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国长期在自己的数字边界内审查民众在网上的阅览和发言内容。现在，它越来越多地走出自己的网络边界，监控世界各地的人和公司在说自己什么。
多年来，中国一直通过一个名为“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的互联网过滤器系统进行数字管控。该系统让当局能够限制人们在网上看到的内容。为了扩大审查范围，北京正在大胆走向防火长城之外，加大对中国民众在不属于中国的应用和服务上言论的关注。
作为这个转变的一部分，北京不时向谷歌(Google)和Facebook（这两家公司在中国均遭屏蔽）等外国公司施压，要求它们撤下某些内容。还有一些时候，它则完全绕开外国公司，直接推动跨国社交媒体的用户鼓励自我审查。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巩固自己的权力，这项行动正在加速。中国领导层预计将在下周（本文最初发表于2018年3月2日——编注）开始的一场会议上正式取消任期限制，这将使习近平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拥有巨大的权力。
不久前，张广红亲身体验到了科技领域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作为中国的一名人权活动人士，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张广红决定和一群国内外的朋友分享一篇批评中国主席的文章。为此，他使用了Facebook旗下的美国应用WhatsApp。在中国，几乎没人使用该应用。
9月，张广红在中国被拘押。预计很快他就会被控侮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据其代理律师称，证据包括打印出来的张广红在WhatsApp群里分享的内容和发言。
中国的技术专家表示，这些信息可能是通过入侵他的手机或聊天群里的间谍获取的，WhatsApp没有参与此事。张广红一案是中国当局利用国外聊天应用中的谈话作为证据的已知最早的案例之一。它向使用经过加密的美国平台的人发出了警告，表明他们也可能被迫对在那上面说的话负责。
“中国越来越横行霸道，”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分析人士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
在习近平坚持自己的主张和中国地缘政治大国的主导地位时，中国也变得更加心安理得地投射习近平严密控制互联网的愿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满足于屏蔽外国互联网公司，并监控那些涌现出来取代它们的本土公司。但现在，它直接向个人施压，或要求公司配合它的网络审查行动。
这导致很多美国科技巨头处境棘手，尤其是那些想要进入中国庞大的互联网市场的公司。中国网民超过七亿。过去，这些公司往往为了在中国立足而不遗余力。Facebook开发了一款没被启用的审查工具，还在中国发布了一款不带自己名字的应用。苹果(Apple)正在把针对中国客户的数据存储业务转移到中国，并于去年将避开中国互联网障碍的vpn软件从其中国应用商店(China App Store)下架。谷歌最近表示将在中国开设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通常，在被北京强迫提供帮助时，这些公司几乎束手无策。向美国政府求助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报复，因此很多公司尝试独自应对这种局面。
“我个人不确定对这些公司来说解决办法是什么，”罗助华说。“我没有看到好的答案，因为中国政府真的让它们处境两难。”
当自我流放的中国大亨郭文贵在Facebook和YouTube上指控大批中国官员腐败时，中国曾向主要的互联网公司施压。据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中国官员去年向YouTube所属的谷歌和Facebook抱怨。因为无权公开讨论此事，这些人士要求匿名。
Facebook对郭文贵的账号实行了禁言。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账号未经他人同意发表了他人的个人信息，违反了该平台的政策。一名发言人拒绝就北京的抱怨是否起了作用发表评论。
中国当局还成功地说服谷歌下架了原本在全球都能看到的内容。
根据该公司的统计数据，中国政府在去年上半年要求谷歌服务撤下了2290项内容。超过中国2016年下半年要求数量的三倍多，这本身已经创下了记录。
据谷歌的数据，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内容构成了中国要求谷歌下架材料的一大部分。数据还显示，中国近期要求撤除的大部分内容都以YouTube视频为重点。谷歌发言人表示，公司不会对具体某项删除请求做进一步评论。
中国官员可能还有着更大的审查野心。
在中国去年的一个重大互联网会议上，中国反恐专家梅建明表示，北京应对Twitter这样的公司施加更大的压力。目标是让他们改变服务条款，这样他们就可以限制被北京视为颠覆分子的组织发帖，如寻求中国西部新疆地区人民自决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
梅建明要求严厉打击“诽谤中国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和有关国家战略”的推文。
在中国宣传渠道论调的培养下，中国人有时也会要求在中国的外国公司进行自我审查。
2月，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为其旗下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品牌在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上引用了达赖喇嘛的一句激励话语而道歉。中国政府将西藏这位佛教领袖视作藏独的支持者，奔驰品牌也面临着来自认同这一观点的中国网民的尖锐批评。
梅赛德斯-奔驰删除了帖子——尽管中国没什么人能看到，因为中国政府屏蔽了Instagram。但批评仍在继续。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称奔驰“与中国人民为敌”。
中国是梅赛德斯-奔驰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约占销量的四分之一。
“中国正在变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前谷歌职员徐洛文说。“他们对向这些平台施压越来越有把握。”
中国还要求个人注意自己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去年的判决引人注目，中国警方把他在台湾通过Facebook发表的文字用作了不利证据。
“中国惩罚在境外面向非国内受众发布批评性言论的个人这一事实自然令人担忧，”罗助华说。
因在WhatsApp上发布的内容而受到审查的张广红案，或表明中国的手伸得更长了。
中国警方此前对外国社交媒体上活动人士的言论有过关注，但张广红一案似乎是因在WhatsApp上传播文章而受到指控的首批案例之一。由于WhatsApp的信息经过加密，且由外国公司运营，因此与中国本土多年来一直被当局密切监控的消息应用——微信相比，它通常会被认为是一个更安全的平台。
张广红的律师隋牧青表示，警方向他出示了张广红的文章和评论的打印件，令他惊讶不已。
“他们不是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但他们拿到了，”隋牧青说。“这是我们感觉奇怪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如何能拿到数据，也不知道WhatsApp是否已经不再安全。”
专家表示，这些信息可能由张广红WhatsApp组群内的某人收集，或通过直接登入张广红的手机获得，而非通过入侵WhatsApp。在张广红被拘留的前后，中国官方正式屏蔽了WhatsApp。
WhatsApp的发言人表示，中国当局并不能从后门获取经过加密的消息。中国公安部未回应置评要求。
“当我谈到技术和互联网时，人们往往都渴望它，期盼着一个倡导自由的未来，”隋牧青说。“但人们忽略了现代专制主义也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提高这一事实，这使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控制成为了可能。”
多年来，中国一直通过一个名为“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的互联网过滤器系统进行数字管控。该系统让当局能够限制人们在网上看到的内容。为了扩大审查范围，北京正在大胆走向防火长城之外，加大对中国民众在不属于中国的应用和服务上言论的关注。
作为这个转变的一部分，北京不时向谷歌(Google)和Facebook（这两家公司在中国均遭屏蔽）等外国公司施压，要求它们撤下某些内容。还有一些时候，它则完全绕开外国公司，直接推动跨国社交媒体的用户鼓励自我审查。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巩固自己的权力，这项行动正在加速。中国领导层预计将在下周（本文最初发表于2018年3月2日——编注）开始的一场会议上正式取消任期限制，这将使习近平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拥有巨大的权力。
不久前，张广红亲身体验到了科技领域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作为中国的一名人权活动人士，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张广红决定和一群国内外的朋友分享一篇批评中国主席的文章。为此，他使用了Facebook旗下的美国应用WhatsApp。在中国，几乎没人使用该应用。
9月，张广红在中国被拘押。预计很快他就会被控侮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据其代理律师称，证据包括打印出来的张广红在WhatsApp群里分享的内容和发言。
中国的技术专家表示，这些信息可能是通过入侵他的手机或聊天群里的间谍获取的，WhatsApp没有参与此事。张广红一案是中国当局利用国外聊天应用中的谈话作为证据的已知最早的案例之一。它向使用经过加密的美国平台的人发出了警告，表明他们也可能被迫对在那上面说的话负责。
“中国越来越横行霸道，”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分析人士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
在习近平坚持自己的主张和中国地缘政治大国的主导地位时，中国也变得更加心安理得地投射习近平严密控制互联网的愿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满足于屏蔽外国互联网公司，并监控那些涌现出来取代它们的本土公司。但现在，它直接向个人施压，或要求公司配合它的网络审查行动。
这导致很多美国科技巨头处境棘手，尤其是那些想要进入中国庞大的互联网市场的公司。中国网民超过七亿。过去，这些公司往往为了在中国立足而不遗余力。Facebook开发了一款没被启用的审查工具，还在中国发布了一款不带自己名字的应用。苹果(Apple)正在把针对中国客户的数据存储业务转移到中国，并于去年将避开中国互联网障碍的vpn软件从其中国应用商店(China App Store)下架。谷歌最近表示将在中国开设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通常，在被北京强迫提供帮助时，这些公司几乎束手无策。向美国政府求助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报复，因此很多公司尝试独自应对这种局面。
“我个人不确定对这些公司来说解决办法是什么，”罗助华说。“我没有看到好的答案，因为中国政府真的让它们处境两难。”
当自我流放的中国大亨郭文贵在Facebook和YouTube上指控大批中国官员腐败时，中国曾向主要的互联网公司施压。据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中国官员去年向YouTube所属的谷歌和Facebook抱怨。因为无权公开讨论此事，这些人士要求匿名。
Facebook对郭文贵的账号实行了禁言。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账号未经他人同意发表了他人的个人信息，违反了该平台的政策。一名发言人拒绝就北京的抱怨是否起了作用发表评论。
中国当局还成功地说服谷歌下架了原本在全球都能看到的内容。
根据该公司的统计数据，中国政府在去年上半年要求谷歌服务撤下了2290项内容。超过中国2016年下半年要求数量的三倍多，这本身已经创下了记录。
据谷歌的数据，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内容构成了中国要求谷歌下架材料的一大部分。数据还显示，中国近期要求撤除的大部分内容都以YouTube视频为重点。谷歌发言人表示，公司不会对具体某项删除请求做进一步评论。
中国官员可能还有着更大的审查野心。
在中国去年的一个重大互联网会议上，中国反恐专家梅建明表示，北京应对Twitter这样的公司施加更大的压力。目标是让他们改变服务条款，这样他们就可以限制被北京视为颠覆分子的组织发帖，如寻求中国西部新疆地区人民自决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
梅建明要求严厉打击“诽谤中国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和有关国家战略”的推文。
在中国宣传渠道论调的培养下，中国人有时也会要求在中国的外国公司进行自我审查。
2月，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为其旗下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品牌在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上引用了达赖喇嘛的一句激励话语而道歉。中国政府将西藏这位佛教领袖视作藏独的支持者，奔驰品牌也面临着来自认同这一观点的中国网民的尖锐批评。
梅赛德斯-奔驰删除了帖子——尽管中国没什么人能看到，因为中国政府屏蔽了Instagram。但批评仍在继续。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称奔驰“与中国人民为敌”。
中国是梅赛德斯-奔驰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约占销量的四分之一。
“中国正在变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前谷歌职员徐洛文说。“他们对向这些平台施压越来越有把握。”
中国还要求个人注意自己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去年的判决引人注目，中国警方把他在台湾通过Facebook发表的文字用作了不利证据。
“中国惩罚在境外面向非国内受众发布批评性言论的个人这一事实自然令人担忧，”罗助华说。
因在WhatsApp上发布的内容而受到审查的张广红案，或表明中国的手伸得更长了。
中国警方此前对外国社交媒体上活动人士的言论有过关注，但张广红一案似乎是因在WhatsApp上传播文章而受到指控的首批案例之一。由于WhatsApp的信息经过加密，且由外国公司运营，因此与中国本土多年来一直被当局密切监控的消息应用——微信相比，它通常会被认为是一个更安全的平台。
张广红的律师隋牧青表示，警方向他出示了张广红的文章和评论的打印件，令他惊讶不已。
“他们不是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但他们拿到了，”隋牧青说。“这是我们感觉奇怪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如何能拿到数据，也不知道WhatsApp是否已经不再安全。”
专家表示，这些信息可能由张广红WhatsApp组群内的某人收集，或通过直接登入张广红的手机获得，而非通过入侵WhatsApp。在张广红被拘留的前后，中国官方正式屏蔽了WhatsApp。
WhatsApp的发言人表示，中国当局并不能从后门获取经过加密的消息。中国公安部未回应置评要求。
“当我谈到技术和互联网时，人们往往都渴望它，期盼着一个倡导自由的未来，”隋牧青说。“但人们忽略了现代专制主义也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提高这一事实，这使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控制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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