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性的资本过剩不仅推升了虚拟经济领域的资产价格，而且改变了很多实体公司的经营行为和经营理念。
目前在美国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奇妙的现象：高盛在从谷歌抢量化科技人才，而谷歌则从高盛那里挖金融人才。这两类看似不相干的公司互抢人才，它们的“业务交集”在什么地方呢？答案是在信息科技背景下追求公司资金的增值，尤其是那些能通过资本市场便利地获取大量廉价融资和经营利润的科技公司，更是寻求资金增值的激进先锋。
瑞信的一项研究发现，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在套利这件事情上，做得比投行还要投行。瑞信宏观经济学家Zoltan Pozsar研究发现，习惯于把现金放在海外的美国公司，在廉价资金的年代里通过有效的腾挪资金大赚利差。瑞信统计了海外资金居前的十大公司的资金去向，结果显示，固定收益投资远远领先。从2002年到2016年，这些公司的海外资金总额从不到1000亿美元，上升到超过7000亿美元，但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几乎没有变动。这十家公司分别是苹果、微软、思科、甲骨文、Alphabet、强生、辉瑞、高通、安进、默克。其中，强生、辉瑞、安进、默克为生物医药公司，其他六家全部是信息技术公司。
在这些海外资金对固收领域的投资中，公司债和美国国债是主要的投资对象，分别占了50%和40%。这些巨头对外债和抵押债券都不甚感兴趣，因为外债的收益率都不如美债。令人惊讶的是，从套利这方面来看，科技巨头的表现完全不输于投行——他们在低利率的年代里发债，筹到廉价资金，用这笔钱来买进更高收益的其他公司的公司债。而且，上述科技巨头不是金融公司，不会像投行那样会受到金融监管的约束，他们的海外资金到底拿去买了什么，监管部门无从知晓。
科技企业利用资金优势大量套利的情况，对市场会有不小的影响。比如，尽管特朗普政府在推动这些公司将海外收益“回流美国”，但大量的公司现金早已不是“现金”，它们本来就是美元，也已经拿去投资了美元资产。瑞信分析师指出，美国税改后的收益回流，并不会令美元供给吃紧，美元也不会因此走高。因此，要指望这一笔钱对美国经济带来正面影响，也较为困难，因为回流的现金往往会被用来并购、派息或是回购。
这些拥有资金和市场优势的大型科技公司，在过去十多年里不断买进公司债或是国债，顺利套利。现在，如果它们在美国的政策下准备撤离债券市场，其他投资者将不得不承担资金离开后的后果。比如，债券利率将不得不上升；由于现金丰富的公司购买量减少，公司债平均超额认购比例将会下降。事实上，在最近一次公司债券发行中，科技公司的参与率已降至此前平均水平的1/6。在美债供应显著增加的这一年，投资者感觉已经足够糟糕了，如果同时再遇到科技公司出售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事情将变得更糟——利率可能大幅上行。投资者相信，此次科技公司的收缩余震（echo taper）将会比美联储缩表更加糟糕。
这种变化将使得普通投资者面临不公平，与金融危机时不同，这一次选民愤怒的对象不再是大型银行，而是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科技公司。正是这些科技公司套利操作的调整，导致了规模不小的资金流动，并对资本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造成了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受损。
从上述变化不难看出，大型科技公司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比过去增强了很多。这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资本过剩的局面有关，大型科技公司成为资本过剩时代的“宠儿”——它们不仅受到资本市场前所未有的追捧，能够轻易获得大量的廉价资金，还能够将充裕的资金用于资本过剩时代的再投资，获取额外的投资收益。这样，大型科技公司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就借助资金杠杆而被放大。
要指出的是，美国科技公司的“待遇”并非独有，在中国市场也有类似现象，类似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在中国市场也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超级青睐——风险投资、商业银行、国有投资公司、股市、债市都争相对互联网科技巨头“投怀送抱”，使得少数互联网巨头获得了极强的“马太效应”，赢家通吃的格局在国内开始出现。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大型科技公司是全球资本泡沫的重要受益者，而科技巨头以廉价的金融资源参与资本市场，也成为资本泡沫时代的推波助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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