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明君不少，但明君如果搞不定自己的继承人，或者违反继承制度，那么往往到最后会演变为乱局。
继承制度是不能随便乱改的。就拿明朝来说好了，明朝实行嫡长继承制度。理论上说皇帝应当传位给嫡长子，再不济也是在自己的儿孙辈指定传递。但朱棣以叔父身份抢夺侄子的皇位从此就开了一个恶例。明朝造反的亲王之多几乎为历朝之冠。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再说唐朝。唐太宗算是明君吧。但他篡位也给后代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结果他的儿子们就有样学样，差点就又搞出一个玄武门。弄到最后他要杀儿子。太宗朝之后唐朝政变不断。不但男的如李隆基（也算半截明君）靠政变上台（还搞了两次政变），李隆基的儿子也靠政变上台（算给老爹留了面子），女的如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等等都参与废立（当然还有最有名的武则天）。结果唐朝中央动不动就腥风血雨。
康熙也算是明君吧。就是因为在继承制度上摇摆不定，结果搞出九龙夺嫡，自己也死的不明不白的。清朝经过这么一弄，终于明白过来，搞了秘密立储制度，算是走“立贤不立长”的道路，后来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再说袁世凯。本来他是民国的第一任正式总统。如果他尊重当时的任期制度到时退位估计就不会遗臭万年了。问题是当时西方各国还普遍君主制。前面还有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从总统（执政）被“民选”为皇帝的例子。于是袁世凯以为自己也能复制其经验。另外，他估计把总统当成了中国以前“禅让”剧本中的“九锡”，所以一旦修宪搞了终身制，下一步自然而然就想当皇帝了。他下面那帮狗头军师加上他那个志大才疏的儿子也搞起“劝进”的把戏，弄得他自以为已经天下归心，结果当上皇帝没两天就被推翻，成了一个笑话。
袁世凯归根到底没有明白一件事，他的力量和威望并不足以控制整个国家。当时窥测最高权力的可不止他一个。包括他最亲信的段祺瑞、冯国璋都在想着某天能够当上总统。他一搞终身制，这就绝了很多人的上升通道。但至少还给很多人留了个在他死后能够接任总统的念想。然而等他要当皇帝，这就彻底绝了别人的上进之路。这就是为啥他到最后众叛亲离的原因。
但袁世凯也没办法。封建集权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下台后给秋后算账。如果他到时退位，那么新上台的可不保证不借他的人头一用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袁世凯之前发生过，袁世凯之后只要看看现在的台湾、南朝鲜或者拉美国家的政权更迭就知道了。
在此情况下，袁世凯也只能搞终身制。但是终身制最多只能保证他自己活着的时候。他还有子孙后代呢。于是他就只好继续搞帝制。
袁世凯的困境，曹操早有体会。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说的明白。他不能交出权力。如果交出权力就等于把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脑袋交到别人手里。所以他只能在“禅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多自己不篡位，只做“周文王”。所以我把这个情况叫做“曹操困境”。
而“曹操困境”的存在又使得历代统治者对有大功于国的大贤大才加以防范，生怕他们成为下一个曹操。而大贤大才们如果不想篡位也就只能隐藏锋芒甚至自污。带来的结果就是大贤大才们不敢也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谋利益，立功劳。一旦真有大贤大才们（如岳飞）充分发挥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等待他们的反而是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死亡。
因此，如何解决“曹操困境”就成了历代的课题。嫡长继承制度是一种答案。清朝的“秘密立储”又是一种答案。而近代制度的出现又是一种答案。不论哪种答案，归根到底的要件是第一不能秋后算账，第二要给后人留下上升通道。
嫡长继承制度是最差的一种。“秘密立储”虽然在继承人选拔上有很大优势，但并不保证继承者不秋后算账。例如雍正就大肆迫害和他争位的兄弟们。近代制度在表面上完美解决了两者，但制度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像南韩那样几乎每任总统都给后任清算，最终的结果就是政府内耗严重，最终总会有人想起搞终身制甚至恢复君主制的。
所以不论哪种继承制度。归根到底是执行者是否能够认真执行其制度达到制度所要求的目标。如果不能做到这点，那么什么继承制度都是没有用的.
继承制度是不能随便乱改的。就拿明朝来说好了，明朝实行嫡长继承制度。理论上说皇帝应当传位给嫡长子，再不济也是在自己的儿孙辈指定传递。但朱棣以叔父身份抢夺侄子的皇位从此就开了一个恶例。明朝造反的亲王之多几乎为历朝之冠。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再说唐朝。唐太宗算是明君吧。但他篡位也给后代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结果他的儿子们就有样学样，差点就又搞出一个玄武门。弄到最后他要杀儿子。太宗朝之后唐朝政变不断。不但男的如李隆基（也算半截明君）靠政变上台（还搞了两次政变），李隆基的儿子也靠政变上台（算给老爹留了面子），女的如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等等都参与废立（当然还有最有名的武则天）。结果唐朝中央动不动就腥风血雨。
康熙也算是明君吧。就是因为在继承制度上摇摆不定，结果搞出九龙夺嫡，自己也死的不明不白的。清朝经过这么一弄，终于明白过来，搞了秘密立储制度，算是走“立贤不立长”的道路，后来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再说袁世凯。本来他是民国的第一任正式总统。如果他尊重当时的任期制度到时退位估计就不会遗臭万年了。问题是当时西方各国还普遍君主制。前面还有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从总统（执政）被“民选”为皇帝的例子。于是袁世凯以为自己也能复制其经验。另外，他估计把总统当成了中国以前“禅让”剧本中的“九锡”，所以一旦修宪搞了终身制，下一步自然而然就想当皇帝了。他下面那帮狗头军师加上他那个志大才疏的儿子也搞起“劝进”的把戏，弄得他自以为已经天下归心，结果当上皇帝没两天就被推翻，成了一个笑话。
袁世凯归根到底没有明白一件事，他的力量和威望并不足以控制整个国家。当时窥测最高权力的可不止他一个。包括他最亲信的段祺瑞、冯国璋都在想着某天能够当上总统。他一搞终身制，这就绝了很多人的上升通道。但至少还给很多人留了个在他死后能够接任总统的念想。然而等他要当皇帝，这就彻底绝了别人的上进之路。这就是为啥他到最后众叛亲离的原因。
但袁世凯也没办法。封建集权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下台后给秋后算账。如果他到时退位，那么新上台的可不保证不借他的人头一用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袁世凯之前发生过，袁世凯之后只要看看现在的台湾、南朝鲜或者拉美国家的政权更迭就知道了。
在此情况下，袁世凯也只能搞终身制。但是终身制最多只能保证他自己活着的时候。他还有子孙后代呢。于是他就只好继续搞帝制。
袁世凯的困境，曹操早有体会。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说的明白。他不能交出权力。如果交出权力就等于把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脑袋交到别人手里。所以他只能在“禅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多自己不篡位，只做“周文王”。所以我把这个情况叫做“曹操困境”。
而“曹操困境”的存在又使得历代统治者对有大功于国的大贤大才加以防范，生怕他们成为下一个曹操。而大贤大才们如果不想篡位也就只能隐藏锋芒甚至自污。带来的结果就是大贤大才们不敢也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谋利益，立功劳。一旦真有大贤大才们（如岳飞）充分发挥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等待他们的反而是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死亡。
因此，如何解决“曹操困境”就成了历代的课题。嫡长继承制度是一种答案。清朝的“秘密立储”又是一种答案。而近代制度的出现又是一种答案。不论哪种答案，归根到底的要件是第一不能秋后算账，第二要给后人留下上升通道。
嫡长继承制度是最差的一种。“秘密立储”虽然在继承人选拔上有很大优势，但并不保证继承者不秋后算账。例如雍正就大肆迫害和他争位的兄弟们。近代制度在表面上完美解决了两者，但制度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像南韩那样几乎每任总统都给后任清算，最终的结果就是政府内耗严重，最终总会有人想起搞终身制甚至恢复君主制的。
所以不论哪种继承制度。归根到底是执行者是否能够认真执行其制度达到制度所要求的目标。如果不能做到这点，那么什么继承制度都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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