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袁世凯面对武昌危局并没有急吼吼出山，而是继续隐居，袖手旁观（参见作者专栏《隔岸观火的袁世凯》）。这主要是因为袁世凯觉得时机并不成熟，湖北新军那点压力还不足以让朝廷，让那些颟顸的满洲贵族清醒、觉悟。
湖北新军发难的根本动因是1911年5月8日出场的皇族内阁，以及第二天由这个内阁发布的第一项经济政策──铁路干线国有化。铁路干线国有化或许有政策上的合理性，问题是怎样不让一般老百姓吃亏。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最难解决的是皇族内阁。那些具有血统优势的太子党忘记了君宪的基本原则是权力分享，在君主和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应该再有什么人继续拥有政治优先权。
然而，太子党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似乎出于江山社稷前途忧虑，不愿意祖上打下来的江山换主、旗帜易色。殊不知，太子党越是这样想，他们与军功庶族、立宪党人的矛盾越尖锐，越生分，相互猜疑。这是皇族内阁出场后闹了五个月而始终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根本原因，也是袁世凯在武昌兵变后不愿立即前往平息的深层背景。
袁世凯的姿态和暗示深刻影响了武昌前线的清军将领，这些来自北洋的将领在这个关键时刻不愿为清王朝死战，听任南方革命军攻占一些重要战略据点，并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战斗力不如南方，而是他们内心窝着一股无名火，他们对那些太子党不知适度、不知分享权力，同样非常恼火。
据记载，袁世凯老搭档徐世昌曾于1911年10月20日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口之命，自北京微服潜往河南彰德，力劝袁世凯顾全大局，力疾就道。两人密商的结果，是以袁世凯的名义要求清廷明年（即1912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人员、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的全权和供给充足的军费。这六项条件由徐世昌带回北京，转告摄政王载沣。
徐世昌彰德之行现在还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袁世凯在这个时候确实向朝廷表达了这些意思，化危为机，推动改革，推动宪政落实。假如朝廷真诚接受了袁世凯的这些建议，历史肯定会改写，武昌城头的枪声，不过是大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
哗啦啦如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屈从了袁世凯的建议。1911年10月25日，朝廷准袁世凯奏，以军咨使冯国璋充第一军总统，速赴前敌；江北提督段祺瑞充第二军总统，陆续开拔。10月27日，调荫昌回京供职，另行安排；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其节制调遣，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
袁世凯获得钦差授权的第二天开始行动。他不是与位于湖北之南的清军进行联络，南北夹击武昌、夹击湖北，而是南北开弓──对南，逼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开出谈判价码，进行谈判；对北，将南方价码与压力转化为政治变革的动力，迫使朝廷在政治变革方面做出让步，让危机变转机，利用武昌政治危机实现君主立宪政体。
君主立宪是袁世凯那代人在权衡了世界大势之后的一个路径选择，他们既不愿中国走上纯粹资本主义道路，构建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但历史大势也无法让中国继续实行君主专制体制。从政治体制上说，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极端，君主立宪也不是这两条道路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对袁世凯那一代人来说，他们认为君主专制不能行，民主共和不可行，可行、能行的只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君主立宪了。
在袁世凯那代人看来，中国自从1895年踏上维新的路，磕磕绊绊，一路摇晃，总算找到了一条合适的路，然而满洲贵族出于既得利益的考量，到了君宪最吃紧的时候，不是大步向前，反而逆流相向。在军队没有国家化、职业化的时候，湖北新军武昌发难，对于清廷是政治危机，对于君主立宪，或许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应该是袁世凯应对武昌危机的思考路径。
然而，南方并没有给袁世凯这个机会和时间。武昌起义第十二天，即1911年10月22日，长沙新军发动起义，宣告湖南光复。湖南是武昌起义后第一个起而响应的省份，对后来影响至巨。
湖南与湖北从来就有天然的紧密联系。他们在地理上邻省，很长时间以来都归属于湖广总督管辖，属于一个政治区域。在文化上，两湖同属湖湘文化系统，有着相当久远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大致上说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偏爱、酷爱与挚爱。所以近代以来，两湖地区的文化冲突、政治冲突从来都很激烈，激进的思想家、政治家非两湖莫属，而最保守、最顽固、最守旧的政治家、思想家好像在两湖地区也不乏其人。如果从革命党人序列说，两湖更是一个整体，在他们的概念中，在他们的政治经历中，都没有将两湖作出非常明确的区隔，这当然和两湖同属一个行政单元有着很大关系。
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前一年，长沙于1910年4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抢米风潮。这一事件虽然被清政府强力镇压下去，但湖南民众与清政府的裂痕其实已经很深，湖南人的革命思想，已在一般民众心里扎根。所以等到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川汉铁路、粤汉铁路风潮发生，湖南立即成为一个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最早向朝廷发难。社会各界因争路权而纷纷罢工、罢课或罢市，原先对朝廷寄予期待的湖南立宪党人在这一风潮影响下动摇了信念，对革命开始同情。
湖南革命势力有几个系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系统是焦达峰的共进会。焦达峰是湖南浏阳人，1903年加入华兴会外围组织同仇会，与黄兴、禹之谟等有密切交往。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翌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返回日本。1907年在东京与孙武、张百祥等成立共进会，将同盟会宗旨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翌年回国策划两湖暴动，创建共进会湖南总堂，为龙头大哥，在湖南会党中拥有绝对权力。
共进会的势力主要在会党，他们与重点在学界的同盟会多少还有点相互瞧不起。他们认为同盟会的人多是纸上谈兵，不可能发挥什么实际作用。而同盟会的人认为共进会只知道在会党中策动革命，不过是一批绿林好汉，个人英雄主义，不学无术，不知国家大事，没有政治头脑。所以湖南共进会与同盟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并没有多少交集，大家各干各的事。
湖南革命力量的另一个系统是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最早在湖南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有刘文锦，刘文锦经邹永成的介绍与革命党人谭人凤等相识。在谭人凤协调下，湖南革命力量逐步走上了联合之路，刘文锦、焦达峰以及新军中的陈作新等脱颍而出，成为湖南领袖，且与湖北革命党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联系，相约一省首义，他省务必要在十天内响应。
两湖局势愈趋紧张，革命与改良激烈赛跑，袁世凯利用武昌危机推动君宪、落实君宪，究竟有多大机会呢？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
袁世凯面对武昌危局并没有急吼吼出山，而是继续隐居，袖手旁观（参见作者专栏《隔岸观火的袁世凯》）。这主要是因为袁世凯觉得时机并不成熟，湖北新军那点压力还不足以让朝廷，让那些颟顸的满洲贵族清醒、觉悟。
湖北新军发难的根本动因是1911年5月8日出场的皇族内阁，以及第二天由这个内阁发布的第一项经济政策──铁路干线国有化。铁路干线国有化或许有政策上的合理性，问题是怎样不让一般老百姓吃亏。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最难解决的是皇族内阁。那些具有血统优势的太子党忘记了君宪的基本原则是权力分享，在君主和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应该再有什么人继续拥有政治优先权。
然而，太子党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似乎出于江山社稷前途忧虑，不愿意祖上打下来的江山换主、旗帜易色。殊不知，太子党越是这样想，他们与军功庶族、立宪党人的矛盾越尖锐，越生分，相互猜疑。这是皇族内阁出场后闹了五个月而始终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根本原因，也是袁世凯在武昌兵变后不愿立即前往平息的深层背景。
袁世凯的姿态和暗示深刻影响了武昌前线的清军将领，这些来自北洋的将领在这个关键时刻不愿为清王朝死战，听任南方革命军攻占一些重要战略据点，并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战斗力不如南方，而是他们内心窝着一股无名火，他们对那些太子党不知适度、不知分享权力，同样非常恼火。
据记载，袁世凯老搭档徐世昌曾于1911年10月20日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口之命，自北京微服潜往河南彰德，力劝袁世凯顾全大局，力疾就道。两人密商的结果，是以袁世凯的名义要求清廷明年（即1912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人员、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的全权和供给充足的军费。这六项条件由徐世昌带回北京，转告摄政王载沣。
徐世昌彰德之行现在还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袁世凯在这个时候确实向朝廷表达了这些意思，化危为机，推动改革，推动宪政落实。假如朝廷真诚接受了袁世凯的这些建议，历史肯定会改写，武昌城头的枪声，不过是大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
哗啦啦如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屈从了袁世凯的建议。1911年10月25日，朝廷准袁世凯奏，以军咨使冯国璋充第一军总统，速赴前敌；江北提督段祺瑞充第二军总统，陆续开拔。10月27日，调荫昌回京供职，另行安排；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其节制调遣，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
袁世凯获得钦差授权的第二天开始行动。他不是与位于湖北之南的清军进行联络，南北夹击武昌、夹击湖北，而是南北开弓──对南，逼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开出谈判价码，进行谈判；对北，将南方价码与压力转化为政治变革的动力，迫使朝廷在政治变革方面做出让步，让危机变转机，利用武昌政治危机实现君主立宪政体。
君主立宪是袁世凯那代人在权衡了世界大势之后的一个路径选择，他们既不愿中国走上纯粹资本主义道路，构建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但历史大势也无法让中国继续实行君主专制体制。从政治体制上说，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极端，君主立宪也不是这两条道路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对袁世凯那一代人来说，他们认为君主专制不能行，民主共和不可行，可行、能行的只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君主立宪了。
在袁世凯那代人看来，中国自从1895年踏上维新的路，磕磕绊绊，一路摇晃，总算找到了一条合适的路，然而满洲贵族出于既得利益的考量，到了君宪最吃紧的时候，不是大步向前，反而逆流相向。在军队没有国家化、职业化的时候，湖北新军武昌发难，对于清廷是政治危机，对于君主立宪，或许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应该是袁世凯应对武昌危机的思考路径。
然而，南方并没有给袁世凯这个机会和时间。武昌起义第十二天，即1911年10月22日，长沙新军发动起义，宣告湖南光复。湖南是武昌起义后第一个起而响应的省份，对后来影响至巨。
湖南与湖北从来就有天然的紧密联系。他们在地理上邻省，很长时间以来都归属于湖广总督管辖，属于一个政治区域。在文化上，两湖同属湖湘文化系统，有着相当久远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大致上说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偏爱、酷爱与挚爱。所以近代以来，两湖地区的文化冲突、政治冲突从来都很激烈，激进的思想家、政治家非两湖莫属，而最保守、最顽固、最守旧的政治家、思想家好像在两湖地区也不乏其人。如果从革命党人序列说，两湖更是一个整体，在他们的概念中，在他们的政治经历中，都没有将两湖作出非常明确的区隔，这当然和两湖同属一个行政单元有着很大关系。
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前一年，长沙于1910年4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抢米风潮。这一事件虽然被清政府强力镇压下去，但湖南民众与清政府的裂痕其实已经很深，湖南人的革命思想，已在一般民众心里扎根。所以等到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川汉铁路、粤汉铁路风潮发生，湖南立即成为一个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最早向朝廷发难。社会各界因争路权而纷纷罢工、罢课或罢市，原先对朝廷寄予期待的湖南立宪党人在这一风潮影响下动摇了信念，对革命开始同情。
湖南革命势力有几个系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系统是焦达峰的共进会。焦达峰是湖南浏阳人，1903年加入华兴会外围组织同仇会，与黄兴、禹之谟等有密切交往。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翌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返回日本。1907年在东京与孙武、张百祥等成立共进会，将同盟会宗旨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翌年回国策划两湖暴动，创建共进会湖南总堂，为龙头大哥，在湖南会党中拥有绝对权力。
共进会的势力主要在会党，他们与重点在学界的同盟会多少还有点相互瞧不起。他们认为同盟会的人多是纸上谈兵，不可能发挥什么实际作用。而同盟会的人认为共进会只知道在会党中策动革命，不过是一批绿林好汉，个人英雄主义，不学无术，不知国家大事，没有政治头脑。所以湖南共进会与同盟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并没有多少交集，大家各干各的事。
湖南革命力量的另一个系统是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最早在湖南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有刘文锦，刘文锦经邹永成的介绍与革命党人谭人凤等相识。在谭人凤协调下，湖南革命力量逐步走上了联合之路，刘文锦、焦达峰以及新军中的陈作新等脱颍而出，成为湖南领袖，且与湖北革命党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联系，相约一省首义，他省务必要在十天内响应。
两湖局势愈趋紧张，革命与改良激烈赛跑，袁世凯利用武昌危机推动君宪、落实君宪，究竟有多大机会呢？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