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主政的中国，时常有人突然消失，执政的共产党经常基于往往含糊且带有政治动机的指控把人抓走——这些人既有权贵阶层，也有弱势群体。
但亿万富翁郭广昌最近的神秘失踪，以及随后神秘的再度现身绝不属于常态，这件事似乎表明民营部门的富豪们正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反腐败斗争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仍不知道带走郭广昌的是哪个政府部门。
与国企同行们不同的是，无论是持续已三年的反腐败斗争，还是近期因上海和深圳A股市场夏季崩盘而展开的调查，迄今基本上都没有把矛头对准中国的民企富豪们。虽然郭广昌没有被指控犯有不当行为，但党政调查人员的注意力可能转向民营部门的信号，震动了中国的商界和投资界。
其结果是，许多人开始准备迎接中国可能会出现的权钱冲突。这样的角力将使世界上最经久的威权政党之一对垒成百上千名才富起来的亿万富翁，结束双方此前的亲切关系。
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中国问题专家曾锐生(Steve Tsang)说：“党并不真正喜欢这些成功的商业巨子，而是把他们当做自己实现目标的工具。最重要的目标是延续党的统治，就此而言，维持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稳定是不可或缺的。”
万通控股(Vantone Holding)董事长冯仑最近贴出一篇博文（已被删除），这位中国最大房地产公司之一的董事长引用一位同行的警告称，党把他们视为“蟑螂”：“有一位民营企业大佬曾经说过，‘在官的眼里，我们什么也不是，就是一只蟑螂。他想把你打死就打死，想让你活就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高管将郭广昌的失踪形容为一场“金融圈子的地震”，他认为“这是一个警告，说明大家在与政府打交道时必须比以往更加谨慎。”
人人自危
郭广昌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总部位于上海的复星集团(Fosun Group)的联合创始人。他原本专注于国内房地产、钢铁和医药行业，近年又因积极对外投资而出名，对境外的保险公司、银行和休闲产业集团都表现了不小的胃口。如今他的资产组合包括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以及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25%的股份。
现年48岁的郭广昌毕业于哲学系，他将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视作自己的励志偶像之一，称自己与巴菲特一样，也认为保险业是一棵巨大的摇钱树，可以为进一步的投资提供资金。
常驻上海的咨询顾问麦健陆(James McGregor)表示：“由于郭广昌的身份，此事成了一个国际事件。中国的巴菲特失踪了，这可是件大事。”
12月10日，中国一家财经杂志报导称复星高层失去了与郭广昌的联系。次日复星系的股票集体停牌，该公司表示郭广昌“正协助相关司法机关调查”，但补充称，他可以“以适当方式参与复星集团重大事项之决策”。
在上周末复星与投资者和媒体召开的电话会议中，一名外国股东询问复星高层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可以与郭广昌直接沟通？抑或通过中间人与他交谈？无人回答该问题。复星高管只是表示，郭广昌协助调查与他在复星的角色无关。
随后在其失联的第五天——即上周一，郭广昌再次出现了。在复星的内部会议上，他在员工们的掌声中发表了演讲，但是拒绝对其整个周末的失联置评。上周五，郭广昌现身纽约，参观了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的溜冰场。
尽管这件事被官媒广泛报道并在网上引发热议，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就此置评，给整件事增添了卡夫卡式色彩。
一周过去了，目前仍不清楚郭广昌（复星称他并非党员）受到了中纪委、警方或者其他政府机关的讯问。在中国，人们在调查（可能与他们相关、也可能无关）期间失联、而后又安然无恙地出现的情况并不罕见。
然而，投资者没有感到安慰。郭广昌在香港上市的旗舰企业复星国际(Fosun International)自复牌以来股价下跌了10%。
这件事给外人留下了有关中国司法程序和监管透明度的糟糕印象。“中国领导层有一个必须修复的公共关系问题，”麦健陆称，“就在华开展经营活动而言，目前存在一些对中国非常负面的看法。”
尽管郭广昌没有受到指控，但有人提出，这件事向民营部门传递了一个有用、或许刻意的信息。“反腐没有例外，”北京大学的企业治理专家庄德水称，“尽管反腐败斗争迄今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营部门可以置身事外。”
打虎
据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最近编制的数据显示，自三年前上任以来，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败斗争已经扳倒149名副部级及以上的政府官员、军官和国企老总。
在这类“老虎”以几乎每周一个的速度落马的同时，在权力曲线的另一端，中国警方已经逮捕了数百甚至数千的艺术家、维权律师和劳工维权人士，通常是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最多可被处以五年有期徒刑）。其他打击对象包括习近平政敌的商场亲信，但这些人的财富或名声不能和郭广昌相比。
上一次中国当局拘捕与郭广昌名望相当的商人还是在2008年，当时身家约63亿美元的中国首富黄光裕被捕，并最终因贿赂和内幕交易被判有期徒刑14年。如今身家78亿美元的郭广昌在中国富豪榜上位列第17，这充分展现了近年中国私营部门创造的财富奇迹。
根据编制中国最富有人士排行榜的胡润百富(Hurun Report)的数据，2003年中国没有身家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今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596人，超过了美国。同时，中国1877位最富有人士的总财富达到了2.1万亿美元——比印度或者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还多。
值得注意的是，和印度与俄罗斯不同，这发生在一个经济命脉把民营部门拒之门外的国家。在中国，能源、金融、电信等有利可图的行业仍然全部由国有企业把持。
“老实说，”郭广昌去年在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全国人大上表示，“只有当一个产业陷入困境，私人资本才有机会。”
海外转移
尽管世界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党看重的是另一项数据——创造就业岗位的数量。中国总理李克强对2015年提出的目标是1000万。据一些人估算，2010年中国私营经济贡献了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二，就业的75%。
“过去一年中国创造的财富是惊人的，”编制胡润百富的胡润(Rupert Hoogewerf)表示。他指出，郭广昌在此期间的资产净值飙涨了几乎80%。他说，胡润百富榜上四分之一左右的商场人士是党员，低于5年前大约三分之一的比例。
在大多数地方，如此巨大的财富将形成一个力量强大的精英群体，但在中国，巨大的财富也完全可能意味着更大的脆弱性。在中国，正式的警方指控相当于定罪，钱买不到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就是有效的辩护律师。被告对罪名的抗辩越是激烈，他或者她将要受到的惩罚就越重。
在党与私营经济之间的任何碰撞中，谁将会占上风是没有悬念的。但习近平面临的风险在于，到头来这可能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惨利，会进一步促使中国的富商向国外转移资产、家人，乃至自己。就像中国一名资深投行人士指出的那样，“能把钱转移出国的几乎都已经转了。”
“对郭广昌的拘留——或者随你怎么叫——会加速许多人执行避险策略，”上海一名资深商界人士补充道，“很多事取决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想必郭广昌被带走不是为了友好的谈话。这似乎表明没人可以例外。”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得罪亿万富豪，这让人为党担忧。根据胡润百富的数据，这一人群雇佣了中国1%的劳动力，贡献5%的政府税收。
排在中国富豪榜前10位的上海建筑业大亨严介和警告称，对民营部门展开全面打击的后果是严重的：“如果企业家日子不好过，全中国的日子都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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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共匪这帮土匪始终不改土匪本性。在它手下谋食，是与虎谋皮。有远见的民企老板早已把资产转移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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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最怕站错队
最近，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中，连续发生了几件大事。徐明在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郭广昌突然失联数日，返回企业后，说是配合官方“协助调查”去了，王石面临着宝能的恶意收购等等。这一系列大事件，再次警告那些被称为红顶商人的民营企业家们：在人身上、经济上、政治上，你们并不安全。
红顶商人在这里泛指与政府高层关系良好而令企业受益甚至能够影响政策的企业界人士。红顶商人最原始的例子，当属100多年前的徽商胡雪岩。胡雪岩本是左宗棠捧起来的头戴二品红顶子的巨贾，但不幸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的争斗中，站错了队。李为了遏制左的势力，扶持另一个红顶商人盛宣怀，以打击胡雪岩为开端，“排左必先除胡”。李鸿章的打击相当成功，最后，胡被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抄家，抑郁而终。
盛宣怀的最终命运也强不到哪去。他以洋务发家，和清廷高官往来密切，李鸿章在世时，盛几次被弹劾，都被李庇护，李去世后，无人保护他。盛后来因主张铁路国有，被内阁斥为“世人皆曰盛宣怀可杀”，最后被革职，“永不叙用”。
这两个清代例子说明，红顶商人的地位何等脆弱。官家要捧他，易如反掌；官家要整他，更是易如反掌；他要是不幸站错了队，最后的下场，人财两空是常态。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商关系，至今仍无什么进步。这些年来，中国红极一时的民营企业家，成于官家，毁于官家的例子，层出不穷。江泽民时代的黄光裕，因官商间走得过近而被指违法经营，贿赂官员，被判处14年徒刑。薄熙来走红时的徐明，曾经大红大紫过，前不久离奇死在牢房里。
至于全国人大代表、复星老总郭广昌，他对自己和政府的关系曾经很自信。他在201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称，“你要相信你这个企业只要自己没有犯错误，没有乱来，政府不会整你”，“很多人跟我说，企业做得再好，政府要整你，要你死是很容易。我当时就问他一句话，我做得好好的，政府为什么要让我死？这跟党的价值观不一致，跟改革开放的价值观不一致啊。”郭的这种自信，现在证明，相当幼稚。
近日一篇叫“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在网上广泛流传，文章说，每一个野蛮人（指财阀）背后，都站着一个赵家人（大老板），真正决定胜败的，不在于站在门口的野蛮人，而在于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文章还称，郭广昌进去了，又出来了，说明他背后的那个老板，被其他的老板，再下一城。还说明，郭是被招安了，愿意择主而事。该文对这些企业家的政商关系，分析得相当剔透。
不过对于这些“野蛮人”来说，没有政治靠山，要想做大，是不可能的任务。尽管胡雪岩下场悲惨，但现在的大生意人，无不顶礼膜拜胡雪岩，胡的官商两界通吃，善于经营政府关系，成为今天企业家的榜样。比如，王健林的生意中，就有多个现任和前任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家族参与。马云收购《南华早报》讨好官方的意图十分明显，而郭广昌的政治靠山，有说是江派的，有说是团派的，十分花哨。
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其实都知道，政治太危险，政府靠不住。王健林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郭广昌的“亲近政治，远离政府”，王石的“这辈子不沾政治，下辈子也绝不沾”，冯仑的“离不开，靠不住”，马云的“中国商人要明白的，千万别在红道上混”，说明这些企业家们心里像明镜一样，跟政治和政府走得太近，是有巨大风险的。
在诸多风险中，政治上站错队，可能是这些红顶商人最恐惧的噩梦。郭广昌的各种政商关系中，有一种传言称他和令计划、谷丽萍、李源潮走得很近，甚至参与了政变计划。这种非同小可的指控一旦属实，郭广昌绝对吃不了兜着走。
总之，没有政治靠山，中国民企要想做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有了政治靠山，不等于就有了安全阀。这还要看他是否站错了队；站错队是红顶商人最大的梦魇。这种梦魇，在权力不受约束，产权不受保护的体制下，将永无终结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