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持續說謊，理應是最值得全民認真追問下去的課題，但現在似乎已對此感到疲倦，甚至選擇認命。對紛擾多時的貪污瀆職指控，隨着巫統大會的到來，終於迫使納吉不得不開腔回應。不出所料，對於所有指控，他並未提供直接證據加以反駁，卻進一步地擺出無辜受害者的姿態，反指提出控訴的一方居心不良。類似的戲碼，國人不再感到陌生，因為國內幾乎所有執政官員，面臨指責之際，都習慣給予相同反應。
關鍵在於，為什麼明明已大權在握的政治人物，還需要煞有其事地講一些根本經受不起質疑的謊言，而非選擇置之不理，直接宣告天下——「我就是擺明被揭穿了，但你們能奈我何」的立場。除非堅決認定，會說出讓人無法信服的謊言的領導者，都屬於愚蠢至極的角色，不然就應認真評估類似現象，究竟如何產生，又會造成哪方面的負面影響，尤其應該警惕相關情況，對於整個社會的正常運作，所帶來的重大傷害。
事實上，把不斷重複低級謊言的領導人，視作愚蠢的表現，未免過於簡化，根本無從認清問題始終揮之不散的複雜原因，也容易輕視事態的嚴重性。有關領袖說謊的現象，所需要解答的疑問，可從以下兩方面加以把握，即「為什麼領袖所說的謊會顯得粗糙荒誕？」、「為什麼掌握大權的領袖還需要說謊？」。簡單來說，能夠為稍具分辨能力者所洞察的謊言，也不可能是設計精密的假話，一旦絕大部份的人不敢直接駁斥領袖的說謊行為，普羅大眾也不具備檢驗謊言真偽的途徑，他們自然也就無需構思難以被揭穿的謊話，因為根本毫無必要。
撒謊者蟹行 制衡機制失能
也即是說，他們之所以得以持續撒荒謬至極的各種謊言，必然是制衡當權者的機制長期失能的後果。很多時候，這些謊言，儘管越扯越離譜，但實際上結構簡單，並不難理解，只是全部聽起來像是侮辱正常人的智商而已。荒誕的謊言可以延續多久，很大層度上是由接收謊言一方的忍受程度來決定，跟他們本身的說謊技巧或個人智商無關。被統治的大眾，礙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而無法對這種撒謊行為，作出更為具體，更具威脅的反彈，領袖在撒謊這件事上，自然也就無需太過較真。撒謊者清楚知道，謊言能不能繼續說下去，有沒有人信根本不是問題，只需要確保接收謊言的一方，願意繼續忍耐下去，天大的假話就可以延續到永遠。
馬來西亞的媒體長期受到政府牢控，再加上一大票動輒可以教任何人以言入罪的法令供當權者使用，國家領導人只要確保執法單位的頭目對己忠誠，可以任由差遣，貫徹領導的意願，那麼舉國上下也就失去了對他造次的可能。整個國家現行機制，也即是最高領導無需問責的機制，容許他不受任何實際威脅，沒人有權過問或檢驗其誠信，也不用公開回應大眾的疑竇，掌權者在說話方面，自然可以肆無忌憚。
在這裡，檢驗領導的謊言，隨時有可能成為犯法行為。就以「捐款」一詞的錯亂詮釋為例，現今已成國人說笑的段子，具體說明了國家領導人的說謊特點。說白了，這種說謊方式，是根本懶得再提供新的證詞或捏造的其他證據作為辯解，而是直接對外宣稱一切的指控，唯獨不適用於領袖的身上。刑不上大夫，最高位者成為所有罪狀指控的唯一例外。只要掌握權力，下屬不願作反抗，他就能直接挪用這種在詮釋方面任擺龍門的說謊方式。
指鹿為馬反映專制者善斷
認清這點特質非常重要，因為他們習慣用上述方式撒謊，並不表示整個社會原有賴以維繫的道德價值體系將即時崩解。原來一般人認知的價值判斷，如貪污是不對的，涉貪者必受到對付的論述，依然適用，甚至連政府可能還會繼續高唱嚴打貪污，不覺有絲毫的違和感。前提是，只要大家心中清楚知道，政府表面講的那一套，其實包含了潛在的界限。倘若真有哪個搞不清楚狀況的傢伙，貪贓舞弊卻位屬低階，想用高位者那套說辭來開脫的話，下場肯定異常淒慘。領導人專屬的特權，不曾開放，也不容別人享有，否則整個因掌權所以可以說謊的模式就跑不下去了。
再大的謊言之所以顛撲不破，有賴於接受謊言的部下，甚至一般民眾認清權力向誰靠攏的事實，然後不予點破。說到底，顛倒是非，有意擾亂既定價值判斷的標準，沒有高度集中的權力，根本不可能做得到。論述至此，其實多少已回答本文的第二道問題——為什麼掌握大權的領袖依然選擇繼續說謊？
很大的原因在於，這種指鹿為馬式的說謊方式，正好就是確保權力始終可以掌握在手中的有效手段。把既定的事實，作出顛倒的指認，就能很好地測試出下屬的忠誠度。願意裝瘋賣傻作應和的可以留下，想要憑事實聽良心說話的就得離開。因此，整個巫統大會，變成屬下無權無勢者，爭相獻媚拍馬屁的表態大會，原本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議題，就在這種扭曲的氛圍底下，轉變成黨內事家內事來處理，精英的沉淪莫此為甚。
強化社會無力感延續統治
在香港，類似情況，通常以「語言偽術」名之。官員為了迴避問責，故意在談話中，對關鍵概念作出無謂的切割或區分，內容指涉空洞，避開問題焦點，帶聽眾繞圈子，廢話講完了，結果現狀依然絲毫未改。馬來西亞屢見不鮮，例如各種「買貴了」的政府部門採購不算濫用公款。這種對錯混亂的狀態，一旦無法加以制止糾正過來，就有可能導致整個社會陷入無比消沉的境地。當人們發覺當權者始終得以為所欲為，強烈的無力感難免由此產生，繼而認定現實注定無法改變，再多的反抗也只是徒勞。無獨有偶，這種強化一般群眾對現實感到無力的情況，恰恰是謊言政治不經意造成的後果，也是說謊領袖樂見的現象。
可惜有志投身抗爭行列的人，不見得對上述消極情況，有準確的把握，甚至加以迴避。倘若如此，就有可能因誤判形勢，無法作出更具針對性的因應。例如，認定群眾對抗爭運動反應冷淡，是因為覺醒不足，所以應多做啟蒙教育方面的工作。然而，我們又該如何啟蒙？怎樣教育呢？人們完全不知道領袖貪污的事實，與看淡領袖貪污的現象，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認清楚群眾對於現實的把握，才有可能制定出更有效的啟蒙策略。
如中國旅美學者徐賁在新著《頹廢與沈默；透視犬儒文化》所言，樂觀的對立面從來都不是悲觀，而是犬儒主義。樂觀與悲觀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對實現理念方面，持積極或消極的看法。即便是悲觀主義者，心中未必就沒有遠大的理念，只是在實踐理念方面，抱持謹慎的態度。相反，犬儒主義的態度，對社會所造成傷害就更大。
如果完全屈服於現實狀態，認定所有的作為都注定不可能帶來絲毫改變，甚至因為對現實感到極度地失望，反過來合理化現實所發生的一切，或認為選擇抗爭者也可能立意不良等，直接放棄判斷現實的能力，這才是最大的悲哀。犬儒主義的存在，絕對是棘手的難症，不見得有何辦法有效根治。在當下低迷的處境裡，抗爭者是否沉得住氣，避免被犬儒思維蠶食殆盡，或許就是現時對於抗爭群眾最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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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完全屈服於現實狀態，認定所有的作為都注定不可能帶來絲毫改變，甚至因為對現實感到極度地失望，反過來合理化現實所發生的一切”－这就是典型的五毛党／自干五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