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愚蠢都是甘于愚蠢

悲观与乐观，从来不是心理问题，而关乎一个人的代际、思维、视野、阅历等。譬如对中国的前途，老辈往往悲观，中生代、新生代相对乐观；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往往悲观，坚信一代更胜一代，相对乐观；抱残守缺，闭目塞听，往往悲观，敢于接受、体验新事物，相对乐观；言必称国民性与历史经验，往往悲观，能够洞悉到技术的力量、社会结构剧变等，相对乐观；感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往往悲观，相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相对乐观……当然悲观不是毒药，乐观亦非解药，我更愿视之为变量，往大了说，可影响国运，往小了说，将决定我们怎么度过自己的一生。（2018年4月26日）

有人用"低俗的权利"为内涵-段子等辩护。其实，权利就是权利，无须拆分为"高尚""低俗"，其合理分类应是言论权、结社权等，这才是内涵段子们的合法性根基。说到低俗，不由想起奥威尔所定义的"新话"（Newspeak），对于这些经过政治制造或加工而面目暧昧的词语，必须慎用，哪怕用于反对、反抗，依然正中权力者下怀，正所谓"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刀尔登语）。

除了"新话"对语言和思维的污染、侵蚀，低俗之争还指向一个问题：谁来定义低俗？道德的形成，有赖于传统和市场的力量，这恰恰是政府应该退避与尊重的边界。我们都知道政教分离的原则，同理，政府与道德也该分离。当政府把持了道德的定义权，每一个公民都将被视为无耻小人，正如政府作为教育者，哪怕我们活到八十岁，都将是未成年人。（2018年4月13日）

今天是王小波先生的忌日。他猝死前一天清晨，给好友刘晓阳发了一封邮件："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

这可视作王小波的绝笔，尤其"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一句，犹如天鹅之歌，振聋发聩。他自问"是不是太狂了"，其实一点都不狂，或者说，这不是狂，而是自信，而是勇气。他死后二十年来，中国的自由派学理渐趋成熟，实践步履蹒跚，这背后原因之一，无疑是缺乏自信和勇气，而沉湎于悲观主义与历史宿命论，甚至滑向犬儒的泥沼。相反，在王小波之前，那些自由派的先驱，大都具有"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的气魄和使命感，譬如胡适留美归国，引荷马史诗自况："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2018年4月11日）

有人比较鲁迅与胡适，称鲁迅只找人性的毛病，从不找制度的毛病，胡适只找制度的毛病，从不找人性的毛病；鲁迅志在立人，胡适志在立宪。这么说，有意把二人对立开来，未免鲁莽灭裂。其实青年胡适曾与鲁迅一样，以"树人""立人"为志业。1916年1月25日夜，留美的胡适致信留日的许怡荪云："……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纵观胡适一生，并未辜负这番话。他深知救国的根本之道，用他的话讲，即"造因之道"，在于树人、立人，然而立人并非要改造人性，人性本不可改造，只可规约，规约人性的最佳工具，正是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找制度的毛病与找人性的毛病乃是一体，不可分裂。（2018年4月2日）

这些年关注教育，有一点深切感触：相对于学校教育的越来越压抑，学校外教育则越来越多元、自由，诸如国际教育、网络教育、游学班等，如野花盛开，令人目不暇给，而且其中一些门槛并不高，一堂课不到十元，普罗俱可承担，要言之，只要你想接受自由教育或者说更好的教育，那就一定能接受，正如在这个时代，只要你不想愚蠢，那就不会愚蠢，所有愚蠢都是甘于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