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配得上民主吗？
友人：有一些认为，中国不可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或者中国的文化，并不适合实行民主政治；如果中国勉强进行民主选举，就会使国家陷入混乱与动荡，最终又会回到专制或独裁统治。对于这种观点，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观点都是毫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实行各种 各样的专制和独裁统治，这一事实使不少人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的素质，或者中国的文化，是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而当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一直都实行专制和独裁统 治时，这些人又倒过来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或者说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专制统治，不能实行民主政治。
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循环论证的实质。假设在肺结核尚未被人们认知时，一个人得了这种病，并且一直都在咳嗽。有人可能会说，这个 人一直咳嗽，是因为他体质不好。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为咳嗽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原因或解释，但这种解释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伪解释。隐藏在这种伪解释背后 的，就是循环论证，因为“体质不好”这一原因，原本就是从“一直咳嗽”这一事实中推出的结论。
友人：伪解释是否就是错误的解释？
张雪忠：不是。伪解释作为一种虚假的解释，连被称为“错误”的资格都没有。错误的解释，仍不失为是有意义的解释，因为它体现了人类追求知识的尝试和 努力。例如，如果上面说的咳嗽患者非常喜欢喝普洱茶，有人可能会解释说，他之所以一直咳嗽，是因为普洱茶喝得太多。人们只要调查一下类似咳嗽患者中，喜欢 喝普洱茶者所占的比例，以及喜欢喝普洱茶者中，类似咳嗽患者所占的比例，就会发现这种解释可能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的解释，仍是一种追求知识的努力，因为 它确实是在探究事物之间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相反，伪解释则往往陷入并满足于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伪解释不包含任何知识的成分，却具有一种看似知识的假象， 因而时常妨碍人们追求真正的知识。
对于咳嗽的病因，人们不能满足于“体质太差”的笼统说法，而应从患者的身体中寻找具体的原因。如果人们在患者体内发现的结核菌，并弄请了结核菌的致 病机理，那就算是找到了病症的真正原因，同时也为病症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解释。同样，对于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人们也不能满足于“中国人的素质或 中国的文化不适合民主”的笼统说法，而应该努力寻找真正的、具体的原因。比如，人们或许可以认为，中国人对皇权和等级思想的普遍认同，是长期的帝王专制统 治的原因之一。而这种普遍的认同，本身又有其自己的原因。以此类推，便可形成不同事物之间依次接续的因果链条。
友人：与那些笼统的说法相比，对这些因果关系的认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张雪忠：那些笼统的说法属于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因此根本算不上是知识，而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则是真正的知识。知识的作用，不仅仅是帮助人 们理解已经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影响或控制未来的事件。比如，人们一旦认识了结核菌及其致病机理，就有可能找到治疗的方法，进而祛除患者的病 症。如果了解了肺结核的传染源及传染途径，人们甚至还可以预防结核病的发生。而“患者体质太差”的笼统说法，对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同样，如果人们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或中国的文化有问题，那就自然会认为，中国只能继续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不 可能实行民主政治。因为，除非把中国人从种族上改造成“非中国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永远只能拥有“中国人”的素质以及“中国”的文化。但如果 人们能够找到长期专制统治的真正的、具体的原因（比如，中国人长期以来皇权及等级观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并不需要对中国人进行种族上的改造，只 需努力改变中国人头脑中既有的观念（由于人是有理性的、可教化的生灵，这一点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中国人就有可能接受和适应不同的政治制度。
友人：你是说，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可以引发政治制度的变化？
张雪忠：是的。你要知道，欧洲各国在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也是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君权神授和贵族特权思想，也一直被欧洲人广泛接受和认 同。特别是从15世纪开始，在王权在与教会、贵族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一批“新君主国”，权力日益集中到君主手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是这一批专制君主的 典型代表。但即使是在法国这种具有长久的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人们也难免要质疑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在事实上的必要性，以及在道德上的正当性。
比如，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西耶斯发表的《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这两本小册子，就曾使很多法国人改变了既有的观念，开始接受人人平等的政治理 念。更不用说在此之前，人们早已开始质疑君主专制体制为自己辩护时所采用的神学原则，并质疑其政治、社会与经济机构运转的效率和公正性。一旦人们发现，君 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在事实上是不必要的，在道德上也是不正当的，原有的政治制度也就难以为继。
除了本国出现的新的思想资源，外来思想资源的输入，同样可以引发人们观念的改变。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王朝的覆灭，其结果只是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 因为，由于缺乏与皇权观念相竞争的思想资源，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与王朝体制不同的政制形式。但到了晚清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时，人们不但看到了西方国 家的坚船利炮，也接触到了西方的共和与宪政思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君主专制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体，并且是完全可以用更好的政体取代的。你要知 道，在袁世凯称帝之前，他的实力是很强大的，权位也是很稳固的。但在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之后，他仍执迷不悟地要恢复君主制，最终只能得到一个众叛亲 离、忧愤而终的下场。随后的张勋复辟，更是在12天之内就宣告破产。
因为中国有二千多年专制统治的历史，就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政治民主，这种观点不但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 政治制度，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能够建成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也完全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既然那些故去的祖先，对我们今天的决定和行为，已经不 能施加任何影响和限制，我们怎么能把自己所处的现状归咎于他们呢？
诚然，我们的祖先并未给我们遗留多少有利于民主宪政的思想资源，但他们也没有限制我们从任何别的地方，去汲取和借鉴这一类的资源。实际上，二千多年 专制统治的历史，不但不应让我们放弃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反而应该成为我们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动力：既然我们的国家已经遭受了至少二千多年专制统治的折磨， 我们怎么还能听任它继续在专制的淫威下苟延残喘？我相信，一个国家越是长时间受困于奴役、专制和不公的黑夜，就越有理由期盼自由、民主和公正的黎明。
友人：我同意你的说法，人的观念是可以改变的，外来思想也会引起人们观念的改变。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就是这种观念变化的结果。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仍然没有建成民主、自由、共和的宪政国家，人们难道真的就完全没有理由感到灰心吗？
张雪忠：在那么多的先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之后，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人仍然不能享有自由和民主，整个国家到处都是腐败与不公，这确 实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这根本就不能构成“中国例外论”或“中国特殊论”的理由，因为，即使是那些发达的民主国家，在它们最终确立稳定的民主制度之前，也 都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挫折或失败。
例如，自1789年的大革命之后，法国先后经历了恐怖时期、督政府、拿破仑的执政府和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短暂的第二共和国、拿破仑三世 的第二帝国，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以1877年10月的议会选举及1879年1月麦克马洪总统辞职为标志，法国才算建立了稳定的、以普遍选举为基础的民主 共和体制。
再如，自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贿赂苏格兰人退兵的费用，于1640年召集国会（史称长国会）起，英国先后经历了大内战、共和政治、护国政治、查理二世复辟，以及詹姆斯二世恢复专制主义的尝试，直到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英国人才算最终摆脱了王权专制的威胁。
友人：如果中国发生政治变革，在政治转型过程中，重蹈失败覆辙的可能性大不大？
张雪忠：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灵，而理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一个国家在经历多次转型失败之 后，人们对各种错误的转型路径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和警惕，对国家转型的正确方向也会有更广泛的共识。同时，不同的政治派别更可能体认自身力量的限度，在参与 国家政治生活时，也会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妥协精神。
比如，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80年的政治纷争，于1870年建立了第三共和国。其实，第三共和国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被推出的，且在成立初期饱受各种 严重的威胁，但它最终却能持久地存在。在二战结束时，即使是像戴高乐这种认为“法国人民配不上法国的伟大和光荣”的人，也从来没想过要挑战法国政治生活中 的民主原则。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第三共和国之所以能克服各种困难和危险，是因为自大革命以来，法国人经历了各种政体，最终发现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共和制 是“分歧最小的政体”。而在英国，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在经历了多年的内战、屠杀、放逐和报复之后，人们终于学会了以宽容和妥协 的态度，来处理经过多年残酷争斗仍未能解决的宗教和政治分歧。
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经历的挫折与失败，如果我们感到绝望，甚至放弃努力，那么众多先烈们的鲜血就完全是白流了。我相信，他们无惧流血和牺牲，是为 了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希望，而不是为了让后人感到绝望；是为了让中国人活得自由而有尊严，而不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天生低贱无能。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健全的心 态来对待过去的失败，也就是努力从过去的失败中总结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便在继续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智和稳健。我们在感叹过去的失败如 此之多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离成功其实已非常之近！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已有不少国家完成了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与转型，并且转型的过程大多较为平稳和顺利。这其中包括原东欧的社 会主义国家、原前苏的各加盟共和国，以及近期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被冠以“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之类的称号，本来 就是因为它们平稳、缓和的特点。甚至是在伊拉克、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一旦独裁者被打倒，就政治方面而言，以普选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也都是人们在重建国家 过程中的普遍共识。
实际上，从过去两百多年的人类历史中，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趋势：总体而言，越是晚近进行的民主转型，其过程越是平稳、顺利和迅速。这一趋势，也是 和人类知识积累的一般规律相契合的，因为，在那些晚近进行的民主转型中，人们总是有更多的国内国外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和参考。
友人：假如你说的有道理，那为什么还有不少中国人，仍认为自己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民主呢？
张雪忠：既然“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说法，毫无逻辑和事实上的根据，那么，如果还有人坚持这样的说法，其原因只能是出在心理方面。实际上，持这种说 法的人，有不少原本是比较富于正义感和理想主义的，他们对中国当前的一党专政体制也极为厌恶。但是，尽管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本身绝非不可能的，在一党专政的 高压体制下，追求民主毕竟还是要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的。这些困难和风险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面对和承受的。由于放弃一种困难但却可能的追求，往往是一种懦 弱的表现，而放弃一种根本不可能的追求，则无疑是一种明智的表现，因此，那些厌恶专制却又不敢追求民主的人，为了把自己的懦弱修饰成明智，或者说出于心理 上的自我正当化的需要，总喜欢坚持“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说法。
当然，执政党的刻意宣教，在散布这种说法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总是喜欢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伟大英明，另一方面则把 被统治者说成是下贱无知，似乎后者离开了前者的压迫就一天活不下去。但这种卑劣、自私和无理的说辞，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你可以想一想：如果十三亿中国人 真的是素质低下、顽劣不化，那怎么可能从中产生出一个有八千万成员的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政党？
友人：有一些认为，中国不可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或者中国的文化，并不适合实行民主政治；如果中国勉强进行民主选举，就会使国家陷入混乱与动荡，最终又会回到专制或独裁统治。对于这种观点，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观点都是毫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实行各种 各样的专制和独裁统治，这一事实使不少人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的素质，或者中国的文化，是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而当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一直都实行专制和独裁统 治时，这些人又倒过来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或者说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专制统治，不能实行民主政治。
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循环论证的实质。假设在肺结核尚未被人们认知时，一个人得了这种病，并且一直都在咳嗽。有人可能会说，这个 人一直咳嗽，是因为他体质不好。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为咳嗽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原因或解释，但这种解释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伪解释。隐藏在这种伪解释背后 的，就是循环论证，因为“体质不好”这一原因，原本就是从“一直咳嗽”这一事实中推出的结论。
友人：伪解释是否就是错误的解释？
张雪忠：不是。伪解释作为一种虚假的解释，连被称为“错误”的资格都没有。错误的解释，仍不失为是有意义的解释，因为它体现了人类追求知识的尝试和 努力。例如，如果上面说的咳嗽患者非常喜欢喝普洱茶，有人可能会解释说，他之所以一直咳嗽，是因为普洱茶喝得太多。人们只要调查一下类似咳嗽患者中，喜欢 喝普洱茶者所占的比例，以及喜欢喝普洱茶者中，类似咳嗽患者所占的比例，就会发现这种解释可能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的解释，仍是一种追求知识的努力，因为 它确实是在探究事物之间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相反，伪解释则往往陷入并满足于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伪解释不包含任何知识的成分，却具有一种看似知识的假象， 因而时常妨碍人们追求真正的知识。
对于咳嗽的病因，人们不能满足于“体质太差”的笼统说法，而应从患者的身体中寻找具体的原因。如果人们在患者体内发现的结核菌，并弄请了结核菌的致 病机理，那就算是找到了病症的真正原因，同时也为病症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解释。同样，对于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人们也不能满足于“中国人的素质或 中国的文化不适合民主”的笼统说法，而应该努力寻找真正的、具体的原因。比如，人们或许可以认为，中国人对皇权和等级思想的普遍认同，是长期的帝王专制统 治的原因之一。而这种普遍的认同，本身又有其自己的原因。以此类推，便可形成不同事物之间依次接续的因果链条。
友人：与那些笼统的说法相比，对这些因果关系的认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张雪忠：那些笼统的说法属于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因此根本算不上是知识，而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则是真正的知识。知识的作用，不仅仅是帮助人 们理解已经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影响或控制未来的事件。比如，人们一旦认识了结核菌及其致病机理，就有可能找到治疗的方法，进而祛除患者的病 症。如果了解了肺结核的传染源及传染途径，人们甚至还可以预防结核病的发生。而“患者体质太差”的笼统说法，对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同样，如果人们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或中国的文化有问题，那就自然会认为，中国只能继续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不 可能实行民主政治。因为，除非把中国人从种族上改造成“非中国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永远只能拥有“中国人”的素质以及“中国”的文化。但如果 人们能够找到长期专制统治的真正的、具体的原因（比如，中国人长期以来皇权及等级观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并不需要对中国人进行种族上的改造，只 需努力改变中国人头脑中既有的观念（由于人是有理性的、可教化的生灵，这一点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中国人就有可能接受和适应不同的政治制度。
友人：你是说，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可以引发政治制度的变化？
张雪忠：是的。你要知道，欧洲各国在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也是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君权神授和贵族特权思想，也一直被欧洲人广泛接受和认 同。特别是从15世纪开始，在王权在与教会、贵族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一批“新君主国”，权力日益集中到君主手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是这一批专制君主的 典型代表。但即使是在法国这种具有长久的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人们也难免要质疑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在事实上的必要性，以及在道德上的正当性。
比如，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西耶斯发表的《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这两本小册子，就曾使很多法国人改变了既有的观念，开始接受人人平等的政治理 念。更不用说在此之前，人们早已开始质疑君主专制体制为自己辩护时所采用的神学原则，并质疑其政治、社会与经济机构运转的效率和公正性。一旦人们发现，君 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在事实上是不必要的，在道德上也是不正当的，原有的政治制度也就难以为继。
除了本国出现的新的思想资源，外来思想资源的输入，同样可以引发人们观念的改变。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王朝的覆灭，其结果只是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 因为，由于缺乏与皇权观念相竞争的思想资源，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与王朝体制不同的政制形式。但到了晚清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时，人们不但看到了西方国 家的坚船利炮，也接触到了西方的共和与宪政思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君主专制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体，并且是完全可以用更好的政体取代的。你要知 道，在袁世凯称帝之前，他的实力是很强大的，权位也是很稳固的。但在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之后，他仍执迷不悟地要恢复君主制，最终只能得到一个众叛亲 离、忧愤而终的下场。随后的张勋复辟，更是在12天之内就宣告破产。
因为中国有二千多年专制统治的历史，就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政治民主，这种观点不但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 政治制度，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能够建成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也完全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既然那些故去的祖先，对我们今天的决定和行为，已经不 能施加任何影响和限制，我们怎么能把自己所处的现状归咎于他们呢？
诚然，我们的祖先并未给我们遗留多少有利于民主宪政的思想资源，但他们也没有限制我们从任何别的地方，去汲取和借鉴这一类的资源。实际上，二千多年 专制统治的历史，不但不应让我们放弃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反而应该成为我们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动力：既然我们的国家已经遭受了至少二千多年专制统治的折磨， 我们怎么还能听任它继续在专制的淫威下苟延残喘？我相信，一个国家越是长时间受困于奴役、专制和不公的黑夜，就越有理由期盼自由、民主和公正的黎明。
友人：我同意你的说法，人的观念是可以改变的，外来思想也会引起人们观念的改变。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就是这种观念变化的结果。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仍然没有建成民主、自由、共和的宪政国家，人们难道真的就完全没有理由感到灰心吗？
张雪忠：在那么多的先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之后，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人仍然不能享有自由和民主，整个国家到处都是腐败与不公，这确 实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这根本就不能构成“中国例外论”或“中国特殊论”的理由，因为，即使是那些发达的民主国家，在它们最终确立稳定的民主制度之前，也 都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挫折或失败。
例如，自1789年的大革命之后，法国先后经历了恐怖时期、督政府、拿破仑的执政府和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短暂的第二共和国、拿破仑三世 的第二帝国，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以1877年10月的议会选举及1879年1月麦克马洪总统辞职为标志，法国才算建立了稳定的、以普遍选举为基础的民主 共和体制。
再如，自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贿赂苏格兰人退兵的费用，于1640年召集国会（史称长国会）起，英国先后经历了大内战、共和政治、护国政治、查理二世复辟，以及詹姆斯二世恢复专制主义的尝试，直到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英国人才算最终摆脱了王权专制的威胁。
友人：如果中国发生政治变革，在政治转型过程中，重蹈失败覆辙的可能性大不大？
张雪忠：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灵，而理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一个国家在经历多次转型失败之 后，人们对各种错误的转型路径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和警惕，对国家转型的正确方向也会有更广泛的共识。同时，不同的政治派别更可能体认自身力量的限度，在参与 国家政治生活时，也会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妥协精神。
比如，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80年的政治纷争，于1870年建立了第三共和国。其实，第三共和国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被推出的，且在成立初期饱受各种 严重的威胁，但它最终却能持久地存在。在二战结束时，即使是像戴高乐这种认为“法国人民配不上法国的伟大和光荣”的人，也从来没想过要挑战法国政治生活中 的民主原则。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第三共和国之所以能克服各种困难和危险，是因为自大革命以来，法国人经历了各种政体，最终发现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共和制 是“分歧最小的政体”。而在英国，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在经历了多年的内战、屠杀、放逐和报复之后，人们终于学会了以宽容和妥协 的态度，来处理经过多年残酷争斗仍未能解决的宗教和政治分歧。
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经历的挫折与失败，如果我们感到绝望，甚至放弃努力，那么众多先烈们的鲜血就完全是白流了。我相信，他们无惧流血和牺牲，是为 了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希望，而不是为了让后人感到绝望；是为了让中国人活得自由而有尊严，而不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天生低贱无能。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健全的心 态来对待过去的失败，也就是努力从过去的失败中总结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便在继续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智和稳健。我们在感叹过去的失败如 此之多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离成功其实已非常之近！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已有不少国家完成了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与转型，并且转型的过程大多较为平稳和顺利。这其中包括原东欧的社 会主义国家、原前苏的各加盟共和国，以及近期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被冠以“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之类的称号，本来 就是因为它们平稳、缓和的特点。甚至是在伊拉克、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一旦独裁者被打倒，就政治方面而言，以普选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也都是人们在重建国家 过程中的普遍共识。
实际上，从过去两百多年的人类历史中，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趋势：总体而言，越是晚近进行的民主转型，其过程越是平稳、顺利和迅速。这一趋势，也是 和人类知识积累的一般规律相契合的，因为，在那些晚近进行的民主转型中，人们总是有更多的国内国外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和参考。
友人：假如你说的有道理，那为什么还有不少中国人，仍认为自己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民主呢？
张雪忠：既然“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说法，毫无逻辑和事实上的根据，那么，如果还有人坚持这样的说法，其原因只能是出在心理方面。实际上，持这种说 法的人，有不少原本是比较富于正义感和理想主义的，他们对中国当前的一党专政体制也极为厌恶。但是，尽管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本身绝非不可能的，在一党专政的 高压体制下，追求民主毕竟还是要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的。这些困难和风险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面对和承受的。由于放弃一种困难但却可能的追求，往往是一种懦 弱的表现，而放弃一种根本不可能的追求，则无疑是一种明智的表现，因此，那些厌恶专制却又不敢追求民主的人，为了把自己的懦弱修饰成明智，或者说出于心理 上的自我正当化的需要，总喜欢坚持“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说法。
当然，执政党的刻意宣教，在散布这种说法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总是喜欢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伟大英明，另一方面则把 被统治者说成是下贱无知，似乎后者离开了前者的压迫就一天活不下去。但这种卑劣、自私和无理的说辞，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你可以想一想：如果十三亿中国人 真的是素质低下、顽劣不化，那怎么可能从中产生出一个有八千万成员的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