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随着十八大和新一届两会闭幕，中国执政党内部的交接班算是完成了。新领导团队上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话语也照例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谐”的核心话语体系开始变为以幸福和梦想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国梦”三个字。
就“中国梦”的起源粗略上溯，大约起源于两种事物：一是直接模仿自著名的“美国梦”，二是20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暧昧宣扬。了解这两种渊源对于理解中国梦非常关键，因为，美国梦诞生于16-19世纪的美国移民社会，是针对当时旧大陆欧洲由于工业化产生的大众普遍贫困，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压迫、道德沦丧和信仰迷失，因此美国梦有关个人生活的富足、社会的公正和基于纯真信仰的生活。
中国模式的含义却与此有微妙的不同。中国模式基于过去30年来升级的专政模式下经济总量的成长，并把这种成长的动力归因于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主要是近代以来强国梦的一个新论述。所以，中国梦就根本特征而言，与美国梦是矛盾的，前者是基于个体生活正当目标的描述，而后者却是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历史话语，因而说到底是一种新时代表里不一的“体用结合体”。
强烈的梦想往往都产生于极度恶劣的现实。有春秋战国攻战无日的倒悬世界，乃有大一统的强烈梦想；有早期近代化社会的普遍不公正和压迫，乃有英特纳雄耐尔似的红色普世主义，而欧西文明中源远流长的弥赛亚主义本身也是古代社会生活痛苦的一个自然产物。所以，今日中国梦的新政治话语能得到中国社会相当普遍的反响，这不是无原因的，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生极度痛苦与艰难的一个折射。
一般来说，人们把梦想是看成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并将其看作克服艰难、走向幸福与和谐人生的一个动力。生物学表明，人类进化的强大动力是人类可以仰望天空的颈椎结构，向上的引力引领人类从自然的王国日渐脱离开来，从而建立了文明的历史。然而，如果足够耐心，回顾所从何来的历程，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人们以进步和梦想之名所犯下的罪行实为触目惊心，而太多光辉灿烂的梦想，一旦进入人们生活的血脉，其带来的毒害与灾变实在难以言表，其危害超过任何瘟疫或自然的灾害。有些梦想是正当的和有益的，而有些梦想则是不正当的和不正义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么说很煞风景，但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倡言中国梦时不能和不敢忘怀片刻的前提。
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制度失败，文明失败，导致这一悲惨局面的原因人们从教科书中多能了解外部的因素，即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列强为自私的利益对华行侵略和压迫，而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治理，乃至文明文化自身的原因鲜有提及。其实远在列强侵夺之前，中国的社会治理就长期处于失败的境地。无须远溯，以明清之际而言，皇权的声张达到极致，吏治的败坏史无前例。捐税沉重，政令不通，对内外的战争都是国家生活常态。到列强进逼时代，国家和社会已经是破产边缘，而人民的生活更是在生死线上勉力维持。这种惨痛的状况因外敌的入侵而雪上加霜，如此孕育了新民、强国、振兴的强烈梦想，也就是文明、制度和社会彻底转型的民族宏愿。这一深沉的家国梦想并非自上而下颟顸统治者灌输的意识形态，而是人民和社会求自救、求正当和美满人生的权利与冲动所致。这是后来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梦想无法比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强大的梦想缔造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引领我们来到如今。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现当代进程的大部分时间内，主导历史运动的是一小撮权力集团以国家和社会梦想的名义进行暴力统治，而这种暴力统治更因为意识形态一统化专政的威力无远弗届，深入人们意识的根底。公共生活的目标被扭曲地描述为可以代替任何个人生活梦想的超级权力，民族的梦、国家的梦，都成了一种对社会与个人不可抗拒的自上而下的支配权力。在这一赤裸裸的权力支配之下，遂演化为千万、亿万计算的人命与鲜血的牺牲，而且，这些牺牲并没有推进文明、社会与制度的进步，反而成为个人追求个性和独立人格，以及社会追求进步的障碍。无视这一悲惨而残暴的梦想史，就无法理解今日中国梦的危险之处。
意识形态是一种超级社会霸权，而梦想也是一种权力的话语体系。当最高的权力宣布梦想，这也是在表明，普通的人民连做梦的权利都必须予以放弃。因此，当执政党的最高领导团队在充满深情地宣布中国梦，在网络和媒体上，甚至在私下的交流中，人们对权力的最小声议论都会面临被追究的风险，也是根本不被允许的。这暴露了当今令人激动的“中国梦”最惨白和不忍赌的一面：在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宪法司法程序和制度安排的社会里坚决誓言忠于宪法，在一个无数人被强行割喉的国家里高唱梦想的旋律。特别要指出的是：当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人因不同的国家梦想而无声地陷于黑暗的囚笼，当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望穿泪眼之际，因为他们的缺席，对梦想的谈论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伪善的。谁会要虚妄而伪善的梦想？
说到底，无论在社会公共生活的领域，还是个人生活之中，梦想是重要的，但即使撇开某些扭曲梦想的危险与毒害不谈，也有许多比梦想更沉重、更有意义的事物。环顾全球文明的现状，有太多的事物，无论更合理的制度安排，还是更可信赖的社会正义体制，乃至权力、人生及基本价值的诉求，这都是坚实的公共与个人生活的基础，也是任何人无法反驳的常识。构成这一致命常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20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国家政治与过去帝政时代一样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是制度性的，也是文明性的。罔顾这些常识而奢谈梦想，无疑将继续扭曲梦想本身的价值，因而也必然会带来更新的惨痛一页。这是包括最高领导团队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此刻必须牢记的。
（本文作者赵楚系政治和战略问题自由评论人，原《国际展望》杂志执行副主编，长期从事国际战略、全球军事和中国社会问题独立研究，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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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下”的中国梦
马勇
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一般很少做梦，不再幻想。但从年初沸沸扬扬的“中国梦”、“宪政梦”开始，朝野、官民，社会各界均有不同回应。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时值两会，又逢早春，久不做梦的我竟然“春眠不觉晓”了。
但我的梦想并不是整天关注的政治改革、民主宪政，也不是国际大势、周边环境。我竟然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八个“形而下”的字上纠结不已，浮想联翩。
衣。自从西方人将“洋布”送到中国，正宗的“土布”渐渐成为历史陈迹；自从外国人进驻中国，中国人很快就模仿西洋人的西装革履，渐渐废止了长袍马褂。衣不蔽体的情形在过去30年渐渐消失了，未来的中国，应该穿着更光鲜，更加多样性。如果说我在服饰问题上还有什么梦想的话，就是真诚期待不要再出现令人寒心的毒校服，中小学生的校服应该更讲究，不仅光鲜，更要安全。至于大街小巷的城管、保安制服，我的梦想是越少越好。一个充满警察、准警察地方，不是让人安心，而是让人不宁，让人联想到不安全。
食。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饮食文化，吃，在中国文明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去掉吃，再说什么中国文化，恐怕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惟此也。过去20年，中国人突然发现吃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第一推动力。消费拉动经济，吃喝推动增长，因而吃喝异化，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水中游的除了轮船，没有中国人不敢吃不能吃的。结果，仅仅20年，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有滋有味的中国人突然发现一个庞大中国，竟然无可下箸，无处可吃，无物可吃，没有一样食品值得信赖。我的梦想是，中华大地山清水秀，不再出现令人恐怖的雾霾，饥饿不再成为中国人的恐惧，吃喝只是一种生命必需，不再附加其他意义，最低限度的梦想是不要再出现食品安全重大事故，不再出现出境采购奶粉的长龙，更不能在大江大河遍布浮猪。
住。几十年的增长，可留住的实在，大约就是全国到处堆起来的新城了。但为什么住房问题现在反而成了中国人的大问题？“房事”肯定不在住房本身求解，假如中国拥有良好的实体经济投资环境，假如那些有点闲钱的人可以向实体经济投资且获得相当利润，中国还会出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炒房投机吗？让住房回归本质，居者有其屋，存款去银行，增值有公司。
行。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这是中国人过去时代的哀叹，原本是对经济不发达的抱怨。那时的中国人想不到，发达后的中国行路更难。这里面需要检讨的问题太多了，城市布局、城市发展，我们在最应该计划的地方反而没有计划。北京究竟应该拥有多少人口最合理、最经济，城市运营成本最划算？我们的计划部门似乎一片茫然，心中无数。城市是纯粹西方化的产物，古典中国也有城市，但本质与近代化之后的城市根本不同。现在的中国城市要切实解决行路难，必须要有大思路，要从中国现代化大视野去思考。
生。生生不已，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节制生育不论在西方，还是初入中国时，都是利用科学帮助人们尤其是帮助妇女解除连续生育的痛苦，让生活更美好。常态的人类社会不能鼓励人们“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沦为生育机器，更不能扼杀人类自由生育的权利。人类已有数万年的历史，自由的人类与自由的经济的一样，总会自发地寻找平衡点，现代人不要自作聪明去干傻事。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其内涵一定有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幸福地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人类的未来永远属于下一代。
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亚圣”孟子两千年前留给中国人的教诲。孟子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并不是外界强加给人的，而是人的本能，是固有，不需要教育，不需要训练。孟子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视为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标志。
然而，孟子无论如何想不到，两千年后的中国，竟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南京的彭宇，佛山的小悦悦，长春的小皓博。这一个个不乏惨绝人寰的案例前无古人，在孟夫子看来这不是道德沦丧，而是丧失了人的资格。孟子之所以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因为他认为人见到小孩将掉到井里，皆由怵惕恻隐之心而起奋不顾身，并不会因为他与这个孩子的父母是熟人，也不是希望乡党去表彰，而是人之所以为人使然。我们现在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成为不可能？
病。人类已有漫长历史，中国文明也有灿烂的过去。生病原本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从不生病而终老的虽有，但不多。然而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病不起。一个感冒如果认真去看就要几百元，已经与人们的收入严重背离。应重建一个良性的医疗体制，将医药卫生的宗旨依然规范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院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去处，是现代人的出生地和终结地，一个好的医疗体制不是彰显豪华，大病可以不治或小治，但医院绝对不能小病大治，将治病当大生意，将病人视作大机会。一个合理的社会是相互服务，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一个人都是服务提供商。一个合理的社会不仅要让人们享有生的权利，而且享有病的尊严。
死。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违背这个规律在这个世界永生，大家都是这个世界匆匆过客，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死是人们无法回避的终极过程，是结束，也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开始。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数百万年了，究竟在这块土地存在过多少人，并没有确切统计。厚葬、薄葬，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过争论，大致上中国人倾向于厚养薄葬。死的尊严至关重要，一切与死有关的机构，都应该是公益事业，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产业，更不应该成为利润丰厚的产业。让中国人死的体面、尊严。追远慎终，可以掘地，可以垦荒，但无论如何不能掘坟，这是中国文明的底线，是让活着的人还有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为人类生活的常态，这些事情并不中国所独有，更不是现代社会才呈现。过往经验，他山之石，都是身处“历史三峡”的中国人应该认真汲取、借鉴的精神财富。人生苦短，长命不过百年。假如只能有一个梦想的话，我相信，中国梦、强国梦、富民梦、民主梦、宪政梦，一切梦想，落实到最后，就是吃饱、吃好，穿暖，居有屋，行不难，生得起，病得起，老有所靠，死有尊严。仅此而已。
今天的中国已有很大进步，不满足是一个国家更进一步的动力。沉痛反省才会有伟大进步，一个讳疾忌医的体制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肯定没有前途。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
随着十八大和新一届两会闭幕，中国执政党内部的交接班算是完成了。新领导团队上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话语也照例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谐”的核心话语体系开始变为以幸福和梦想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国梦”三个字。
就“中国梦”的起源粗略上溯，大约起源于两种事物：一是直接模仿自著名的“美国梦”，二是20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暧昧宣扬。了解这两种渊源对于理解中国梦非常关键，因为，美国梦诞生于16-19世纪的美国移民社会，是针对当时旧大陆欧洲由于工业化产生的大众普遍贫困，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压迫、道德沦丧和信仰迷失，因此美国梦有关个人生活的富足、社会的公正和基于纯真信仰的生活。
中国模式的含义却与此有微妙的不同。中国模式基于过去30年来升级的专政模式下经济总量的成长，并把这种成长的动力归因于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主要是近代以来强国梦的一个新论述。所以，中国梦就根本特征而言，与美国梦是矛盾的，前者是基于个体生活正当目标的描述，而后者却是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历史话语，因而说到底是一种新时代表里不一的“体用结合体”。
强烈的梦想往往都产生于极度恶劣的现实。有春秋战国攻战无日的倒悬世界，乃有大一统的强烈梦想；有早期近代化社会的普遍不公正和压迫，乃有英特纳雄耐尔似的红色普世主义，而欧西文明中源远流长的弥赛亚主义本身也是古代社会生活痛苦的一个自然产物。所以，今日中国梦的新政治话语能得到中国社会相当普遍的反响，这不是无原因的，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生极度痛苦与艰难的一个折射。
一般来说，人们把梦想是看成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并将其看作克服艰难、走向幸福与和谐人生的一个动力。生物学表明，人类进化的强大动力是人类可以仰望天空的颈椎结构，向上的引力引领人类从自然的王国日渐脱离开来，从而建立了文明的历史。然而，如果足够耐心，回顾所从何来的历程，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人们以进步和梦想之名所犯下的罪行实为触目惊心，而太多光辉灿烂的梦想，一旦进入人们生活的血脉，其带来的毒害与灾变实在难以言表，其危害超过任何瘟疫或自然的灾害。有些梦想是正当的和有益的，而有些梦想则是不正当的和不正义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么说很煞风景，但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倡言中国梦时不能和不敢忘怀片刻的前提。
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制度失败，文明失败，导致这一悲惨局面的原因人们从教科书中多能了解外部的因素，即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列强为自私的利益对华行侵略和压迫，而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治理，乃至文明文化自身的原因鲜有提及。其实远在列强侵夺之前，中国的社会治理就长期处于失败的境地。无须远溯，以明清之际而言，皇权的声张达到极致，吏治的败坏史无前例。捐税沉重，政令不通，对内外的战争都是国家生活常态。到列强进逼时代，国家和社会已经是破产边缘，而人民的生活更是在生死线上勉力维持。这种惨痛的状况因外敌的入侵而雪上加霜，如此孕育了新民、强国、振兴的强烈梦想，也就是文明、制度和社会彻底转型的民族宏愿。这一深沉的家国梦想并非自上而下颟顸统治者灌输的意识形态，而是人民和社会求自救、求正当和美满人生的权利与冲动所致。这是后来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梦想无法比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强大的梦想缔造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引领我们来到如今。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现当代进程的大部分时间内，主导历史运动的是一小撮权力集团以国家和社会梦想的名义进行暴力统治，而这种暴力统治更因为意识形态一统化专政的威力无远弗届，深入人们意识的根底。公共生活的目标被扭曲地描述为可以代替任何个人生活梦想的超级权力，民族的梦、国家的梦，都成了一种对社会与个人不可抗拒的自上而下的支配权力。在这一赤裸裸的权力支配之下，遂演化为千万、亿万计算的人命与鲜血的牺牲，而且，这些牺牲并没有推进文明、社会与制度的进步，反而成为个人追求个性和独立人格，以及社会追求进步的障碍。无视这一悲惨而残暴的梦想史，就无法理解今日中国梦的危险之处。
意识形态是一种超级社会霸权，而梦想也是一种权力的话语体系。当最高的权力宣布梦想，这也是在表明，普通的人民连做梦的权利都必须予以放弃。因此，当执政党的最高领导团队在充满深情地宣布中国梦，在网络和媒体上，甚至在私下的交流中，人们对权力的最小声议论都会面临被追究的风险，也是根本不被允许的。这暴露了当今令人激动的“中国梦”最惨白和不忍赌的一面：在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宪法司法程序和制度安排的社会里坚决誓言忠于宪法，在一个无数人被强行割喉的国家里高唱梦想的旋律。特别要指出的是：当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人因不同的国家梦想而无声地陷于黑暗的囚笼，当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望穿泪眼之际，因为他们的缺席，对梦想的谈论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伪善的。谁会要虚妄而伪善的梦想？
说到底，无论在社会公共生活的领域，还是个人生活之中，梦想是重要的，但即使撇开某些扭曲梦想的危险与毒害不谈，也有许多比梦想更沉重、更有意义的事物。环顾全球文明的现状，有太多的事物，无论更合理的制度安排，还是更可信赖的社会正义体制，乃至权力、人生及基本价值的诉求，这都是坚实的公共与个人生活的基础，也是任何人无法反驳的常识。构成这一致命常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20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国家政治与过去帝政时代一样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是制度性的，也是文明性的。罔顾这些常识而奢谈梦想，无疑将继续扭曲梦想本身的价值，因而也必然会带来更新的惨痛一页。这是包括最高领导团队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此刻必须牢记的。
（本文作者赵楚系政治和战略问题自由评论人，原《国际展望》杂志执行副主编，长期从事国际战略、全球军事和中国社会问题独立研究，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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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下”的中国梦
马勇
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一般很少做梦，不再幻想。但从年初沸沸扬扬的“中国梦”、“宪政梦”开始，朝野、官民，社会各界均有不同回应。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时值两会，又逢早春，久不做梦的我竟然“春眠不觉晓”了。
但我的梦想并不是整天关注的政治改革、民主宪政，也不是国际大势、周边环境。我竟然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八个“形而下”的字上纠结不已，浮想联翩。
衣。自从西方人将“洋布”送到中国，正宗的“土布”渐渐成为历史陈迹；自从外国人进驻中国，中国人很快就模仿西洋人的西装革履，渐渐废止了长袍马褂。衣不蔽体的情形在过去30年渐渐消失了，未来的中国，应该穿着更光鲜，更加多样性。如果说我在服饰问题上还有什么梦想的话，就是真诚期待不要再出现令人寒心的毒校服，中小学生的校服应该更讲究，不仅光鲜，更要安全。至于大街小巷的城管、保安制服，我的梦想是越少越好。一个充满警察、准警察地方，不是让人安心，而是让人不宁，让人联想到不安全。
食。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饮食文化，吃，在中国文明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去掉吃，再说什么中国文化，恐怕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惟此也。过去20年，中国人突然发现吃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第一推动力。消费拉动经济，吃喝推动增长，因而吃喝异化，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水中游的除了轮船，没有中国人不敢吃不能吃的。结果，仅仅20年，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有滋有味的中国人突然发现一个庞大中国，竟然无可下箸，无处可吃，无物可吃，没有一样食品值得信赖。我的梦想是，中华大地山清水秀，不再出现令人恐怖的雾霾，饥饿不再成为中国人的恐惧，吃喝只是一种生命必需，不再附加其他意义，最低限度的梦想是不要再出现食品安全重大事故，不再出现出境采购奶粉的长龙，更不能在大江大河遍布浮猪。
住。几十年的增长，可留住的实在，大约就是全国到处堆起来的新城了。但为什么住房问题现在反而成了中国人的大问题？“房事”肯定不在住房本身求解，假如中国拥有良好的实体经济投资环境，假如那些有点闲钱的人可以向实体经济投资且获得相当利润，中国还会出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炒房投机吗？让住房回归本质，居者有其屋，存款去银行，增值有公司。
行。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这是中国人过去时代的哀叹，原本是对经济不发达的抱怨。那时的中国人想不到，发达后的中国行路更难。这里面需要检讨的问题太多了，城市布局、城市发展，我们在最应该计划的地方反而没有计划。北京究竟应该拥有多少人口最合理、最经济，城市运营成本最划算？我们的计划部门似乎一片茫然，心中无数。城市是纯粹西方化的产物，古典中国也有城市，但本质与近代化之后的城市根本不同。现在的中国城市要切实解决行路难，必须要有大思路，要从中国现代化大视野去思考。
生。生生不已，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节制生育不论在西方，还是初入中国时，都是利用科学帮助人们尤其是帮助妇女解除连续生育的痛苦，让生活更美好。常态的人类社会不能鼓励人们“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沦为生育机器，更不能扼杀人类自由生育的权利。人类已有数万年的历史，自由的人类与自由的经济的一样，总会自发地寻找平衡点，现代人不要自作聪明去干傻事。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其内涵一定有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幸福地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人类的未来永远属于下一代。
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亚圣”孟子两千年前留给中国人的教诲。孟子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并不是外界强加给人的，而是人的本能，是固有，不需要教育，不需要训练。孟子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视为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标志。
然而，孟子无论如何想不到，两千年后的中国，竟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南京的彭宇，佛山的小悦悦，长春的小皓博。这一个个不乏惨绝人寰的案例前无古人，在孟夫子看来这不是道德沦丧，而是丧失了人的资格。孟子之所以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因为他认为人见到小孩将掉到井里，皆由怵惕恻隐之心而起奋不顾身，并不会因为他与这个孩子的父母是熟人，也不是希望乡党去表彰，而是人之所以为人使然。我们现在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成为不可能？
病。人类已有漫长历史，中国文明也有灿烂的过去。生病原本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从不生病而终老的虽有，但不多。然而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病不起。一个感冒如果认真去看就要几百元，已经与人们的收入严重背离。应重建一个良性的医疗体制，将医药卫生的宗旨依然规范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院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去处，是现代人的出生地和终结地，一个好的医疗体制不是彰显豪华，大病可以不治或小治，但医院绝对不能小病大治，将治病当大生意，将病人视作大机会。一个合理的社会是相互服务，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一个人都是服务提供商。一个合理的社会不仅要让人们享有生的权利，而且享有病的尊严。
死。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违背这个规律在这个世界永生，大家都是这个世界匆匆过客，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死是人们无法回避的终极过程，是结束，也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开始。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数百万年了，究竟在这块土地存在过多少人，并没有确切统计。厚葬、薄葬，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过争论，大致上中国人倾向于厚养薄葬。死的尊严至关重要，一切与死有关的机构，都应该是公益事业，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产业，更不应该成为利润丰厚的产业。让中国人死的体面、尊严。追远慎终，可以掘地，可以垦荒，但无论如何不能掘坟，这是中国文明的底线，是让活着的人还有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为人类生活的常态，这些事情并不中国所独有，更不是现代社会才呈现。过往经验，他山之石，都是身处“历史三峡”的中国人应该认真汲取、借鉴的精神财富。人生苦短，长命不过百年。假如只能有一个梦想的话，我相信，中国梦、强国梦、富民梦、民主梦、宪政梦，一切梦想，落实到最后，就是吃饱、吃好，穿暖，居有屋，行不难，生得起，病得起，老有所靠，死有尊严。仅此而已。
今天的中国已有很大进步，不满足是一个国家更进一步的动力。沉痛反省才会有伟大进步，一个讳疾忌医的体制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肯定没有前途。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