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11月,IBM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提出“智慧地球”理念后,“智慧城市”概念也开始在全球大行其道。从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样板开始,建设智慧城市成为热潮。在亚洲,韩国提出以网络为基础,打造绿色、数字化、无缝移动连接的生态、智慧型城市。智慧城市也助推了新加坡在2006年启动的“智慧国2015”计划,通过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积极应用,将新加坡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一流的国际化城市。
在欧洲,智慧城市更多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交通、医疗、智能建筑等民生领域的作用,推动城市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投资建设智慧城市,发展低碳住宅、智能交通、智能电网,建设绿色智慧城市。其中,丹麦志在2025年前将哥本哈根建设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智慧城市。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2010年被欧盟委员会评定为“欧洲绿色首都”,在普华永道2012年智慧城市报告中,斯德哥尔摩名列第五,在分项排名中的智能资本与创新、安全健康与安保均为第一,人口宜居程度、可持续能力名列前茅。
IBM在中国推进智慧地球不遗余力,但收益不佳。2009年8月,IBM发布《智慧地球赢在中国》计划书,此后一年时间,IBM在中国召开了22场智慧城市的讨论会,与超过100名城市政府领导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并与20多个城市和部分部委签订了合作意向。但2009年9月,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名为《IBM“智慧地球”的认识和思考》的报告认为,IBM“智慧地球”实现难度极大、会形成新的技术壁垒,甚至会威胁国家信息安全等。此后,IBM遭遇了各地政府“冷遇”。IBM大中华区也曾与安邦咨询(ANBOUND)讨论过,双方合作来推动中国的智慧城市市场,解决IBM的构想难以落地的问题。此后中国出现“去IOE”浪潮,使IBM的智慧城市发展更难落地。
虽然IBM没能靠“智慧城市”在中国赚到钱,但中国政府却接受了智慧城市这个概念,并付诸推动城市化进程。在2012年,中国就推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共90个,囊括了所有省区。2013年,科技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又确定了国家“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城市(“智慧城市”双试点),首批试点工作在全国共选择了20个城市。2014年3月,智慧城市更纳入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特别注重发展概念的中国,智慧城市被中国政府顺势借用为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推动力。
迄今,智慧城市概念提出已近10年,其发展情况到底如何?恐怕结果并不乐观。《科学人》最新刊出一期文章——“关于智慧城市,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作者史密斯(Kendra Smith)直接指出:“当前的智慧城市现实是,根本没有一座城市称得上智慧。”他认为,如果一个城市的运转,最终追求的是效率、便利、舒适的话,那么智慧化应该是这个时代所能给出最好的答案。但问题在于,如果智能组件无法完美串连,以至于在节奏交错影响下牵绊彼此的实现,使得集体面对的挑战升级。史密斯认为,截至目前,我们所谓的智慧城市其实只是智慧项目的个例。无论是匹兹堡费城交通局花费3000万美元推动能够自动根据车流状况调整的智能信号灯系统,还是坎萨斯市政府投资1500万美元打造的智慧照明计划,这些个别的亮点项目都展现了智慧城市科技的潜力,但却无法代表网络相连、点对点的规划每一个角落街廓、呈现出完整的智慧城市。
在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实际上也有类似特点。在不少地方,智慧城市是推动城市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概念,但智慧城市的发展也多落在科技硬件上,变成一个个智慧项目。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多是从产业角度来看智慧城市,以此拉动射频传感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下一代通信技术,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外,智慧城市建设还对医疗、交通、物流、金融、通信、教育、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这种情况下,智慧城市更多是一个功能性的发展题材。
反思智慧城市的发展,应该认识到,发展智慧城市必须把握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城市本身,不论是什么样的智慧城市,都是以技术手段改进来服务于整个城市系统。智慧城市的发展应该注重系统性,而不只是城市局面的高科技改造。另一个核心则是人。城市的发展应该以人为本,智慧城市建设也不能偏离这个核心。如果忽视了人的需要,建设智慧城市就会变成“暴力式”的技术应用过程。试想想,如果一座城市满大街都是监控探头,政府满足于无死角的网格化管理,但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却做得很糟糕,这样的智慧城市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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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建设“智慧城市”其实是为了监控民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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