）”发展。
产权所有人被禁止从事下列行为：擅自更改建筑平面图；将数栋公寓合併为一栋，或将一栋建筑拆成数栋；增加面积大于4平方公尺的阳台或屋顶露台；安装带有豪华设备的浴室或厨房。此外，Airbnb所造成的士绅化（Airbnb gentrification）在柏林引起争议；在这些区域中，同样禁止屋主将公寓作为“度假房”，并藉以出租牟利。
在台湾，士绅化同样是讨论热烈的公共议题。政府政策不力，遏制士绅化在台湾往往更依赖民间自省及行动力量。
曾经因特色小商店林立的台南正兴街，因老街名号远播之后，吸引观光财，独栋老房从7年前价值百万台币冲到现在千万台币。房租跟着水涨船高，乐器行、小茶馆等商铺因承受不住房租不断上涨而关门，吸引到的新商家则慢慢产生质变。
“充满人味的小店受到排挤，愿意承担高房价的店舖，战战兢兢的推出复制、迎合却无趣的商品，继续下去整条街将会慢慢变得不有趣，”在地刊物《正兴闻》主编高耀威忧心，市场一旦没有差异化，过度单调与集中的业态，将扼杀正兴街曾引以为傲的多元与活力。
高耀威主导成立了台南市街区正兴同协会，希望透过协会力量，对急欲涨店租的屋主进行“道德劝说”，至于劝说效果，成败皆有之。他主编的《正兴闻》也将以士绅化的在地反省为专题。同时，因为多年结伙共事累积的默契，几间商家有志一同，致力于私有空间公共化，例如开设“免费商店”、“免费漫画店”，友善屋主主动出借閒置空间，规划成街区交谊中心。邻里之间的自觉与动力，成了社区抵抗士绅化的最主要力量。
六、正在进行时的北京暴力士绅化，会带来什么？
被勒令搬走的当天晚上，老聂一家七口瑟缩在出租房对面的牆角下过了一晚，接着是第二晚、第三晚。时值寒冬，夜里气温跌至零下，一面牆又能挡得住多少风？房东看不下去，偷偷把出租房门打开，老聂一家人得以睡到地上的破床垫。
对北京心灰意冷的老聂不是不想走，但超市里那么多货，全被清空到街上，丢了怎么办？就算贱价卖掉，怎么也得花几天时间。
在那间空荡荡的出租房里接受採访时，老聂的脸始终是垮的，只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脸稍稍亮了一点，他问端传媒记者：“有没有赔偿啊？政府啥说法？”这次大清理让老聂损失了好几万元，更别提要举家离京折腾的费用了。
得知没有赔偿也没有说法后，老聂的脸比之前更垮了。在这个寒冬被清除出北京的“低端人口”，没有得到安置和补偿。他们和全中国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一样，一次又一次，被榨乾、抛弃。直到今天，他们始终未能享受到自由迁徙这一基本人权。
城市前进的轮子已经碾压过他们，滚滚向前了。但这一过程中留下的种种问题，并不会随着“低端人口”被驱赶到越来越远的郊区而消失不见。
当服务于中产生活的“低端人口”从城市中消失，方兴未艾的城市中产都将面临生活的塌陷，后果或许是：中产们亦相应疏解到郊区的、服务业相对便宜的卫星城去，北京以及中国很多一线城市将成为彻底权贵化的城市。
而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深。社会资源按城市等级逐层递减，社会阶层固化，一线城市继续垄断优厚的资源，乡村只能得到残渣。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一个引以为戒的例子是：2005年发生在巴黎郊区的骚乱，曾一度点燃法国各大城市郊区骚乱。背后原因之一是中心城市常年垄断资源，排挤外裔“低端人口”，导致后者就业困难、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只能聚集在边缘地带。
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良性增长，并持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积极带动乡村发展，那么或许农村人口不必流动到大城市，就能改善经济条件、过上不错的生活。2008年，金融危机一度令城市就业机会剧减，大量外来人口失业返乡。彼时正值中国高速公路网急速发展时期，城乡间密密麻麻的公路网促进了交通和商贸，也一定程度上接住了这些返乡的人，可以在乡镇做些小生意。
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未能保持强势增长，恶债累累的城乡问题会否引发巨大的经济波动或环境灾难呢？长期被城市盘剥的乡镇如何生长出相对完备的经济生态？在过去十几年里粗放发展的房地产和消耗性产业能否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里保持繁荣？在城市无处落脚、在家乡无法营生的大量农村人口该何去何从？
问题无人回答，但“壮士断腕”的北京城市规划，正被全国各城市规划院争相学习。
不久前刚刚公示的成都总体规划，连章节都和北京的一样。紧跟中央，谁也不敢落伍。“成都跟北京的发展阶段还是不太一样的，但现在这个形势，比较强调思想上的统一，”胡清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胡清芳为化名/实习生鲁一凡、吴伊端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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