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受贿党与行贿党
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受贿党和行贿党中间，这也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你吃了我的，就得替我说好话，至少不能再说我的坏话；你拿了我的，就得对我法外施恩，帮我一把，或者放我一马；若是吃饱了、拿够了、金钱美女全都收下了，那就免不了要同流合污，要替我做坏事、干脏活，关键时刻要“靠得住”、“是男儿”。
事实上，这条潜规则比宪法和党章更管用，不仅在受贿党和行贿党中间通行，在五毛党和吃饭党中间也照样通行：在五毛党，你拿了党的钱，就得为党发贴，加入了党国水军，就该“颂必中共”；在吃饭党，你端了体制的碗，吃了党国的饭，就要听党的话，为党干活，绝不可以“龇必中国”，“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据说这一句颇显低俗、很不高雅的大白话竟是习总原话。由此可见，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们的腐败党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虽说“顶层设计”有异，但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基本规则其实是完全相同的。
习近平是靠反腐败扬名、“打老虎”立威的政治强人。但很明显，他只反贪官、不改体制，只打老虎、不打规则，他并不想削弱“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这条腐败定律的有效性。相反，他要推广它、强化它，要把腐败党内部适用的潜规则转化为全党通用的显规则。所以，他要表彰并收编“自干五”，要恐吓并驱逐“砸锅党”。
“自干五”对抗“砸锅党”
所谓“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党”之简称，即未曾获得中共宣传思想文化管制机构的正式雇用，自愿白干活、不开薪，组织上没入五毛党、思想上入了五毛党、言行上比五毛党更加五毛党的那种人。因习总公开召见而暴得大名的周小平、花千芳即是“自干五”的卓越代表。
所谓“砸锅党”，这一名称取自习总“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重要指示”，是对那些身在体制内、却心在体制外，经常批评本党,本国、赞扬外党,外国、拒不执行“七不讲”、公然拒绝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体制中人的蔑称。看起来，“砸锅党”和“我党”一样人数众多，是一个超级大党。按相关权威部门的定性，近年来备受打击摧残的“公知”、大V、维权律师、揭黑记者，以及最近被《辽宁日报》卧底揭发的“龇必中国”的高校教师们，这些体制内的公民群体都有集体加入“砸锅党”的嫌疑。
按照新华网和《环球时报》的相关论述，“砸锅党”的外延也可以扩及港澳台同胞和外国友人。那些明里暗里得了“我党”我国的不少好处，“吃了我们的饭”，在中国大陆发了大财，却在关键时刻与反对“我党”的“敌对势力”眉来眼去、一唱一和，甚至于在国际媒体面前对“我党”出言不逊、大放厥词的港澳台同胞或“外国对华友好人士”，亦可列入“砸锅党”的黑名单。比如香港的“杜汶泽们”就是被新华社公开点名的香港“砸锅党”，内地有关部门通知书下架、文章禁发、微博封号、演出合约取消、广告禁播，以至回乡证吊销、签证拒发，港台和西方记者、“文艺工作者”们，诚然也在此种境外“砸锅党”之列。
中共大举收编“自干五”
在一个“全党共贪之、全国共腐之”，几乎人人自觉践行“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潜规则的特色腐败社会，“自干五”与“砸锅党”这两个群体是明显的例外：“自干五”不吃饭、白干活；“砸锅党”白吃饭、却砸锅。在与体制关系的图谱上，二者刚好处于谱系的两极，因此，“自干五”嫉恨“砸锅党”，“砸锅党”鄙视“自干五”，相互掐架，乃属正常。也许，正是这种相互对立的情绪掩盖了二者的共同点：他们都属于我们这个特色腐败社会里的异类。
但是，习近平不喜欢异类。于是乎，“自干五”的春天到了，他们有望转正，扔掉干粮，端起饭碗，被体制所收编；而“砸锅党”的冬天来了，他们受到恐吓，要么认错，要么认栽，或将被体制所淘汰。
习近平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满嘴跑火车的周小平、错别字连篇的花千芳，已于众目睽睽之下登堂入室。这是一个信号，《光明日报》立刻领会了圣意，公然宣布“‘自干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其行为无疑充满正能量”。有习总亲自撑腰，《光明日报》已经得意忘形，把党国雇佣“五毛”水军骚扰万千网民这等卑鄙勾当也公开说出来了，且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其脸皮之厚，正如以封锁、监控、偷窥为职业的中共网络管理机关堂而皇之在乌镇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样。从今往后，“自干五”再也不用自怨自艾了，党的光辉普照大地，即使是自愿给党干活，党也是不会亏待你的，面包会有的，饭碗也会有的，有总书记关照，颂圣贴、反美贴的单价一定远远不止五毛——让那些签了正式聘用合同、拿钱发贴、计件付酬的职业“五毛”们后悔去吧。当然，收编之后，“自干五”这个异类也就会慢慢消失了。
习近平亲疏有别、快意恩仇，这边厢“自干五”风风火火得赏，那边厢“砸锅党”灰灰溜溜受罚。《嘉兴日报》的王垚烽们，大学教堂里“龇必中国”的王守田、张雪忠们，数不胜数的据说上了某种黑名单的思想者、言论者、写作者、维权者们，以及曾经让党国不爽的港台艺人、商贾们，都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毅然决然地收回了饭碗：或组织开除，或媒体雪藏，或市场封杀。按照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环球时报》、《辽宁日报》步步升级的“系列论述”，习近平、共产党的“司马昭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一边整党、整风、整干，一边整媒体、整老师、整文人、整知识分子，这不就是毛泽东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的极权政治套路吗？瘾君子戒毒难、复吸易，共产党革新难、倒退易。习近平的中共中央于不知不觉之中走上了毛泽东整知识分子的回头路，这是中共的悲哀，更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不许“砸锅”者必自砸其锅
本来，任何一个组织、一个社会，只要不是意识形态挂帅，只要不强求思想统一、舆论一律，就或多或少都会有、也应该有所谓“自干五”与“砸锅党”的存在，也应该为其保留足够的合法存在的政治空间。
很多人不喜欢“自干五”（其实笔者也不喜欢），但我们应该为中国有“自干五”而感到庆幸，虽然他们凡事自觉“颂必中共”、“龇必西方敌对势力”，有一点弱智，有一点偏执，有一点“图样图森破”（网络流行语，出自江泽民斥责香港记者“too young，too simple”），但是，他们毕竟不是执行中宣部的统一部署，毕竟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语言（哪怕像周小平、花千芳那样满嘴跑火车、乱用成语）而没有完全照抄新华社通稿（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他们发表五毛言论（或者比五毛更五毛的言论）不是领任务、交差事，而是自发的、自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自由的。而自由的言论比正确的言论更可贵，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庆幸吗？
至于“砸锅党”，实在是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体制之内有人敢于指出其缺漏、批评其错误，得过体制好处的外人没有一味为该体制唱颂歌，宁愿做其诤友而不做其谀友，这正是体制健康存在之所必需。换言之，任何一个健康的组织、体制都应该有自己的“砸锅党”。中国之有“砸锅党”毫不足怪，倒是说出“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那种人、那种心态、那种思路霸道得有些奇怪。
喜听谀言是人之常情，但花钱雇人拍马屁就未免出格，收编包养拍马屁者，则是愚蠢；怕人揭丑也是人之常情，但封杀异议未必能够遮丑，或者反而自曝其丑，不许“砸锅”者，必自砸其锅。这些道理并不复杂，习近平应该懂的。从长时段来看，习近平收编“自干五”、驱逐“砸锅党”的意识形态新政，对于他的党、他的中央和他自己而言，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争鸣》2015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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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要做坚决的“砸锅党”。
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受贿党和行贿党中间，这也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你吃了我的，就得替我说好话，至少不能再说我的坏话；你拿了我的，就得对我法外施恩，帮我一把，或者放我一马；若是吃饱了、拿够了、金钱美女全都收下了，那就免不了要同流合污，要替我做坏事、干脏活，关键时刻要“靠得住”、“是男儿”。
事实上，这条潜规则比宪法和党章更管用，不仅在受贿党和行贿党中间通行，在五毛党和吃饭党中间也照样通行：在五毛党，你拿了党的钱，就得为党发贴，加入了党国水军，就该“颂必中共”；在吃饭党，你端了体制的碗，吃了党国的饭，就要听党的话，为党干活，绝不可以“龇必中国”，“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据说这一句颇显低俗、很不高雅的大白话竟是习总原话。由此可见，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们的腐败党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虽说“顶层设计”有异，但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基本规则其实是完全相同的。
习近平是靠反腐败扬名、“打老虎”立威的政治强人。但很明显，他只反贪官、不改体制，只打老虎、不打规则，他并不想削弱“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这条腐败定律的有效性。相反，他要推广它、强化它，要把腐败党内部适用的潜规则转化为全党通用的显规则。所以，他要表彰并收编“自干五”，要恐吓并驱逐“砸锅党”。
“自干五”对抗“砸锅党”
所谓“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党”之简称，即未曾获得中共宣传思想文化管制机构的正式雇用，自愿白干活、不开薪，组织上没入五毛党、思想上入了五毛党、言行上比五毛党更加五毛党的那种人。因习总公开召见而暴得大名的周小平、花千芳即是“自干五”的卓越代表。
所谓“砸锅党”，这一名称取自习总“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重要指示”，是对那些身在体制内、却心在体制外，经常批评本党,本国、赞扬外党,外国、拒不执行“七不讲”、公然拒绝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体制中人的蔑称。看起来，“砸锅党”和“我党”一样人数众多，是一个超级大党。按相关权威部门的定性，近年来备受打击摧残的“公知”、大V、维权律师、揭黑记者，以及最近被《辽宁日报》卧底揭发的“龇必中国”的高校教师们，这些体制内的公民群体都有集体加入“砸锅党”的嫌疑。
按照新华网和《环球时报》的相关论述，“砸锅党”的外延也可以扩及港澳台同胞和外国友人。那些明里暗里得了“我党”我国的不少好处，“吃了我们的饭”，在中国大陆发了大财，却在关键时刻与反对“我党”的“敌对势力”眉来眼去、一唱一和，甚至于在国际媒体面前对“我党”出言不逊、大放厥词的港澳台同胞或“外国对华友好人士”，亦可列入“砸锅党”的黑名单。比如香港的“杜汶泽们”就是被新华社公开点名的香港“砸锅党”，内地有关部门通知书下架、文章禁发、微博封号、演出合约取消、广告禁播，以至回乡证吊销、签证拒发，港台和西方记者、“文艺工作者”们，诚然也在此种境外“砸锅党”之列。
中共大举收编“自干五”
在一个“全党共贪之、全国共腐之”，几乎人人自觉践行“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潜规则的特色腐败社会，“自干五”与“砸锅党”这两个群体是明显的例外：“自干五”不吃饭、白干活；“砸锅党”白吃饭、却砸锅。在与体制关系的图谱上，二者刚好处于谱系的两极，因此，“自干五”嫉恨“砸锅党”，“砸锅党”鄙视“自干五”，相互掐架，乃属正常。也许，正是这种相互对立的情绪掩盖了二者的共同点：他们都属于我们这个特色腐败社会里的异类。
但是，习近平不喜欢异类。于是乎，“自干五”的春天到了，他们有望转正，扔掉干粮，端起饭碗，被体制所收编；而“砸锅党”的冬天来了，他们受到恐吓，要么认错，要么认栽，或将被体制所淘汰。
习近平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满嘴跑火车的周小平、错别字连篇的花千芳，已于众目睽睽之下登堂入室。这是一个信号，《光明日报》立刻领会了圣意，公然宣布“‘自干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其行为无疑充满正能量”。有习总亲自撑腰，《光明日报》已经得意忘形，把党国雇佣“五毛”水军骚扰万千网民这等卑鄙勾当也公开说出来了，且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其脸皮之厚，正如以封锁、监控、偷窥为职业的中共网络管理机关堂而皇之在乌镇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样。从今往后，“自干五”再也不用自怨自艾了，党的光辉普照大地，即使是自愿给党干活，党也是不会亏待你的，面包会有的，饭碗也会有的，有总书记关照，颂圣贴、反美贴的单价一定远远不止五毛——让那些签了正式聘用合同、拿钱发贴、计件付酬的职业“五毛”们后悔去吧。当然，收编之后，“自干五”这个异类也就会慢慢消失了。
习近平亲疏有别、快意恩仇，这边厢“自干五”风风火火得赏，那边厢“砸锅党”灰灰溜溜受罚。《嘉兴日报》的王垚烽们，大学教堂里“龇必中国”的王守田、张雪忠们，数不胜数的据说上了某种黑名单的思想者、言论者、写作者、维权者们，以及曾经让党国不爽的港台艺人、商贾们，都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毅然决然地收回了饭碗：或组织开除，或媒体雪藏，或市场封杀。按照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环球时报》、《辽宁日报》步步升级的“系列论述”，习近平、共产党的“司马昭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一边整党、整风、整干，一边整媒体、整老师、整文人、整知识分子，这不就是毛泽东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的极权政治套路吗？瘾君子戒毒难、复吸易，共产党革新难、倒退易。习近平的中共中央于不知不觉之中走上了毛泽东整知识分子的回头路，这是中共的悲哀，更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不许“砸锅”者必自砸其锅
本来，任何一个组织、一个社会，只要不是意识形态挂帅，只要不强求思想统一、舆论一律，就或多或少都会有、也应该有所谓“自干五”与“砸锅党”的存在，也应该为其保留足够的合法存在的政治空间。
很多人不喜欢“自干五”（其实笔者也不喜欢），但我们应该为中国有“自干五”而感到庆幸，虽然他们凡事自觉“颂必中共”、“龇必西方敌对势力”，有一点弱智，有一点偏执，有一点“图样图森破”（网络流行语，出自江泽民斥责香港记者“too young，too simple”），但是，他们毕竟不是执行中宣部的统一部署，毕竟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语言（哪怕像周小平、花千芳那样满嘴跑火车、乱用成语）而没有完全照抄新华社通稿（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他们发表五毛言论（或者比五毛更五毛的言论）不是领任务、交差事，而是自发的、自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自由的。而自由的言论比正确的言论更可贵，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庆幸吗？
至于“砸锅党”，实在是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体制之内有人敢于指出其缺漏、批评其错误，得过体制好处的外人没有一味为该体制唱颂歌，宁愿做其诤友而不做其谀友，这正是体制健康存在之所必需。换言之，任何一个健康的组织、体制都应该有自己的“砸锅党”。中国之有“砸锅党”毫不足怪，倒是说出“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那种人、那种心态、那种思路霸道得有些奇怪。
喜听谀言是人之常情，但花钱雇人拍马屁就未免出格，收编包养拍马屁者，则是愚蠢；怕人揭丑也是人之常情，但封杀异议未必能够遮丑，或者反而自曝其丑，不许“砸锅”者，必自砸其锅。这些道理并不复杂，习近平应该懂的。从长时段来看，习近平收编“自干五”、驱逐“砸锅党”的意识形态新政，对于他的党、他的中央和他自己而言，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争鸣》2015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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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要做坚决的“砸锅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