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
——兼论"中国例外说"
（本文首发于2000年）
（在美国一次国际论坛上讲话，原文为英文，作者自己译成中文）
西方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和美国对世界的看法有共同之处，就是把自己看作例外，即所谓"中国例外说"。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尽然。提到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概念，必须分清古今，不能笼统而言。当然传统观念必然对现在仍发生影响，形成某种特色。这里古今的划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线。不言而喻，那条线是指一个缓慢的转变过程的开始，绝非两种观念的分水岭。
1、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观念，因此也谈不到"国际关系"。古人只有"天下"的观念，"华夏"居中，"夷狄"居边。"华夏"主要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至于"四海"之外是什么，只存在于丰富的想象中，成为神话故事的题材。在这片广阔的陆地上各种政治力量、封建王侯以及族群之间进行过无数次流血的争斗与和平谈判。有过多次边疆少数民族征服汉人入主中原，但是不久在文化上就被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同化。所以说："只闻以夏变夷，不闻以夷变夏"。有时中国皇朝也发动"拓边"之举，征服边疆少数民族。但是其目的只是要他们向"天朝"称臣纳贡，只有象征意义，没有或极少经济利益。这就是西方人所熟悉的"中央王国"观念。
2、鸦片战争之后起了剧烈的变化。事实上"民族国家"的观念乃至后来发展成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被西方列强和日本刺激出来的。"中央王国"的梦幻在眼看着自己的国力和地位一落千丈中破灭。这一过程极端屈辱而痛苦：中国最早派驻欧洲的大臣发现了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而且欧洲人看中国如古代中国人视"夷狄"。此后在一次又一次与列强相遇中总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从那时起，民族屈辱感成为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因而摆脱列强强加于身的民族屈辱也就成为中国人最长期、最基本的共同诉求。这种诉求已经与"中央王国"的观念相去甚远。事实上，强国雪耻是任何一个遭受失败的民族都有的愿望，中国并不例外。只不过中国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使这种愿望更加锥心刺骨。因此，以下诸点也许可以视为 "中国式的民族主义"的特色：
——"爱国主义"取代了过去的忠君思想，成为中国人超过一切的最高道德标准。个人权利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包括科学家和企业家的优劣都要以这一尺度来衡量。最受尊重的政治领导人是那些在外国压力面前表现英勇不屈的人。甚至历史人物也以此标准划分忠奸。
——特别强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这固然是由于众所周知的过去被列强瓜分为势力范围的惨痛经验，同时也由于直到现在，反对中央政府的分裂势力总是得到外国的支持和同情。
——尽管"中央王国"的观念已成过去，"面子"在对外事务中仍居重要地位。中国人遇到与外国的摩擦很容易与"民族尊严"联系起来，往往超过实际利益的考虑。在外交来往中对"礼遇"规格特别重视；个别中国人在国外或在外国人面前的行为不当为国人所诟病，首先是因为"丢中国人的脸"；另一方面，个别中国人，甚至华裔外籍人的成就都被视为"为祖国争光"。
—— 一个半世纪以来，对西方的影响始终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为谋求中国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无数仁人志士热切地向西方学习，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自由思想；同时，在捍卫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压迫中又反对"西化"，亦即拒斥西方影响，并且很容易把与西方关系较为密切的中国人视为"洋奴"。这两方面组成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基本特点，从正面概括就是"反帝反封建"，从反面讲是"盲目崇洋"和"闭关自守"两个极端。
纵观迄今为止的近现代史的实践，反帝总是压倒反封建。历届中国的统治者率多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持抗拒态度，视之为对自己权威的威胁，同时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行为又无意中帮助中国统治者诉诸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强大的冲击力，也担心失去文化的民族自性，因而疑虑重重。日本在走向现代化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心态就大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背景，中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受伤害的大国，从这一立场出发，在国际事务中强调以下道义原则：争取平等、反对强权（现在更多提"霸权"）；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国干涉和支持国内分裂势力；主权高于人权。
上述中国在对外事务中的特点在不同时期各有消长，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不过核心至今未变。
1、1949年以后的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30年：领导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是几种极端的混合：既激进又保守，既理想主义，又现实主义；彻底否定传统，又延续传统的诸多特点。首先是诉诸民族主义，高举彻底反帝旗帜。事实上，共产党在革命中赢得中国近代史上任何政治力量所无法企及的最广泛阶层的支持，其秘诀正在于此。因为它满足了几代中国人对民族自豪感的诉求，而其他政治力量都做不到。
其次，他又倡导国际主义，实行支持各国革命的政策。这一立场推向极至，就带有"中央王国"的回响，出现的形式是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
第三，他以反对和挑战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孤立政策始，却以自我孤立终。在他的晚年曾决心蔑视一切现行的国际法与国际规则，不再谋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倡导联合世界"真正的革命力量"成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例外论"。但是在实践中，又是十分谨慎、现实，在国际事务中不是冒险主义者。这一务实的方面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打开中美关系的"乒乓外交"。
——后20年（截止讲话时）：在这一时期，中国努力争取融入国际社会，完全放弃了前30年外交中支持"世界革命"这一面。从逻辑上讲，这是"中国例外论"的反命题，但是在明显的变化中仍能分辨出传统特点的延续。
变化的一面：
1、从理论上放弃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论断，以及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
2、放弃闭关锁国，承认全球化为大势所趋，明确与国际社会的主流接轨的目标。
3、不再想做世界革命领袖，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目标的中心，从而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务实和低姿态。
延续的一面：
1、对西方影响的矛盾心理如故。在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实践中大规模努力学西方的同时，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影响仍采取抗拒态度。官方文件中一再出现反对"西化"和"和平演变"，作为一种原则目标。
2、国际强权政治的受害者的意识仍使广大中国人耿耿于怀，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如驻南使馆被炸）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还会达到爆炸性的地步。
3、尽管确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涉及领土主权这样更高的原则时（例如台湾问题），并非不可以牺牲这一目标。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变化的轨迹几乎重复了20世纪的头20年的循环。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即80年代，大多数思考的中国人都向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之为各个领域中现代化的榜样。下一个10年中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几乎是百年来范式的重复。在多数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民族主义情绪再次升起，对美国对华高压政策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公平待遇强烈反感。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最惠国待遇问题、WTO问题、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乃至西方对待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行持明显的不同态度，等等。尽管各种中国人有不同的理由对政府有所不满，但是多数人对主权的关注还是在人权之上。这种情况对政府当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利用民族情绪抵制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影响，从而推迟政治改革；又会把自己置于非理性的压力之下，使出自实际需要的较为稳健的对外政策遭到非难，造成被动。
这是当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有当代的特点。实际上这种对外政策受本民族文化历史和内部的公众压力的影响并非是中国独有的。不过各国的矛盾内容各不相同。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互相深入了解民族心理的特点有助于更妥善地处理国家间的关系。
资中筠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资中筠微信公众号"Zi-Zhongyun"。
附：
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
——续论"中国例外说"
文｜资中筠
上周发了一篇文章《论"中国例外说"》，是一次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稿，距今已有18年。时过境迁，有些仍未失效，有些已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现在再对文章的背景做些说明和补充。
一、这篇讲话原来的对象是外国人，是为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例外论"的提法是针对美国人国际行为中的"美国例外论"。实际上中国人自己多用"中国特色"而不是"例外"。不过实质含义差不多。
二、当时的形势是：继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中国领导人已明确继续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变；国际制裁正处于尾声，而中国加入WTO的谈判正处于攻坚阶段。本人和与会的中国同事的心情都是希望推动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文中所说"中国"、"中国人"是笼统的概念。是对外讲话时的习惯用法，严格说来不太科学。我现在竭力避免这样提，显然"中国"不是一个人，看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外交官说"中国"，当然是指政府立场，或强为"中国人民"代言。我一名普通学者，从不以中国代言人自居，只是就自己观察所得客观描述。不过到那时为止，这一提法也还可以过得去，因为几亿中国老百姓关心国际事务的是少数，而且也无从表达，而在关心国运，关心对外关系的人群中，至少就我的观察，当时朝野大体上尚有共识，有共同的诉求。
四、本人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时不时还应邀参加一些非官方的、却与中国对外关系有关的话题的讨论会。自己本能地以促进双方互相深入了解为己任。我一向秉承的原则是学术讨论不是外交谈判，应尽量摆脱狭隘的利害观，尽量客观，讲道理。同时我深信，双方民间人士互相了解越深入，对大家都有利。现在，我的视角更加超脱。
以上就是那一篇讲话的背景，后来自己译成中文，收入了文集《坐观天下》。
现在与当时，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一贯不变呢？
从历史的长河看，前文所提出的各个点和矛盾心态依然存在。例如"面子"高于一切，一次比一次规模盛大、不惜工本、流光溢彩、举世无双的国际会议可以为证；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几千年辉煌，一百几十年屈辱"的集体记忆，总是把自己作为受害国，很容易把内部的难题归咎于外人等习惯取向，以及遇到一定的气候和导火线，就会触发非理性的类似义和团的行为。这些似乎变化不大。
如果说变化，最重要的是舆论分裂。由于互联网的发达，信息爆炸，还由于这十几年来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人员交流倍增，中国人出国，亲身经历和就近观察，对外国各自形成看法，这一人数和覆盖面都今非昔比。加之自媒体发达，表达途径大大增加，从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上看，对每个事件，每个问题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往往立场、观点两极分化。所以更加难以笼统地说"中国人"如何想。况且无论是在朝在野，大声说出来的与窃窃私语或者悄悄的行动都不一致。
如以众声喧哗中最响亮的旋律为准，则前文所描述的矛盾的心态——"为谋求中国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无数仁人志士热切地向西方学习，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自由思想；同时，在捍卫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压迫中又反对'西化'，亦即拒斥西方影响，并且很容易把与西方关系较为密切的中国人视为'洋奴'"——前一方面有所淡化，由于GDP的体量而财大气粗，似乎已经由学生成为老师，成为他国学习的榜样；后一方面，反对"西化"，以排外为爱国的潮流则更为突出，只要反美、反西、反日，就"政治正确"，继"洋奴"之后，"汉奸"成为国骂，帽子满天飞，也超过那个时期。但是在行动上，细观各个领域，无一不是天天盯着外国，特别是美国，模仿、"拿来"，而且泥沙俱下，连坏事、罪恶，都以"美国也有"说事儿。而人家成功秘诀的真经却拿不来。
与此同时，在用脚投票上，这十几年来却是阻挡不住的向外（当然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移民潮最盛的时期，大量财富、人才流失是空前的。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送子女出去留学的年龄越来越小，其中越是优秀、成才的，生存力、竞争力越强者，留下的机会就越多。这些移民潮中不乏天天在场面上发表"政治正确"的言论的权势人物，乃至著名反美英雄。我常批评外国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对中国的分析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但是中国人言与行的落差如此之大，我也难以说清究竟我国同胞以何种"世界观"看外部世界。
至于能够在关键时刻决定中国何去何从的"肉食者"衮衮诸公如何想，更是"天意高难问"，既不许妄议，也不敢妄測。
最后，我有把握的只能是自己怎么想。摘录一段2012年在《财经》杂志举办的国际论坛上的讲话，原是即席讲话，没有稿子。后来杂志报道中给加了小标题："希望中国少讲点'中国特色'美国少讲点'美国例外'"：
今后的中美关系的好坏以及全人类的好坏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各自到了十字路口以后，改革向哪个方向走。现在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社会不公平，当然中国的不公平更严重，但是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在20世纪一直进行改革，向公平方向改革，但是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那么美国自己如何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解决的好的话，对外关系的上面也会比较平稳。
中国强调自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希望中国能够少讲一点"特色"，多讲一点真正的"社会主义"，据我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包括公平、正义等。现在的中国实际上社会主义很小，而特色太大，那个"特色"负面的东西太多。
美国一直讲美国"例外"，就是美国在世界上可以做的事情，别的国家不可以做，那就是不平等待人。所以美国应该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跟大家一样，而不是老想着美国是特殊的，我可以做，你不可以做。我很高兴刚才欧文斯将军（注：退伍多年的前美国海军上将，为与会嘉宾）提到了"军工复合体"裹挟美国政策，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当年提到的这个问题，至今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美国自己认为是世界的领导，所谓"领导"，可以解释为引领世界新潮流，而20世纪美国确实引领了世界新潮流，这是客观事实，大部分是正面的。但是美国引领潮流有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就是引领了军备竞赛。科技的发达应该是造福人类的，结果现在用到了互相残杀，这方面美国在二战后起带头作用，不能辞其咎。所以我希望美国能够带头扭转这个军备竞赛的势头，对和平做出贡献。
就中国说来，我觉得中国现在也已经有了利益集团，假如中国跟着美国跑，再出现了一个军工利益集团，被裹挟进军备竞赛，对于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前苏联是前车之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主导方面应该是美国，因为美国的军备已经超过在它以下十几个国家加起来的总和，为什么还觉得自己需要加强军备呢？这个问题值得美国爱好和平的朋友们深思。
中国有自己的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现在是体制造成的，这个不平等、不公平、缺乏社会正义的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因为社会主义实质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这个是中国自己要改的问题，怪不得人家，不能说中国的问题都是外国造成的。
另外一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还将在综合国力上遥遥领先。所谓中国可以取代美国变成第一大国，因而形成威胁之类的说法，我认为是无稽之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中国还有很多的问题自己需要解决，两个大国如果自己的问题解决比较好的的话，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应该换个角度放开眼光，一是着眼于全人类的和平，一是着眼于自己国家普通百姓的福祉。要从这两个角度换个思路来考虑问题，也许需要出现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以上是本人5年前的讲话，至今未变。当然都是废话。并未指望会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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