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预言，国际政治将由“文明的冲突”主导。该理论最早是在1993年提出的（发表在1993年夏天的《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自从提出以来，亨廷顿的理论在伊斯兰激进分子中找到了部分最忠实的拥趸。对巴黎实施大规模杀戮的恐怖分子，就从属于一项运动，该运动认为伊斯兰教和西方注定陷入不可避免的生死冲突。
相比之下，西方主要政客差不多总是在否认亨廷顿的分析。甚至连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都曾表示：“不存在文明的冲突。”文化多元的西方国家（它们多数都拥有规模庞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的日常生活，每天都驳斥着认为不同信仰和文化无法共生、合作的观点。
在巴黎发生袭击事件之后，这一核心理念必须加以重申。然而，对自由价值观的必要重申，也不应阻止人们清醒地认识部分有害的全球趋势。事实上，强硬派伊斯兰主义正在崛起——即使在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等部分此前被视为温和穆斯林社会典范的国家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带有反穆斯林偏见的言论也正在进入美国、欧洲和印度的主流政治。
综合而言，对于那些想要反驳“文明的冲突”说法的人来说，这些变化正在压缩他们的空间。
类似巴黎那样的恐怖主义袭击，加剧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正是这些袭击的用意所在。不过，还有一些更长期的趋势在起作用，在推动世界的激进化。其中一个最具破坏性的趋势，就是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利用石油资金，向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传播不包容的伊斯兰教。
这种趋势的影响目前在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非洲和欧洲都可以看到。马来西亚长期被树立为成功而繁荣的多元化国家典范，不仅有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马来人，还有庞大的华裔少数民族。然而，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曾任马来西亚邻国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书的比拉哈里•考西坎(Bilahari Kausikan)指出，马来西亚“非穆斯林的政治和社会空间正遭遇显著而持续性的压缩”。他补充说：“几十年来，来自中东的阿拉伯的影响一直在稳步侵蚀着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用更严厉、更排他的解释取而代之。”目前，腐败丑闻正在削弱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政府的影响力，加剧了马来西亚族群间的紧张。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已开始借助穆斯林身份政治提升支持率。最近，一名低级的政府部长甚至还曾指责反对党是针对马来西亚的全球性犹太阴谋的一部分。
孟加拉国是一个拥有世俗化宪法的穆斯林国家。在孟加拉国，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要为过去一年里发生的多起针对知识分子、博客作者和出版界人士的谋杀负责。此外，针对基督教徒、印度教徒和什叶派(Shia)穆斯林的攻击也已增加。大量此种暴行都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或基地组织(al-Qaeda)犯下的。不过，和马来西亚类似，激进伊斯兰教的崛起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海湾国家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教育资助和外来劳动者打造的人脉关系施加的。
对西方许多人来说，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是一个最佳典范：这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同时也是个成功的世俗化民主国家。然而，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时代，宗教在土耳其政治和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已大大提高。埃尔多安已被《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其他媒体打上了“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标签。但是，他在2014年的讲话可一点也不温和，他说，西方人“虽然看起来像朋友，实际上他们却希望我们灭亡，他们喜欢看着我们的孩子死去”。
尽管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并未说过关于穆斯林的这么煽动性的话，长期以来他一直被指责纵容反伊斯兰的偏见和暴力活动。在上任的头几个月，莫迪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改革打消了部分批评人士的疑虑。然而最近几个月，莫迪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成员，加大了反穆斯林的言论。一位被控食用牛肉的穆斯林男子被私刑处死的消息，成为印度的头条新闻。
在欧洲，在巴黎的袭击事件之前，难民危机就已助长了反穆斯林党派和社会运动的兴起。在德国向来自中东的难民打开大门之际，对难民收容所的暴力袭击活动也已增加。在法国，人们普遍预期极右翼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在下个月的大区选举中将大幅领先。
在美国，反穆斯林的言论也在增加，它在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中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在许多共和党的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本•卡森(Ben Carson)曾经表示，不应该允许任何穆斯林当选美国总统。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曾表示，他会把所有获准进入美国的叙利亚难民驱逐出境。
北美、欧洲、中东和亚洲这些变化的共同作用，正在为有关文明冲突的思想添加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