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1911年3月29日－1987年11月26日），本名袁学易，化名曾达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文界、政界，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特工身份活动期间，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1945年10月秘密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时正值“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2年平反，1987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著有《袁殊文集》。为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
1977年5月，北京站，一趟列车刚刚靠站。站台上，32岁的曾龙在约定车厢的中间位置，紧张地看着从两边车门下车的乘客，寻找阔别22年的父亲。
他的父亲，就是解放前曾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汪伪政权、日本特务机关，有“五重间谍”之称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袁殊。这是袁殊自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也许是出于过去的职业习惯，他在信中嘱咐曾龙，手拿一本《红旗》杂志、带着8岁的女儿去接站，以方便辨认。但曾龙自信能认出父亲，没有遵嘱。
车厢中的乘客所剩无几，曾龙猛然发现车窗边还有一位老者，依稀有些面熟。
“您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眼前这位老人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凹陷，面色憔悴，左腿有点跛，与曾龙幼时记忆中结实矮壮、眼神炯炯的父亲判若两人。
22年未见，“爸爸”二字已经叫不出口。从此，曾龙和姐弟们一直叫他“老头儿”。
归来
1975年6月，曾龙的大姐马元曦突然收到父亲袁殊的一封来信。信只有一页，简单说自己从5月起离开秦城监狱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允许通信，要求子女回信，并寄去几本《毛主席语录》。
马元曦主张不要回信。犹豫了一个月之后，曾龙寄去了三本《毛主席语录》，但没有写信。
不久后，袁殊回信，恳切地表示急盼知道家人现状。这次，曾龙回了信，不久收到袁殊的万言家书。
信中说，自己读信十分喜悦，甚至泪下。自己有愧父道，天下没有比这更遗憾的事了。得知5个子女均已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其中3人还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不是流落街头，他十分庆幸，说“祸兮福所托”。
从此，曾龙开始了与父亲4年的通信。
1976年7月，袁殊突然在信中告知，已请了假，将回京探亲。对此，曾龙和姐弟们内心是复杂的。
袁殊在日本东京留学时留影
袁殊有5个子女。1940年与第一任妻子马景星离婚后，大女儿袁曦改名马元曦。抗战胜利后，他离开上海到了解放区，改名曾达斋，有名的“汉奸袁殊”从此消失。他与第二任妻子王端（原名端木文琳）的四个孩子也随之改名为曾昭、曾曜、曾龙、曾虎。
1955年袁殊被捕时，王端已经与他离婚，住在上海。22岁的大女儿马元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二女儿曾昭12岁，三女儿曾曜11岁，大儿子曾龙10岁，小儿子曾虎9岁。几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北京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子里，生活依靠中调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几乎无人照看。
“其实小时候我最依恋的还是父亲，因为我一直跟着他，直到他被捕之后几年，我都总想他，后来不想了。”曾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曾龙有时会想，父亲为什么不好好地当一个报人？哪怕不当报人，就在印刷厂当个学徒，将来变师傅，也算个老工人。既然要选择这样的职业，又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你实际负得了责任吗？你就把我们拖向了政治的深渊。”他说。
袁殊回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家人聚在曾昭家里。袁殊让大家传阅了他带来的军事法庭判决书，原文连同附件一共8页。
1965年，袁殊被宣判为国民党CC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本应在1967年刑满释放，但因为“文革”，又被关押了8年。
看过判决书，曾龙和曾虎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父亲竟然是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
传阅一圈之后，坐在角落里的袁殊开了口：“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
大军山农场准假25天，袁殊和子女、亲属见面不过三四次，却能准确道出每个人的性格和处事特点，这一点让曾龙十分叹服，“不愧为老牌特务”。
1978年夏天，曾虎去大军山农场探望袁殊，住了三天。曾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袁殊的工作是看菜园，住在平房里，房间里摆放着订阅的报刊。他对曾虎说起，四人帮倒台了，他相信有些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说法。
曾虎说，对父亲过去给国民党做事觉得可以理解，但是给日本人做事，是汉奸，作为子女，也认为是不能原谅的。
沉默半晌后，袁殊说，自己曾这样问监管的李队长：“你在解放军当过兵，如果你的连长让你冲锋陷阵，你能违抗命令吗？”
居无立足之处
1980年1月，袁殊第三次请假回京。
此时，他已身患半身不遂，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在1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长寿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却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了！”
前两次回京，袁殊都向组织提出了要求重新审查的申诉，均无果，这次他抱着不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就不回去的决心，打算破釜沉舟。
袁殊陆续见到了一些20多年前的旧相识，给夏衍、李一氓、熊向晖等当年隐秘战线的老战友都写了求援信。
袁殊这次回京前，没有通知子女。曾龙只好临时把他安置在自己位于永安里的一处8平米的小空屋中。
当时正值寒冬。袁殊在秦城监狱里患了脑血栓，手脚不太灵便，常常费了很大力气也生不好炉子。曾龙每次去看他，他几乎都躺在床上咳喘不止。他几次在日记中感慨，自己居无立足之处，“天下之大，而我似乎将近流落街头”。
袁殊1927年北伐途中摄于皖赣边境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眼前的这本日记本，黑色皮面，上有一红一白两朵雏菊，里面是深蓝色的钢笔字，字迹清晰，日期从未间断，每日之间空一行，日期被加深加粗，一目了然。
一天，袁殊把钥匙锁在了房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情景，正为现在的政治处境：门锁紧了，钥匙锁在房内，人则锁在房外，进出不得！”
1980年2月24日，时任中调部老干部局局长郭达凯给袁殊送来了300元钱作为医药费，并和他谈了近一小时。他得知，自己写的材料已正式转交组织，在中调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备了案。他当面提了要求：“在国内我已经成为了一块废料，不如放我出去活动。”
曾龙注意到，此后的两个星期，父亲情绪很兴奋。他知道，父亲是想继续干老本行。
2月29日，袁殊寄出写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的信，请求解决自己的问题。9月28日，他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来信，要求他对某些情况再做补充说明。
在等待处理结果的日子里，袁殊靠读书、看报、抄写、听广播打发时间。有时一个人逛公园，去美术馆看展，看电影，在街边买花和糕点小吃。他会把每一笔开销都详尽记下。在日记中，他叹息：“一天就为了忙于吃！”
五重间谍
1980年7月，在与袁殊和关露都熟识的梅益介绍下，袁殊借住进了同为潘汉年案涉案人员、也刚出狱不久的关露在香山东宫二号的房子。
在这里，袁殊三女儿曾曜的丈夫、在长春光学与精密机械学院工作的赵如宝第一次见到了袁殊。他对袁殊十分好奇，觉得自己这位大名鼎鼎的老丈人完全不像搞特工的，倒更像一位大学教授，有文人气质。
1981年8月，关露要收回房子，袁殊租住进香山南营。机关落实政策办预付了一年的房租。
袁殊经常一个人在家守着一台小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正在热播，他不屑地对曾龙说：“白区地下工作要是照这个搞法，半天都混不下去。”
袁殊曾对曾龙说，自己是“榜上有名”的人。1946年，他被戴笠任命为国民党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中将军衔。他没有理睬，进入了解放区。
曾龙问：“你榜上有名，怎么没像别的战犯一样在六七十年代被特赦、安排工作呢？”袁殊说：“我的情况不同，我是共产党的人。”
1931年，在时任中共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的介绍下，20岁的袁殊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特科工作。
1932年，袁殊在表兄、蒋介石的红人贾伯涛介绍下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后成为中统头子吴醒亚的“干社”情报股股长。
1934年秋天，在单线联系人王子春突然失踪（原因至今不明）的紧急情况下，在寻找组织的过程中，袁殊阴错阳差地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
抗战爆发后，在杜月笙介绍下，有日本留学背景的袁殊被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所招募，在潘汉年同意下，成为了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1938年，“岩井公馆”的雏形、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关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成立，由副领事岩井英一统领，成员共十几人，基本都是日本人。一直以记者身份与岩井保持着信息互换关系的袁殊被招为情报员。
至此，袁殊成为不折不扣的“五重间谍”，时年27岁。
曾龙曾问过袁殊，中共、国民党、日本人的情报工作的各自特点，袁殊说，共产党组织纪律最严明，日本人行事很精细，国民党讲究同乡等人情关系，最容易对付。袁殊凡事讲究“留有余地”，行走于各方势力之间，游刃有余。
“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1982年8月，潘汉年平反。
10月7日，袁殊也终于等来了平反。这一天，中调部和公安部人员给他送来了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决书宣布：一、撤销本院1965年度刑字第15号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三、原没收的财物折价人民币3764.49元，予以发还。
平反后，袁殊作为离休干部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在西苑中直机关大院分配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住房。他要求不再叫“曾达斋”，恢复本名“袁殊”。他说，纵观自己的一生，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平反结论肯定了袁殊的贡献：为党提供过重要战略情报。
1940年，袁殊以“兴亚建国”代表的身份应邀访日，他根据多渠道消息，结合日本间谍活动，回国后向潘汉年报告了“日本欲南进，称霸东南亚”的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苏极为关注日本是否北进，在东线夹击苏联。袁殊广泛与日本各路军官频繁往来，最终作出“日本不会放弃南进”的判断，汇报给潘汉年，延安转告了苏联。苏联下决心将东线40万兵力统统调到西线，这条情报可说功不可没。对此，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
平反后，袁殊的党龄只从1946年算起。
袁殊1931年经潘汉年介绍入党，1934年，组织关系转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潘汉年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袁殊将几年来的经历向他作了汇报，表示希望从远东情报局“归队”，潘汉年重新启用了他。从此，袁殊开始与潘汉年单线联系做统战、情报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1931年与袁牧之合影
1938年下半年，袁殊应戴笠召集到香港参加军统骨干会议，与潘汉年秘密见面。潘汉年说：“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向右，你可以跟着他干下去，成为他的红人，但我看你成不了戴笠的红人，军统是清一色的黄埔派。现在看你怎么决定吧。”袁殊这才知道，自己的组织问题根本悬而未决。他说：“我的一切事依你做主，想不到你会这样问我。我想知道我的组织问题是怎么决定的？”潘汉年说：“看以后表现，将来再说。”
袁殊没想到，平反后他的党龄还是只从1946年重新办理入党手续算起。一次跟人说起，他掉了眼泪：“他们欺负我，抹掉了我15年的党龄。”
而且，平反结论里仍留有一条尾巴：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1939年，袁殊奉国民党军统之命，策划挖地道炸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以除掉疯狂镇压抗日运动的李士群。就在计划推进时，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被捕叛变，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说服了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以袁殊系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为由，让76号把袁殊引渡给了岩井英一。
1939年11月，在岩井英一要求下，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在各大报刊发表，公开与日本人合作。为牵制汪精卫，岩井英一又要袁殊全权负责组建“岩井公馆”（即“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后袁殊加入汪精卫政府，由人人所知的“落水”，变成了响当当的“汉奸”。
因此，与袁殊同时平反的一些老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认为袁殊被捕后叛变，投靠日本人，是真正的汉奸，不该平反。而袁殊则坚称，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奉潘汉年指示。
其中最关键的事件是，潘汉年与岩井英一的会面。
1941年5月，在袁殊的牵线下，潘汉年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去见了岩井英一。争议在于，岩井英一是否知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
袁殊称，潘汉年去见岩井英一之前，在没有得到潘汉年指示的情况下，他先斩后奏，告诉了岩井英一其真实身份。此后，岩井英一与“胡越明”一直心照不宣地打着交道。在岩井英一的回忆录里，也说自己知道“胡越明”就是潘汉年。
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局长朱玉琳告诉曾龙，袁殊平反结论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即指此事。这也是袁殊平反的最大障碍，有人暗示他改口，反正其他人也不知情，但他坚持不改口。
朱玉琳还告诉曾龙，潘汉年被关押期间，文革前对袁殊没有任何微词；文革后，对于岩井英一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始出现多次反复。
曾在中共特科工作的楼适夷告诉了曾龙此事的一个细节。
王天木叛变后，李士群诱捕袁殊。袁殊不知事变，到上海静安路一家小咖啡馆赴约，意外巧遇了好友楼适夷。袁殊告诉楼适夷，明天到这里来，可以见到潘汉年。
第二天，楼适夷按时来到小咖啡馆，遇到了袁殊的妻子马景星。他这才知道，前一天，袁殊在这里被扣了。潘汉年来后，不慌不忙地说，“没事”，然后告诉了马景星一个电话号码，叫她去找岩井英一。
至此，曾龙才终于相信，“五重间谍”对袁殊来说是外形，中共情报员才是本质。
曾龙问过袁殊，把潘汉年真实身份告诉岩井英一，算不算供出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袁殊说，不能这么说，因为如果不说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见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曾龙又问袁殊：“潘汉年有什么兴趣特点？”袁殊不假思索说：“他喜欢搞‘阴谋诡计’。”晚年的袁殊在一次酒后说：“要不是潘汉年叫我那样做，我怎么会钻那种狗洞呢？”
1982年12月，关露在家中吃安眠药自杀。
得知此事后，曾龙十分吃惊：“好端端一个人干吗非得死呢？” 袁殊沉默了一分钟，说：“我知道。”又停顿了半天后，说：“她无可奈何。”
“难言的春秋”
平反初期，袁殊一度有了重出江湖的劲头。
有时，机关请袁殊和年轻人分享地下情报工作经验，袁殊一连讲上几天也没有疲态，反而精神振奋。
他向组织提出，要去考察长江，要去香港和日本继续活动，干老本行。他要求单位为他配个秘书，协助自己做口述记录。皆未能如愿。他只能用发抖的手独自完成了回忆潘汉年和冯雪峰的文章，但未能发表。一万余字的潘汉年纪念文章《红色小开》，后来被人借阅，不知去向。
1983年，他开始翻译百万字日文小说《细雪》，由于手抖得厉害，不得不中途放弃。
在曾龙眼里，袁殊有强烈的企图心，喜欢做常人做不出来的事。袁殊告诉曾龙，在上海滩，像他这样平地滚起来的人还有几个，干特工特别冒险刺激，自己干得很起劲儿。他常说：“一个人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干点什么，才不负此生。”
1984年，在袁殊的老战友、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的批示下，三女儿曾曜一家调进了北京。曾曜丈夫赵如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丕显批示的大意是：一个受了20多年冤屈的老同志，提这么一点要求我们能不同意吗？
每周日，一家三口会骑自行车去看望袁殊。赵如宝最喜欢听袁殊讲过去的故事，讲到好笑的地方，袁殊经常哈哈大笑。
袁殊曾和赵如宝说起在汪伪政权清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好多共产党抓来了后，我就假装出一副司令的腔调，教训一顿就放了，特别是女的。”
抗战胜利后，岩井公馆被国民党封闭。袁殊告诉赵如宝，他们事先得到消息，把岩井公馆的资产分几次连夜统统交给苏北新四军了，当时价值一亿多美元。
一次，袁殊和赵如宝说起：“我们这些人，一直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活着，随时可以掉脑袋的。我还是挺幸运的，没有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他经常告诉子女们：“我这一辈子就跟着潘汉年干，所有功劳统统都是党的。别看我现在没什么钱，我这一辈子无愧于党的工作。”
这一年，在曾虎等的陪同下，袁殊去了上海等地，故地重游。
上海宝山路天通庵对面原938号，是岩井公馆旧址。路过这里时，袁殊停下来逗留了片刻。潘汉年案发后，当年随袁殊在这里工作的很多人都受到株连，有的人已含冤去世。此行，他见到了当年协助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刘人寿和昔日老友吴君。
转道无锡，袁殊去看望了潘汉年案“主犯”之一扬帆。1946年袁殊从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第一个到码头接他的人就是扬帆。当年，扬帆神采奕奕，此时却已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让袁殊心里很难过。
辞别扬帆，袁殊专门绕道潘汉年的故乡宜兴，去看望了潘汉年的妹妹潘玉琴。
袁殊最后一次见到潘汉年，是1955年。他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几天之后，潘汉年即被捕。一个月后，袁殊也被捕。潘汉年没有等到平反，于1977年4月病逝于湖南劳改农场。
见到袁殊，潘玉琴很激动，一度哭了起来。她说，潘汉年年轻时离家，再未回去。后来家人听说，他在上海做官发达了，但他从来没有帮扶过老家，反而出事后家人受到了牵连。临走时，潘玉琴煮了鸡蛋，一定要袁殊和曾虎带上。
离开的路上，天渐渐黑了。袁殊后来记叙了从潘玉琴家出来后的心情：“心里很寂寞。”
袁殊顺路乘船回湖北蕲老家，住了一个星期。1911年农历3月29日，他在这里出生于一个没落官宦人家。
1984年秋天，袁殊脑血栓复发。他花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屐痕重印江南路——南游杂记》。
“几十年过去了，各人都有一番难言的春秋，但时至今日，大家已经不屑再谈那些坎坷旧时了。”他写道。
袁殊1939年秋摄于上海宝山路。图｜受访者提供
文人做派
在曾龙眼里，父亲一生都保留了上海时期的文人做派。
在上海时，袁殊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除了不爱赌、不吸鸦片，几乎什么都沾。曾虎听袁殊说起过，他在上海时“很有钱很有钱”，但从没把这当回事。
当年，袁殊为吴亚醒、岩井英一等干情报工作，月收入在600元以上，他每月把一半以上的收入交给王子春作为党费。不过，袁殊后来对曾龙提起，他看到王子春一年四季穿戴阔绰，私下也有过不满。
抗战胜利后，袁殊去了大连，以博古堂经理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对香港的秘密贸易工作。期间，他收藏了很多古玩，以陶瓷、字画居多。1955年被捕时，大部分财物被抄走。余下之物，文革时被曾龙摔碎烧光了。南长街四合院里装满四间房的书籍，大部分也在袁殊入狱后捐出。平反后，发还了抄走的物品，其中多是名人字画。
袁殊曾和曾龙谈论过日本文学。他说，日本文学的主要特征，不是曾龙所说的“沉闷”，而是淡淡的哀愁、含而不露的感伤，这是日本民族的特点：含蓄、坚韧、脆弱、轻狂，兼而有之。曾龙觉得，这一评价像极了袁殊的内心。
顾雪雍曾写过一篇纪念袁殊的文章。顾雪雍的舅舅恽逸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潘汉年派到岩井公馆协助袁殊工作。据恽逸群回忆，汪伪时期，有一年春节，袁殊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客厅等他，他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过了一会下来时，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
袁殊曾告诉曾龙，自己很怀念赵家楼的生活。
那是1949年，李克农将袁殊从大连调到北京，任中共情报总署亚洲处处长。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南小街的“赵家楼”，即五四运动时被火烧的曹汝霖旧宅。袁殊每天早上骑自行车上班，晚上回家。与王端离婚后，他干脆吃住在赵家楼，几乎终日伏案工作。这种无需隐蔽和周旋的日子，是他鼹鼠般的一生中难得的安宁时光。
每周六下午放学和寒暑假，曾龙、曾虎兄弟会去赵家楼跟父亲一起住。冬天房间里放一个大大的搪瓷炭火盆，也还是有些阴冷。袁殊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工作，或是和别人谈话，很少陪他们玩儿，只是周日会带他们出去吃一顿饭。
曾虎记得，早上睡醒时，总是能听到父亲咕嘟咕嘟煮咖啡的声音。
感情生活
曾龙并不讳言，父亲一生，女人无数。
袁殊曾在给他的信中承认：“要说我的一生，并不是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比如我私生活不检点。”曾龙说，袁殊相信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认为人的行为都受到性的欲望支配。
袁殊身材矮壮，长相普通，但在社交场上却如鱼得水。曾龙曾听母亲告诉他，袁殊跟上海的交际花胡慧琪（即《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老五”的原型）好过。他还从社会主义青年学院教授陈琼之对袁殊的采访笔记中看到，袁殊谈到过曾与蓝妮（曾为孙科二夫人）过从甚密。国民党特务英茵也曾与袁殊有过亲密接触。
曾龙问过袁殊：“与这么多女人有关系，组织不说你？”袁殊笑着说：“我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听得很严肃的，没说什么。”
袁殊多次向曾龙提起和演员王莹的青葱初恋。文革中，王莹被迫害致死，葬于香山乱岗。袁殊住在香山东宫二号时，曾让曾龙和曾虎去寻找王莹的墓地，遗憾未能找到。
袁殊留恋不已的，还有曾龙的母亲王端。
1941年，袁殊和马景星离婚后，与王端结婚。1942年到1945年，曾昭、曾曜、曾龙、曾虎相继出生。解放初期，王端被调到中调部工作，不适应机关生活，夫妻频繁吵架，1953年与袁殊离婚去了上海。因受袁殊问题牵连，文革时，王端跳江自杀。平反后，袁殊听到王端去世的经过后哭了，说：“真愚蠢，她要是不死，肯定会跟我复婚的。”那一晚，他一夜未眠。
袁殊1977年第一次回家探亲时，就跟曾龙提起，想找个伴侣一起生活。
1981年的一天，香山南营的邻居告诉曾龙，袁殊跟家里20岁的小保姆拉拉扯扯，最好注意影响。曾龙非常恼火，跟袁殊大发了一通脾气。袁殊坐在一边，面无表情，一句话不反驳。
一个星期天，赵如宝来探望时，曾曜正给袁殊洗脸，梳头，刮胡子，给脸上擦油，换干净衣服。赵如宝问这是在干吗，袁殊捂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摆摆手说：“我要去约会，你别管我。”
袁殊晚年接触的对象不少，但都没能走到一起。“他就是希望有个家庭的温暖环境。”赵如宝说。
1986年的一天，袁殊告诉曾龙：“我决定不结婚了。”曾龙觉得，父亲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了。
健康恶化
进入1985年，袁殊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两度中风使他的脑组织受损，导致脑软化，无法控制情绪。他变得喜怒无常，有时发牢骚、骂人，有时又突然大哭大叫。
1985年，夏衍出版了《懒寻旧梦录》，其中露出袁殊1935年因“怪西人案”被捕时叛变自首的弦外之音。
1935年5月，上海发生“怪西人”案件。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被捕后，始终一言不发，被称为“怪西人”。军统不知其身份，只从其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写有袁殊的名字，袁殊因此被捕（8个月后被营救出狱）。之后，夏衍认为自己险些被诱捕，怀疑袁殊叛变。
1980年袁殊第三次从劳改农场回京时，曾虎曾陪他去见了夏衍。回来的路上，袁殊说，该谈的问题都谈清楚了。看到《懒寻旧梦录》，袁殊十分恼火，用抖动的手勉强写了份书面材料，要求组织澄清此事。
老干部局局长朱玉琳告诉曾龙：“组织是根据事实来说话的，夏衍没有被捕，组织自然不会采纳他的说法。”
一位部领导告诉曾龙，1954年审干中袁殊的政治结论就是自己做的。“1935年被捕不是什么大事，袁殊立过大功，小毛病不少，就是文人那一套，吃啊喝啊找个女人之类的。”
院里的老干部局经常组织活动，下棋、打牌，请袁殊去，他从不参加。“他也觉得孤单，但他总认为别人说他是汉奸叛徒，到人群里会惶恐不安。”曾龙说。
部里很多老同志都对袁殊的案子十分同情。一位老干部曾对曾龙说：“袁殊立下的功劳比我们多。”
1986年后，袁殊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更加糟糕，因脑血栓、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多次住院。他眼睛看不清报纸，抖动的双手也无法握笔，整天在轮椅上枯坐。以前，他尚能记日记和写诗，他说他的诗是写给自己看的，时至当时，他只能在终日冥想中度过。一次，他对曾龙说：“我现在跟关在秦城监狱没两样。”
他有时神志已不清楚。有一次，他去看楼适夷，说：“我觉得咱们可以把陈琼之（采访他的人）发展进来了，经过我的观察，她是可以发展的。”
他去中直机关院里的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方：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关灯”
1986年的一天，袁殊把全家人召集到家中，突然公布了遗嘱。
遗嘱经过了律师公证，主要有三条：第一，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里的房子统归曾曜所有。第二，家中所有的物品统归曾虎所有。第三，所有的书籍留给马元曦的女儿张晓丹。
袁殊曾说，子女长大以后，父母子女关系就是社会关系。曾龙从小和袁殊住在一起，袁殊刚回北京时，也是曾龙照顾他最多，但晚年，父子俩反而疏远了，袁殊甚至一度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曾龙说，自己是个闲散的人，而父亲是个事业型的人。“咱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袁殊说。
1987年年初，袁殊提出，要子女们搬来跟他同住。他说：“我活不了多久了，住在一起热闹一点。”但他日益无常的脾气让子女们望而生畏，且各自忙于工作，都没有搬去。
后来，曾龙在曾曜的劝说下准备搬过去。就在这时，袁殊出事了。
当时，他赶走了保姆，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两天，结果从床上滚下来，摔断了大腿骨。曾龙后来猜测，这一举动有自杀的成分。
曾曜发现后，把袁殊送进了309医院。马元曦和曾昭已迁居美国，袁殊住院的12天里，曾龙、曾曜、曾虎轮流看护。
一天早上4点钟，在曾龙的劝说下，一个星期没吃东西的袁殊勉强同意喝点牛奶。曾龙喂他喝下一小碗。喝完后，袁殊说：“关灯。”说时气息微弱。
曾龙猛然想起，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时，父子俩同住在永安里的小房子里。那是成年后他唯一跟父亲共度的一晚。袁殊早上4点多就起床，扰得他睡不着，他抱怨道：“你那么早起来，我还没睡够呢，你关灯吧。”袁殊就把灯关了。
曾龙伸手准备去关灯，袁殊却拉过他的手，亲吻了一下。
第二天晚上七点，曾虎接替曾龙值班。曾龙回家刚睡下不久，曾虎就打来电话，告知父亲不行了，正在抢救。
深夜零时30分，袁殊离开人世，终年76岁。
这一天是11月26日，大雪。袁殊的遗体从病房推往太平间时，风停雪止，庭院里满树银花。
袁殊去世后，七八本日记大部分都没了踪影。保姆告诉曾龙，曾见到袁殊在去世半年前烧了一些东西。
子女们曾劝父亲写回忆录，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并交待子女们：“你们也不要写。”曾虎偶尔问起袁殊过去的间谍生涯，他会一脸神秘地说，这都是党的机密，不能随便讲。
1987年12月2日，国家安全部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之后，袁殊的骨灰盒被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安放在了八宝山烈士陵园的烈士墙上。
………………………………………………
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
毛除之而后快的中共“五方特务”
中共军网开始刊登“军事解密”系列，首个系列讲述的乃是中共“红色特工”，其中就包括中共绝无仅有的“五方特务”袁殊。其“五方特务”的意思是除了为中共提供情报外，还同时兼有中统、军统、日伪以及青红帮成员等多重身份。
这样的人物在近代历史上十分罕见，不过，军网没有披露的是他可悲的下场。笔者文中的若干史料来自顾雪雍撰写的《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一文。顾雪雍的舅父恽逸群曾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长，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是袁殊的结拜兄弟，因此了解不少内幕。
误入歧途，成为“五方特务”
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的袁殊，早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时，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16岁时参加北伐战争，左倾思想出现端倪。之后留学日本，学习新闻学，并开始接触马恩思想。回国后，他担任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左联刊物《文艺新闻》周刊，并积极发表著作和译作，宣传马克思主义。
不久，袁殊离开左联，1931年加入中共并参加了中共中央特科，在中共另一个有名的特务头子潘汉年手下从事情报工作。潘汉年要求他逐渐退去左的色彩，变成灰色人物，打入国民党上层。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这也使他获取的涉日情报又快又准。岩井后来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
为了获取更广泛的情报，袁殊还加入了上海有名的青红帮，成为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的兄弟。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自此，袁殊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为中共输送多方情报。
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与日本领事馆的关系，引起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重视，他也因此获得了军统身份，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来他还出面组织了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的行动，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后，因身份被南京伪政府特务组织识破，袁殊差点被处死。在生死关头，岩井将其救下。为感谢岩井救命之恩，袁参加了日寇的特别调查组和后来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公开了汉奸身份。
至此，袁殊成为了拥有五方背景的“五方特务”，但其核心还是为中共服务。
为中共提供大量情报
有着如此多重身份的袁殊，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直至1946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甚至利用日本人岩井英一的钱为中共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彼时，“岩井公馆”几乎成为中共的情报工作据点。他从日本人手中获取的情报包括远东慕尼克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的变化、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等等，而他交给日本人的情报则没有什么特别价值。
中共依据这些情报，建立了通往中共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方便人员进出，而栗裕部队则凭借及时的情报，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至于给国民党军统的情报，袁殊则是有选择性的。但他亦接受军统的命令，还为军统组织了两次特别行动，比如暗杀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等。
在日伪期间，袁殊的种种努力，很受日寇赞赏，于是安排他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许多重要伪职，如清乡政工团团长、教育厅长、宣传部长、保安司令等，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他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
参与屠杀国民党报人
根据顾雪雍的文章，袁殊之所以能得到日本人的信任，还在于他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在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后，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日伪政府于是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先后有近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
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于是人们渐渐将怀疑的目光集中在袁殊身上，因为日伪特务是不了解报界情况的，而名记者袁殊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他向日伪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单。
这说明，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而这背后折射的是中共假抗日、真破坏的险恶用心。
代表中共与日军秘密谈判
1955年潘汉年被捕时，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事实上，潘的真正罪名是在毛的授意下，与日军秘密谈判。
顾雪雍在文章中披露，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就制定了“联日反蒋”的谋略，并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让其派人代表毛与日军谈判。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
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通报了会谈内容。
潘汉年代表毛与日寇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毫无疑问，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改名但抹不去印记
由于袁殊的成功伪装，国民党一直都没有识破其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晓袁殊去了中共的根据地，“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也就是曾庆红的老爸亲自找袁殊谈话，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此后，他在山东、东北、大连等地从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军人侨民中收集情报等工作。然而，名字虽然改了，但历史的印记无法抹去。袁殊的余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坐了二十多年中共的牢
中共建政后，袁殊来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其上级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的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果不其然，潘汉年很快被逮捕，受其牵连，袁殊也随后被捕，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袁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不知道他为何而“羞”。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到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0年回到北京。其妻子离婚后再嫁，文革中不堪批斗而自杀，两个儿子与他划清了界线。而潘汉年早已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
受潘、袁案牵连的共有2千多人，这是中共炮制的又一大冤案，而根本原因是潘和袁掌握了毛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毛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必须将知情者灭口，而这是毛一贯的残忍作风。
死前常嚎啕大哭
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袁殊被中共平反，但精神状况不佳。据恽逸群回忆：“有一年春节，袁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他家客厅里等他，袁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等一会走下与大家见面，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
晚年，袁殊回忆几十年曲折多变的经历，几十年的坎坷苦难，精神时时受到折磨，最后竟像疯子一样大叫大喊，大哭大闹，狂燥不安。1987年11月26日，袁殊死于北京，应了潘汉年那句谶语：“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2016-09-07
--------------------
related post:
https://briteming.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1693.html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