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整治无家可归者问题

提起洛杉矶，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在脑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南加州的艳阳照耀着海滨的棕榈树，也照耀着无数如La La Land一样星光璀璨、亦真亦幻的梦想。带着这样憧憬来到洛杉矶的游客大概要大吃一惊：临时帐篷在洛杉矶几乎随处可见，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也能看到衣衫褴褛、裹着肮脏摊子的无家可归者，道路两旁的商店店主必须定时冲洗马路，以驱散流浪者留下的刺鼻的尿骚味。

洛杉矶不仅是天使之城，还是全美闻名的“流浪者之都”。

高房租逼年轻人无家可归

由于房价居高不下，而民众收入又增长迟缓，越来越多人难以承受高昂的住房费用，“无家可归”现象愈发困扰加州南部这个以好莱坞和文化产业文明的城市。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数据，洛杉矶目前共有近6万名无家可归者，无家可归者数量名列全国榜首，是纽约无家可归者数量的五倍。

无家可归人群在街头的“居所”——帐篷、临时窝棚、汽车等有将近1万处，总数量暴涨85% 。包括贫民街在内的市中心地区成为流浪人口聚居率最高的地区，在洛杉矶周边的威尼斯区、圣莫妮卡、好莱坞等地也随处可见流浪者。其中，18到24岁的年轻人在无家可归者中增长最为迅速，去年一年增长64%，无家可归青年的数量达到6000人之多，其中很多是在读大学生。

贫富差距扩大，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激增。随着经济发展，全世界富人聚焦这一梦幻之城，租房市场里的有钱人越来越多，房价／房租飙升。目前，超过两百万的洛杉矶家庭都将超过30%的总收入用于租房。房地产引发的资本游戏里，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中产阶级慢慢消失，城市住房成本的增速远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多人因为经济困难不得不选择露宿街头。

一些退伍军人也因伤病而无法工作，开始了无家可归的生活。由于缺乏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很多精神疾病患者也长期在街头游荡，居无定所的无所适从感进一步加深了很多精神疾病，进一步造成社会治安问题，形成恶性循环。还有一些为追求明星梦或为追求自由开放的生活从世界各地来到加州的年轻人，也因经济困难而被迫流浪。南加州四季如春的气候，让露宿街头成为可能，也让“无家可归”现象格外刺眼。
很长时间以来，洛杉矶市把经费主要花在管束无家可归者上，而非安置无家可归者。与居高不下的无家可归者的数量相比，洛杉矶庇护所的床位数量则排在全国最低——每四名无家可归者中中仅有一人在庇护所有床位。尽管这一群体人数增多，政府却既没有相关庇护政策出台，也没有相关预算来保障其权益。

居住条件好一点的无家可归者，靠租赁价格相对便宜的铁皮屋过活，尚可遮风挡雨；租不起铁皮屋者，可能衣食住行都在自己的车里解决；还有一些人，白天把全部身家放到一个购物车里到处流浪，晚上把铺盖从购物车里拿出来，在树丛里或街道两旁搭起临时帐篷露宿；有的无家可归的大人和孩子白天待在公立图书馆里，完全看不出是无家可归者，晚上则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大学生或在朋友家借宿，或在深夜里一趟又一趟地倒公交车，以度过漫漫长夜。

驱逐，赤贫的恶性循环

洛杉矶无家可归者遍布的情况在美国并不罕见，折射出美国社会愈发凸显的贫富差距增大和弱势群体生活处境的一落千丈。
2016年普利策奖非虚构获奖作品、《纽约时报》2016年十大好书之一《被驱逐：美国城市的贫困与暴利》（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就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公共政策视角讲述美国无家可归者的故事。

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不平等研究倡议的主任。基于2008年在美国中部城市密尔沃基（Milwaukee）深度田野调查的经历，他用小说般细腻的笔调，详尽地描述了八个贫民家庭被逐出居所的来龙去脉和历尽艰辛，作者行文客观而隐忍，八个故事读来却让人潸然泪下。故事的主人公包括单亲妈妈、残疾人、曾经历种族隔离的黑人、吸毒者、在图书馆渴望学习新知的孩子等。他们在现实的漩涡中挣扎的同时，被不停从居所中驱逐。

很多最底层贫民租住的活动屋（trailor park），其房东都是美国收入前百分之一的富人。租户为生计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没人为不平等发声。贫民窟里八个月大的孩子葬身大火，家里人却无人敢抱怨——因为一旦抱怨就会被房东驱逐。同理，这些贫苦的贫民也不敢找警察，因为警察的罚款也会导致他们最终被驱逐。当地房源紧缺，房东不愿把房租给依靠低保维生的家庭，这些贫民为了能够租到紧俏的房源虚报孩子数量，并将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给了房东，剩下的钱根本不够维持基本生活开销。在贫困的旋涡里，他们历尽艰辛，却一次次沦为无家可归者。

书中写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公众认为，每个家庭在住房上的支出，不应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然而近来，绝大多数租房的家庭的支出已远超过这一数字。在美国，每年都有上百万人从租赁的居所里被驱逐。”

居所是生活的中心。“家”不仅仅是栖身之处，更意味着家庭带来的温情与安全感。只有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人才有精力投入家庭生活和社交，为教育与自我实现提供保障。

而驱逐，则是一场恶性循环。书中列出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有过被驱逐经历者，在日后工作里被辞退的几率比没有类似遭遇的人要高15%，前者的家庭在一年后面临经济困境的几率要比后者的家庭高20%。
驱逐更是一场精神上的折磨。被迫迁居可能引发抑郁症甚至自杀，这一残酷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走向，把生活推向难以想象的艰难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被驱逐，不止是一种贫困的处境，而成为终身贫困的根源”。

难以根治，但可以手段更人性

洛杉矶及波及全美的无家可归者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反复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好莱坞的电影业也不再仅着眼于纸醉金迷，而在电影中关注无家可归者这一社会群体。
电影《独奏者》(Soloist)就演绎了时报记者和流浪大提琴手之间的感人故事，显示出媒体在推动公众认知、为弱势群体维权方面的巨大力量。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也加入探索解决方案的队伍，总部在洛杉矶附近的兰德公司针对无家可归者的身心健康、社群行为等进行一系列深入的定性、定量研究，研究成果为理解无家可归群体、从根本上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洛杉矶无家可归救助局日益注重与不同地区的相关机构的合作来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加强管理，在第一时间了解无家可归者动态、帮助寻找安置地点，努力从根源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2016年，洛杉矶市首次就无家可归问题提出全面计划，预计在未来10年内投入约3.5亿美元解决问题，其中包括提高营业税比例以增加经费来源，扩大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可负担住房的投入（预计建设1.5万套住宅，并为居民提供相关配套服务）。资金获取的方式尚在讨论中，包括向加利福尼亚州或联邦政府申请资金、选民投票同意增加税收等。

关于经费使用模式，辩论仍在继续。有人认为应首先采取应急措施，让所有无家可归者都不再露宿街头，之后采用纽约模式，为每位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场所。但猛增庇护所数量的想法不一定现实。

从理论上讲，通过建设公共住房、税收政策调整、产权结构调整或开发商动员等，可以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但这些方法都因操作的难度大而很难大规模推广。以马修·德斯蒙德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主张实行全民房票制（housing voucher program），低收入者可以申请房票，凭票可以选择居住地点，项目根据多种工具计算受助者的住房需求。受助者将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用于租房，剩下的部分由房票支付。这一做法，有助于被驱逐者尽快走出恶性循环，接受教育、找到工作、建立社群纽带，让生活步入正轨。

然而在驱逐和清退人口时带来的愤怒与伤痛，也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西方国家在清退移民时的一些做法相比更加缓和。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庇护城（sanctuary city）限制与国家政府合作，拒绝立即执行移民法，通过防止警察和市政雇员盘问居民的移民身份，庇护城领袖希望尽可能减少清退过程中的恐惧和家庭失散，鼓励城中的非法移民报案、使用相关卫生和社会服务并为家里的孩子注册入学。尽管庇护城的做法因违背中央决策、法律上不成立而遭到很多人批评／质疑，但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分化的地区，庇护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居民的利益。

驱逐与流浪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更人性化的住房、移民政策的起点。深入研究洛杉矶在无家可归者问题上的探索与实践，也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