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毅
2016年年初，我以一名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从纽约大学毕业，开始在美国一家新闻机构工作。因为我是公司为数不多的中国籍员工之一，美国同事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中国间谍。我向来喜欢这类自嘲的玩笑，觉得无伤大雅。但近几个月来，一些美国媒体和政府官员的言论，给这个玩笑染上了异样的色彩。
2月1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年度公开听证会上称，美国高校应防范华人学生和学者的渗透，警惕类似孔子学院的机构。2月14日，《外交政策》杂志称，有证据证明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以下简称“学联”）受到中国政府（使领馆）资金资助。其实早在大约一年前，《纽约时报》就开始关注学联，文章多次提到学联在海外对政治议题的介入，称“中国学生把中国政府的窥视之眼和高压手段带到了美国高校的校园。”3月7日，《外交政策》再次发表长报道，试图证明中国政府通过学联影响中国学生的政治参与，甚至左右美国公职人员的行为。文章也提到，部分学联组织者对日益加剧的国内政治压力感到不适。
一时间，中国学联似乎成为了一个神秘的地下情报组织。事实真的如此吗？
就我个人的经历，在纽约留学两年，几乎没有跟学联打过任何交道。虽说学联和中国使领馆的确有比较明确的联系，但大使馆对学联工作是否有决定性影响力，以及学联在几十万中国在美留学生群体中间到底有多大号召力，这些问题似乎有待更多的调查研究。知乎上有曾经管理学联的学生匿名探讨了学联工作的困境，其中一个回答说学联应该“无视所有和政党有关的机构送来的规定和指令，做独立的团体。”而一个回答反驳说第一种模式不够现实，应该“对教育处走官方路线，对小伙伴们走群众路线。”
高校本来就是情报战的软肋，美国记者Daniel Golden著书《间谍学院》，考察了美国高校如何沦陷为国际间谍战的“重灾区”。而针对联邦调查局局长关于警惕华人学者的言论，Golden在一篇报道中称，这种情报战是双向的，也有中国学生学者被招募为美国间谍的例子。
对于这些“谍战风云”，我没有资格和能力下任何结论。但我为这些指控所带来的舆论影响深感担忧。翻阅美国网民在Twitter发表的看法，不难看到“被洗脑的（brainwashed）”、“中共分子(Chinese Commie)”等负面高频词，也有人指责中国学生为了拿20美金参加政治游行，简直是出卖灵魂，和性工作者没有什么两样。显然，这些报道和指控在美国公众中引发的负面情绪，越来越指向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甚至逐渐扩大向美籍华人。相关舆论也正在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2017年末，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战略报告，其中提到加强对外国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的背景审查，目的是防止知识产权盗窃。
在我看来，留学生不应该成为政治角力的炮灰。逐渐升温的“警惕华人学生”的言论，充斥着夸张，甚至仇视情绪，无疑会给本来就处境尴尬的海外留学生带来更多的社会压力。
去年冬天，一家伊利诺伊州的巴士公司发布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广告，宣称巴士空间宽松舒适，乘客不会感到像在中国一样。不少中国学生立即抨击该广告涉嫌种族歧视。此后该公司发表“道歉”，却反过来指责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受利益所趋，大规模招收中国学生，损害了当地学生的利益。再早一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发现自己宿舍的名牌被撕。这些看似小规模的事件，实则反应了西方社会对一个庞大的、突然到来的、未知群体的恐慌。
一方面，美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导致中国学生激增。另一方面，高校和学生都缺乏相应的准备，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帮助留学生融入当地的学习生活，最后导致中国学生自成小团体，在外界也积聚了“不合群”、“作弊多”、“政治保守”、“富二代”等等一系列负面形象。时至今日，我们又多拿一顶“间谍”的帽子。
时刻背负着这些负面形象，对于生活在异乡、身份认知本来就动荡不定的年轻人来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学业压力和文化差异，很多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让人担忧。2013年耶鲁大学的一份小规模调查报告综合了130个中国学生的问卷，发现近一半学生称有抑郁症症状，有1/3有焦虑症表现。2015年，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留学生的压力和焦虑指数远高于本地学生。而就在上个星期，我又读到了一位留英女博士疑似自杀的消息，只觉得唏嘘不已。
要缓解这种恐慌，需要来自留学生和西方社会双方的努力。留学生社区应该更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努力。哥大“撕名牌事件”之后，一群哥大华人学生在网上发起了宣传，向美国社会介绍中文名字的特殊含义，呼吁尊重和包容中国学生。大选期间，有留学生创办的媒体”选美”就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发表自己的思考。这些都证明留学生有能力改变“被书写”的境遇，突破中美主流媒体圈定的叙事逻辑，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声音。
就西方社会而言，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有效沟通。近几年来对留学生的一些讨论集中于政治立场。有些观点比较保守的中国年轻人经常被贴上“被洗脑”、“被控制”的标签，在我看来不见得公平。作为记者，我曾参加过一次香港社运人士黄之锋在纽约大学的交流活动。现场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向黄之锋提出了一些尖锐的异议。他们义愤填膺的样子，很难让我相信他们的举动仅仅是“被鼓动”、“被控制”那么简单。有时候，我和朋友讨论这些问题时也会发现，即使是成长经历极其相似的人，在很多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也大相径庭。所以当我读到《外交政策》最近的长文时，我很难相信作者开篇的暗示：几百个中国学生夹道欢迎中国主席习近平访美，仅仅是因为20美金的诱惑？这样的简单化解读无助于理解留学生们多样的政治立场，及其成因。
理解一个人的观点，要理解和尊重这个人的成长环境，他所受到的历史文化教育。而留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自由平等地讨论这些问题的好机会。如果美国社会和大学崇尚真正的学术自由，就不应该以成见，来先入为主地对一个人的观点做定论。一位在诺丁汉大学任教的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反思自己教授中国学生的经历。他回忆了十几年前自己第一次和中国学生因台湾问题产生的交锋。那次交锋促使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换位思考，调整了教学方式，此后，再没有中国学生在他的课上觉得被冒犯，反而有很多人后来感激他，帮助他们形成了更多元的世界观。
每每看到有关中国留学生的负面报道，我就愈发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两个文化之间的游民。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留学生不够”美国”，不够“民主”，而回国以后，可能国人又会觉得我们不够“中国”，不够“传统”。这和现在被夹在这个“间谍风云”的三明治里是一样的感觉。
有时候我会觉得无助，觉得有些大的社会问题，很难通过自己的力量解决。有时候我也害怕，眼看着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冲突隔膜日益加深。有时候，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过去了这么多年，中美之间依旧保存着冷战时期的对立心理，比如各种“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地给对方普通民众扣帽子。
另外一方面，对广大留学生来说，生活在这种政治和文化夹缝的逆境，也可能是一个契机。绝对的思想独立似乎不现实，但如果能够深入了解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制度，又不盲目从属或臣服于其中任何一方，而是通过痛苦的思辨和挣扎，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对年轻人来说是也是一种难得的磨练。最重要的是不放弃寻找和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也许它不存在于任何一个现有的模式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绝不放弃自我表达。即便生活在美国可能遇到误解甚至歧视，我相信这一代留学生有足够的语言和利用社交网络的能力，表达和保护自己，让美国主流社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2016年年初，我以一名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从纽约大学毕业，开始在美国一家新闻机构工作。因为我是公司为数不多的中国籍员工之一，美国同事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中国间谍。我向来喜欢这类自嘲的玩笑，觉得无伤大雅。但近几个月来，一些美国媒体和政府官员的言论，给这个玩笑染上了异样的色彩。
2月1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年度公开听证会上称，美国高校应防范华人学生和学者的渗透，警惕类似孔子学院的机构。2月14日，《外交政策》杂志称，有证据证明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以下简称“学联”）受到中国政府（使领馆）资金资助。其实早在大约一年前，《纽约时报》就开始关注学联，文章多次提到学联在海外对政治议题的介入，称“中国学生把中国政府的窥视之眼和高压手段带到了美国高校的校园。”3月7日，《外交政策》再次发表长报道，试图证明中国政府通过学联影响中国学生的政治参与，甚至左右美国公职人员的行为。文章也提到，部分学联组织者对日益加剧的国内政治压力感到不适。
一时间，中国学联似乎成为了一个神秘的地下情报组织。事实真的如此吗？
就我个人的经历，在纽约留学两年，几乎没有跟学联打过任何交道。虽说学联和中国使领馆的确有比较明确的联系，但大使馆对学联工作是否有决定性影响力，以及学联在几十万中国在美留学生群体中间到底有多大号召力，这些问题似乎有待更多的调查研究。知乎上有曾经管理学联的学生匿名探讨了学联工作的困境，其中一个回答说学联应该“无视所有和政党有关的机构送来的规定和指令，做独立的团体。”而一个回答反驳说第一种模式不够现实，应该“对教育处走官方路线，对小伙伴们走群众路线。”
高校本来就是情报战的软肋，美国记者Daniel Golden著书《间谍学院》，考察了美国高校如何沦陷为国际间谍战的“重灾区”。而针对联邦调查局局长关于警惕华人学者的言论，Golden在一篇报道中称，这种情报战是双向的，也有中国学生学者被招募为美国间谍的例子。
对于这些“谍战风云”，我没有资格和能力下任何结论。但我为这些指控所带来的舆论影响深感担忧。翻阅美国网民在Twitter发表的看法，不难看到“被洗脑的（brainwashed）”、“中共分子(Chinese Commie)”等负面高频词，也有人指责中国学生为了拿20美金参加政治游行，简直是出卖灵魂，和性工作者没有什么两样。显然，这些报道和指控在美国公众中引发的负面情绪，越来越指向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甚至逐渐扩大向美籍华人。相关舆论也正在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2017年末，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战略报告，其中提到加强对外国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的背景审查，目的是防止知识产权盗窃。
在我看来，留学生不应该成为政治角力的炮灰。逐渐升温的“警惕华人学生”的言论，充斥着夸张，甚至仇视情绪，无疑会给本来就处境尴尬的海外留学生带来更多的社会压力。
去年冬天，一家伊利诺伊州的巴士公司发布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广告，宣称巴士空间宽松舒适，乘客不会感到像在中国一样。不少中国学生立即抨击该广告涉嫌种族歧视。此后该公司发表“道歉”，却反过来指责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受利益所趋，大规模招收中国学生，损害了当地学生的利益。再早一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发现自己宿舍的名牌被撕。这些看似小规模的事件，实则反应了西方社会对一个庞大的、突然到来的、未知群体的恐慌。
一方面，美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导致中国学生激增。另一方面，高校和学生都缺乏相应的准备，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帮助留学生融入当地的学习生活，最后导致中国学生自成小团体，在外界也积聚了“不合群”、“作弊多”、“政治保守”、“富二代”等等一系列负面形象。时至今日，我们又多拿一顶“间谍”的帽子。
时刻背负着这些负面形象，对于生活在异乡、身份认知本来就动荡不定的年轻人来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学业压力和文化差异，很多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让人担忧。2013年耶鲁大学的一份小规模调查报告综合了130个中国学生的问卷，发现近一半学生称有抑郁症症状，有1/3有焦虑症表现。2015年，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留学生的压力和焦虑指数远高于本地学生。而就在上个星期，我又读到了一位留英女博士疑似自杀的消息，只觉得唏嘘不已。
要缓解这种恐慌，需要来自留学生和西方社会双方的努力。留学生社区应该更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努力。哥大“撕名牌事件”之后，一群哥大华人学生在网上发起了宣传，向美国社会介绍中文名字的特殊含义，呼吁尊重和包容中国学生。大选期间，有留学生创办的媒体”选美”就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发表自己的思考。这些都证明留学生有能力改变“被书写”的境遇，突破中美主流媒体圈定的叙事逻辑，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声音。
就西方社会而言，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有效沟通。近几年来对留学生的一些讨论集中于政治立场。有些观点比较保守的中国年轻人经常被贴上“被洗脑”、“被控制”的标签，在我看来不见得公平。作为记者，我曾参加过一次香港社运人士黄之锋在纽约大学的交流活动。现场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向黄之锋提出了一些尖锐的异议。他们义愤填膺的样子，很难让我相信他们的举动仅仅是“被鼓动”、“被控制”那么简单。有时候，我和朋友讨论这些问题时也会发现，即使是成长经历极其相似的人，在很多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也大相径庭。所以当我读到《外交政策》最近的长文时，我很难相信作者开篇的暗示：几百个中国学生夹道欢迎中国主席习近平访美，仅仅是因为20美金的诱惑？这样的简单化解读无助于理解留学生们多样的政治立场，及其成因。
理解一个人的观点，要理解和尊重这个人的成长环境，他所受到的历史文化教育。而留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自由平等地讨论这些问题的好机会。如果美国社会和大学崇尚真正的学术自由，就不应该以成见，来先入为主地对一个人的观点做定论。一位在诺丁汉大学任教的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反思自己教授中国学生的经历。他回忆了十几年前自己第一次和中国学生因台湾问题产生的交锋。那次交锋促使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换位思考，调整了教学方式，此后，再没有中国学生在他的课上觉得被冒犯，反而有很多人后来感激他，帮助他们形成了更多元的世界观。
每每看到有关中国留学生的负面报道，我就愈发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两个文化之间的游民。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留学生不够”美国”，不够“民主”，而回国以后，可能国人又会觉得我们不够“中国”，不够“传统”。这和现在被夹在这个“间谍风云”的三明治里是一样的感觉。
有时候我会觉得无助，觉得有些大的社会问题，很难通过自己的力量解决。有时候我也害怕，眼看着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冲突隔膜日益加深。有时候，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过去了这么多年，中美之间依旧保存着冷战时期的对立心理，比如各种“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地给对方普通民众扣帽子。
另外一方面，对广大留学生来说，生活在这种政治和文化夹缝的逆境，也可能是一个契机。绝对的思想独立似乎不现实，但如果能够深入了解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制度，又不盲目从属或臣服于其中任何一方，而是通过痛苦的思辨和挣扎，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对年轻人来说是也是一种难得的磨练。最重要的是不放弃寻找和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也许它不存在于任何一个现有的模式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绝不放弃自我表达。即便生活在美国可能遇到误解甚至歧视，我相信这一代留学生有足够的语言和利用社交网络的能力，表达和保护自己，让美国主流社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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