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旅游，本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带着孩子，让他们从小能够切身体会一下中国的风土人情，到各个历史景点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传承，真是胜过书本上一万个对长城，故宫，兵马佣介绍的文字与图片。
只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在让孩子去感受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熏陶的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会让他们目睹着当今中国社会各式各样的丑行，弄得孩子常常向我提一些令我尴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
譬如，为什么街上的汽车从来不让行人？为什么到处都那么脏，大家随便往地上扔东西？为什么人们那么粗鲁没有礼貌？为什么又脏又臭的厕所门口总会有人收钱？为什么人们讲话那么大声好象在吵架？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分场合在哪里都抽烟？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总有那么多的人扑过来非要卖东西给你而且缠着不走？其实答案不是没有，只是我不想说，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在心中种下太多对中国负面的印象，尽管我知道我的努力最终可能仍会是徒劳。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带他们往中国跑了，目的是趁他们年纪还小，还能够对我们的安排没有提出异议时，让他们尽早地习惯中国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周围很多的朋友，等到孩子十几岁了，认为懂事了，有理解能力，能够吸收一路的所见所闻了，于是带着去中国，满怀期望地想让孩子去感受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去了解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根，而结果却往往是趁兴而去，扫兴而归。
最典型的效果就是，回来后孩子们做总结一般地对父母说：那就是你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啊！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失望与不屑，并拒绝以后再去。这个时候，弄得做父母的一只手伸了起来，不知道是应该抽孩子的嘴巴，还是往自己脸上煽。
中国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譬如说上海，几个月不去，就会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市容。记得1995年去上海，当空中小姐宣布我们已经飞临上海的天空时，我从飞机上向下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
当我的兄弟接上我，穿过无灯的黑暗，驱车行驶在上海市区那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恨不得能把肠子都颠腾出来的的街道上时，夜色之中，我看到的上海完全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建筑工地，道路两旁以至绵延到天边的全是高耸入云的脚手架印在空中的影子；几年后再去上海，夜幕之下，我发现它已经完全成了灯火通明，高楼成群的花花世界了，比纽约还要气势！
当我一次从上海绕道香港回到美国，向太太描绘这这个崭新的世界时，太太凭着她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完全没有能力接受，这个在她嘴里一直是个”破上海”的地方都快比她的香港还要繁华了。
当然，如果我要是告诉她，上海外滩旁边的停车场里帮司机寻找车位的老头，身上的西服与领带比微软总裁比尔-盖兹穿得还要正式气派，那还不如告诉她，我从上海到香港其实是脚踏着阿拉伯人的地毯而不是买票坐的飞机，所以我没有提起。
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带来社会道德的提升。和谐社会的口号之所以如此响亮地提出，也同样响亮地说明，这个社会多么缺少和谐。
这几年往中国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以我个人的经历所总结出来的这个社会的状况让我实在不敢恭维。这个社会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信任，更缺少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平等相处的观念。古人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看着如今的中国社会，我只能说，我们的古人太天真善良了。
在中国，我每每看到公司里的主管面对下属，如何以在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为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训斥和辱骂，而同一个下属当他/她点头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骂之后，转过身去便将同样的待遇抛给他/她的下属；而在街头上，则更不用说了。
我在北京中关村，曾目击过一个警察如何像流氓一样欺辱讹诈一个骑板车的民工，而这个民工却自始至终满脸谗笑不敢回一句话；也在浙江义乌的火车站，看到另一个骑板车的民工如何凶蛮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一个应该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刚进城的乡下人耳光。
我有时与朋友开玩笑道：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
为了不用磕头而可以坚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这个社会充斥着种种的荒诞：
这个社会造就了每个人出门时，无论时间场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贵重的衣服，以在公众场合显示自己很有身份，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
这个社会造就了即便上班骑车也不过十分钟，开车却要堵半个小时，而仍然前仆后继争相购买私家车的人群，以显示自己富有与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谨慎，永远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人群，害怕被骗，也常常被骗，有了机会也毫不迟疑地去骗别的傻瓜以显示自己的机警与聪明；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与别人的初次接触时，每个人都隔着大脑中的门缝细心揣摩对方的身价与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档位，然后逐一划归属于要向他/她磕头的一族，或是将来有机会可以煽耳光的一类；
这个社会造就出与人交往时，如果你客气礼貌地对人说话，人家定会以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于人，于是对你横眉竖眼，不屑正视；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样子高声吆喝，别人却会立即对你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着什么背景的何方神圣。
这个社会造就了另一个严重的被称之为红眼病的流行病，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自己挣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挖尽心思要比别人捞更多的钱，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钱还是钱。
商人为了钱，可以黑着心卖没有营养的婴儿奶粉，让无数喝了它的婴儿终生残疾；农民为了钱，可以用各种化学原料施于水果之中让它们显得鲜嫩可口，让吃过的人中毒至癌；医生为了钱，可以见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够了红包；老师为了钱，可以在课堂上只讲一半，另一半得交钱上他们自己家里开的课后补习班；而男人们为了所谓的事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没天没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应酬！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条件与象征。
这个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极其好面子，爱炫耀，并且善于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别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现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别，地位崇高，如何与众不同。你可以随便在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临座的两个人高声地谈论自己如何正在做着上千万，上亿万元的某个项目，一边用眼角的余辉探视是否引来了周围敬慕的眼神；便是坐公车，你也可以听到身后两个人点名道姓地大声议论着自己公司里某某如何愚蠢之极，幸亏自己英明能干才替公司做下了几百万的单子；那说话的音量，其实是有意要当做稿子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的。
一次乘飞机从杭州到北京，身后坐着一位不知道何等来历的中国人，想必自己以为应是有点钱，或是有些权的。从登上飞机的一刻到最后下了飞机的一秒，一路上全机舱里就听他大着嗓门哇啦哇啦地不停，把空中小姐呼来唤去地指挥得团团转，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神气活现地，觉得自己特有身份，有脸面。其实让人看着十足地缺乏教养，浅薄可笑。我就忍不住想，如果他真是那么大牌，何不买个头等舱的位子，坐到前面让空中小姐好生伺候着，也般配他有钱有地位的身份，却要挤在普通舱里拿腔做势，真是让人看着莫名其妙。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平时走在外面是如何自以为是，迈起步子来，一定会以为屁股下面至少抬着八乘的大轿。
这样的情景在各地我都时常碰到，尤其是在餐馆里，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穿着人模人样，可一张嘴招呼服务员，那架式就像是奴隶主在吆喝自己的家奴，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可周围的人们似乎并不以为奇，估计是司空见惯了。据说这样才特别能章显出自己是个大爷的身份，请客时在客人面前也显得面子十足。
而下面的这次的经历，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心理鸿沟。
一次去杭州办事，有半天的空闲，便独自拿了相机到西湖边散步，随手拍拍西湖的风景。这时，看到前面一对年轻男女，互相轮流着在一个景点前面拍照，从言谈举止看，应该是一对新婚夫妇出来度蜜月。心想，一对新人出来一趟，这样互相照相竟不能留个合影，多可惜。便走上前去，指着那男人手中的相机问道：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个合影？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非常平常的。无论你到哪里游玩，如果你是几个人在互相照相留影，总会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友善地问，需不需要帮你们一起拍个合影。常常有人这样帮我，我也常常这样帮助别人。可令我万分尴尬的是，那两人听了我的问话之后，立即惊鄂地圆睁了眼睛看着我，满脸的疑虑，将我从头到脚很戒备地打量了一番之后，一步一回头，将手中的相机紧紧地抱在怀里匆匆地走了。我楞了半晌，才突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不由地苦笑了。看看自己手中的相机，怎么着也得比他们的要贵好几倍的吧！
这件事时常让我想起，让我感叹，是什么让他们对别人的友善带着仿佛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怀疑，戒备甚至恐惧呢？
这个问题，在另一次足以表现我是如何成了不可救药的“美国大傻瓜”的事件之后，让我多少获得了一些答案。
事情是这样的，还是在杭州。一次去那里办事，住在世贸大厦酒店，早上到楼下吃早餐，刚坐下，临桌便有两个和尚热情地招呼我与我聊天。我正一个人怪无聊的，便与他们攀谈起来。这两个和尚自称是从五台山来的。五台山我听过，那里的和尚很有名，至少历史上如此，于是我便对他们生了些好感。这样聊着聊着，两人便讲起了他们如何来到了杭州，一路如何辛苦，然后便讲他们的大师傅如何得了病，治病把身上的钱全花光了，使他们不得不滞留此地回不了家，只好四处向人化缘筹集回去的路费。
最后就说到我了，说能碰到我并和我这样开心地聊天，可见我很有佛缘，并说一看就知道我心地善良，然后便请求我发发善心帮帮他们。我虽然对各式宗教向来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但对佛教多少还是有些偏爱的。尤其是两位长老话说得如此诚恳，又一脸真诚坦然地看着我的眼睛夸我，让我的虚荣心十分受用的同时，便觉得如果不有所帮助的表示，就真是说不过去了。适逢身上已经没有多少人民币，没多想，便从钱包里拿了一张一百元的美钞给了他们，问可不可以？两人不动声色地接了，向我的钱包里瞥了一眼，说，能不能再多给一张。这一问，反让我觉得有些蹊跷了，心里瞬间闪过一念：出家之人不知道感谢怎么可以这么贪？便和颜拒绝了，没再多想。
两人匆匆又吃了几口饭，便起身告辞。我也吃完了，跟在他们身后出去。
这时餐厅的领班走了过来与我搭话，问那两个和尚是不是向我要钱了，当知道我给了他们一百美元后，立即让门口的服务员通知楼下的警卫追了出去。我正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领班告诉我，这两个人其实是骗子，已经在这里多日了。因为他们正正当当地买了餐券进来吃饭，又看我与他们聊得很开心，便不好过来打扰提醒我。既然我是酒店的房客，现在知道“和尚”拿了我的钱，就要为我追回损失。果然，等领班带着我走到楼下时，那两个“和尚”已在正要上出租车前被追了回来，领班把我的一百美元拿回来给我，让我赶紧离开。至于后来那两个“和尚”如何处置，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后向杭州当地的朋友提起，他差一点儿笑得背过了气，道：就你们这些美国回来的大傻瓜才会上这样的当！让我觉得，这人世间的几十年真是白活了。
记得当年刚到美国时，常与几个朋友嘲笑美国人如何大脑简单，呆笨无比，一点都不知道转弯。想不到二十多年下来，我自己反到成了中国人眼里的美国大傻瓜，笨得不可理喻！
在美国的生活，其实真是很单纯，平日从来不会想到有人会成心地骗你，大家说话办事也都直来直去，就事论事，用不着天天花时间精力说半截话，或是揣摩别人一句话后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更深的含意，更不用说走到外面还要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防着别人费尽心思设了圈套来坑你。这样的生活，能不让人变笨吗！
只是，我现在不再嘲笑美国人如何笨了，而更是觉得，生活在中国当今的社会之中，中国人聪明得可怕而且可悲……
而美国式的呆笨碰到中国式的聪明，有时候所产生的效果却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是我西雅图的朋友在北京的一次经历。
一次去中国出差，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的这位朋友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掉了一个钱包。秉持着美国式的实在，我的朋友马上过去捡了起来，一边喊着前面的人就追了上去，而那掉了钱包的人却似乎没有听见，反而脚步越来越快，于是我的朋友也加快了脚步匆匆往前赶。这时，从路旁一条偏街里就冲出一个人来，做着手势把他拦下，叫他不要声张，指着他手中的钱包说，看有多少钱，两人分了得了；我的朋友一听这话，哪里同意，义正词严地批评他怎么可以如此没有道德良心，贪别人的便宜，甩下他继续追赶那丢了钱包的人。那人终于被追上了，收回了钱包，却并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现，反到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让我的朋友十分诧异不解；后来将这件事向当地公司的人说了，经过点醒，才明白，那两个人原来是同伙，专门在街上做套坑人的。
譬如，那钱包里也许只有两百块钱，如果你贪便宜同意和后面那人分了，一人拿了一百，你这里正分着呢，那丢钱包的人这时就会非常适时地折了回来，把你们两人抓个正着。那与你分钱的人就会顺势一副改邪归正息事宁人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几白或几千元来(要看你有多少的油水可揩)，声称这是他分到的一半，如数归换，而你之前分到的一半，现在却要变成了几百或几千才能还清了，否则人证物证俱在，只好叫警察来解决 。
中国式的聪明机关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不义之财的贪婪，据说这样的套子成功率极高，不想碰到了我这位在外面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大傻瓜，却竟然让那两个骗子徒劳无功。那两人看着我朋友远去的背影，估计一定会哭笑不得，恨得牙根发痒以为出门看错了黄历的。
仔细想一想，之所以中国会有这样的坑骗招数，其实不也正说明了社会上有太多贪图不义之财的人，才使他们的伎俩有实施的市场吗？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拿，这难道不应该是从小父母对孩子们最起码的做人的教育吗？怎么竟会有那么多的成年人能够忘记这个基本教育而使骗子们得以成功呢？
我知道写这篇文章是会被国内的中国人骂的。其实这本身也是如今中国让我感到叹息的另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你要是说中国一点的不好，那你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假洋鬼子。至于是不是真的不好，则不在考虑之列。即便真的不好，他也一定会列出无数别人也如何不好来为自己辩护。也有人会说：你以为你在外面时间长了，就自己觉得了不起了，中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算个什么东西！其实，我算什么东西不重要，也不是这里谈论的焦点。重要的是就事论事。谁能讲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如果不是心里还有着中国，我完全可以像个局外人一样，对中国的一切缺陷，幸灾乐祸地当热闹看，何必费这么多的口舌。
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与奴颜婢膝、妄自菲薄一样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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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造就出与人交往时，如果你客气礼貌地对人说话，人家定会以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于人，于是对你横眉竖眼，不屑正视；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样子高声吆喝，别人却会立即对你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着什么背景的何方神圣.”-所以这是个变态的社会。
这是个“做好人”吃不开，而“做恶人”才吃得开的社会。
所以如果你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建议到欧美国家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