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执政以来

历史定位：俨然比肩毛邓
新党章确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对一位尚在任期中的领导人，提前作出了历史定位。
《孔子家语》曰：“祖有功而宗有德”。中国历代王朝礼制，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功为开创之功，德为守成之德。中共党章对于列祖列宗的历史定位，无身前身后之别，仅以“理论贡献”上“尊号”。除被废黜的胡耀邦、赵紫阳外，每位最高领导人均可获此尊荣。“尊号”总体上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冠名+主义，即老祖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层级是冠名+思想理论，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第三层级是不冠名的思想理论，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红朝宗社中，除了马克思、列宁这些遥远的异族“远祖”，只有毛、邓配享“祖”的香火，江、胡仅列居“宗”的牌位。这个系列仍在不断延长中。祖宗“尊号”一般为五个字，最长未超过八个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长达十六字，是中共世系“尊号”中字数最多的一个。自此，习成为继毛太祖之后，于在位在世状态下，唯一享用冠名+思想理论“尊号”的领导人。
较长的“尊号”往往会在传播中被简化，例如“邓小平理论”曾用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被简化为五个字写入党章。新党章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看似冗长，实则暗含多种解读，既可简化为十九大之前中共党媒曾提出的“习近平思想”，又有“习近平新时代”的创意，足以比肩毛邓，超越江胡，深得中国模糊语言之妙。
封神立威：纠错机制阙如
十九大通过的新版党章，强调“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核心”的提法来自邓小平：“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他将毛泽东列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并指定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中共党史上，毛、邓的核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江泽民的核心地位则来自邓的指定；弱主胡锦涛虽然被邓隔代指定为接班人，但始终生活在前任垂帘听政的阴影下，未获核心地位。
有鉴于此，习先生上位后努力摆脱老人政治，力争自我加冕。2016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出人意料地确立了“习核心”地位。此后除继续高举反腐败旗号进行权力斗争外，“造神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妄议中央”成为一条“杀威棒”，令体制内噤若寒蝉。十九大前拿下孙政才、沙场大阅兵及改组中央军委等一系列组合拳，更令政治对手一时难于招架。
十九大新党章确立的“核心”地位和不容质疑的权威，相当于封神，足以峻拒体制内外的任何批评；同时也制造出一个体制上的巨大隐患——纠错机制的缺失，这点与神坛上的毛泽东颇为神似。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执政党纠错机制的缺失，令国家治理陷入危险境地：乾纲独断的领导人不能犯错误，一旦出现错误而又无人敢于指摘纠正，则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乃至全党全军，都有可能跟着犯错误。
备胎缺位：政权风险加大
鉴于中共接班体制的敏感性，习近平在“储君”期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人事班底。十八大以来，各派系暗流涌动，权斗不断。习以“小组治国”方式集权，在反腐旗号下连续横扫党内派系，直至十九大才掌握了人事上的主动权，实行全面洗牌。十九届的204名中央委员中，上届留任的仅占38%。“习家军”大举进军政治局，团派和上海帮呈现退潮态势。在习派主导的政治局簇拥下，常委构成表面上维持了派系平衡，但邓时代以来集体领导的格局，已不复存在。“习核心”如日中天，其他人不过是围着太阳转的行星。
十九届常委全部属于“五零后”，仍是一个过渡班子。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规矩，本届任期结束时，七位常委中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有资格连任，习近平、栗战书、韩正面临退休。本届人事卡位战，传说中的两位“六零后”人选胡春华和陈敏尔未能入常，打破了中共预设接班人的传统，引发对最高领导人下届不退休的猜想。
不设接班人，意味着本届任期的五年中，最高领导人不能生病、不能出事故或遭遇无法视事的任何状况。一旦出现此类状况，出现权力真空和权力斗争的风险必将加大，令中共政权的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急功近利：亲信乱政频出
本届执政班子，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团队中，平均素质最令人不安的阵营。出生于毛时代的“五零后”，可谓命途多舛的一代。成长经历、知识结构、世界观等方面往往存在变异，会影响到执政能力和水准。
从团派、上海帮、太子党的“三国演义”，到“习家军”自立门派，十九大后的政治格局正在走向“一统江湖”。但用人圈子小，偏爱使用自己认识的人（同乡、同学、旧部、旧识等），折射出不自信和不安全感。尽管一再模仿毛泽东，但开国君主“五湖四海”的气场不复再有。一批原先官阶不高、鲜有统揽全局的经验的地方干部，骤然拔擢，难免德不配位。
六十年前，张奚若教授曾批评中共：“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近期，北京市驱赶外来人口、拆除“天际线”广告牌匾以及京津冀供暖“煤改气”的“三板斧”，社会矛盾陡然激化。乱政频出触发了中共十九大以来的首场管治危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旧病，依然缠身。新领导层的治国理政能力，正面临“不犯颠覆性错误”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