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在各国纪念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中国也举行了规模庞大的阅兵式。中国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苦，自然有必要纪念胜利。但是纪念不应停留在欢庆胜利、谴责侵略的层次上，更应当反思这场法西斯战争发生的原因。
如果只是简单认为自己是战胜国和受害者，军国主义、法西斯是日本、德国的事儿，仿佛这些国家就是特别残忍好斗，这些民族存在发动战争的“文化基因”，那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危险的。事实上，当年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正是以一战的战胜国姿态出现的。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是因为日本人特别“坏”或天然具有某种侵略性，而是它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受到彻底颠覆。如果国家制度出了根本问题，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法西斯。
今天虽然已离战争七十年之久，战争的阴影却并未远去，中日关系仍不时处于紧张状态。庆祝战争的结束，更要探讨当年何以开战，并从制度上防止战争重演，才算不忘前车之鉴。影响基本国策的因素当然很多，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走上战争道路，关键因素还是在于这个国家的制度。因为我们首先要问，这个国家到底是谁想打仗？又为什么能把这场仗打起来？
这个制度分析框架很简单，但是它能从本质上解释一个国家会或不会发生什么事。今年早些时候，国内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前口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可以说是揭示日本侵华制度原因的一部力作。这本篇幅不长的小书用一个个故事，很直观地反映了战争和新闻的关系，生动展现了一个国家要走向法西斯主义，首先就是要废掉民主、管控新闻，因为这两者是国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碍。当年日本走向战争，新闻管控下的媒体失职难辞其咎。
战争是国家行为，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在于国内政治制度。真正的民主国家之间之所以不会打仗，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家的重大决定最终要对多数选民负责，而人民一般不想主动打仗，因为平民百姓承受着战争的代价，而得不到战争的好处。即便当代战争的高科技武器已经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即便宪政国家的战时新闻报道也会受到一定限制，但至少一个民主国家对另一个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是难以想象的。发动战争的政客，在诸多的现实考量因素之外也要面对巨大的道义压力和国内民众的大规模抗议。
今年早些时候，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最后失败了，但是无论结果是什么，英格兰和苏格兰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谁也不会为此闹到动刀动枪的地步。如果哪位领导因为苏格兰独立而对它发动战争，那么人们一定认为这人得了精神病，这么离谱的政客第二天就要下台。
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一般不会对领土主权过分在意，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问题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不是那么直接，无论统一独立都还一样要过日子；而为了领土打仗却和自己关系很大，因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的。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国家的领土比较容易扩张，至少没有什么分裂的威胁，因为国家不靠仅仅武力维持主权，也要依靠优越的制度。如果这套制度能够给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国内没有各种特权、歧视、冲突、危机，相信大家都愿意同在一个国号下过日子。只要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这个世界本来是可以没有战争的。
然而，专制国家天生有更强的打仗动因，因为专制国家的决策由统治者说了算，而统治者自己并不直接承担战争的代价。仗打赢了，自己扩充疆土和财宝；即便打输了，一般也是割地赔款了事，只要不做亡国之君就不会危及自己家族的生活。既然战争对统治者利多弊少，专制国家之间很可能打仗，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也不好说。对于专制者来说，是否打仗从来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只是一个实力问题。如果国家贫弱或受制于国内危机，明智的统治者会选择韬光养晦；一旦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崛起”，则很快就会忘乎所以。
专制者不仅自己想打仗，而且会利用掌控的宣传机器对人民洗脑，把他们也忽悠起来认同领土主权的重要性，心甘情愿替自己做炮灰。侵华战争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满蒙权益论”，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好像不占领东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当然是纯粹瞎扯。战后日本也没有满蒙，资源跟原来一样贫瘠，不也发展得很好吗？诸如此类的“理论”只是专制者炮制出来蒙骗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在当时却糊弄了一大批人。今天围绕钓鱼岛等问题，这类言论似曾相识，不能不引起警惕。
1920年代，日本明治宪政秩序已经遭到军国主义势力破坏，原本相对独立的新闻媒体也遭到政府干涉和管控。《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总结了日本战时控制新闻的两种手段。一种是政治手段，一种是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就是政府对媒体的直接管控。和中国相比，日本有相当漫长的新闻史，既有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但是两者都不完善。譬如早在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媒体就曾和反对党联合起来，通过报道政府的丑闻，监督首相的行为，甚至成功逼迫内阁辞职。但是这种机制不够稳定，尤其是当时对新闻还存在着某些恶法。民主体制遭到破坏以后，军部就可以通过这些恶法来管控媒体、扭曲新闻。
经济手段则是军部通过右翼黑社会发动抵制运动，拒绝购买批评军国主义政策的报纸。《朝日新闻》是日本比较具有批判性的报纸，但右翼团体联合政府对发表反战言论的报纸发动“不买运动”，导致报纸的发行量急剧下滑。报纸市场化本来是日本媒体的优势，但是也使之在经济压力面前显得非常脆弱，经济制裁甚至比政治手段还管用。两者双管齐下，日本的全国性大媒体最终完全屈服了，甚至从战争的反对者变成了军国主义的宣扬鼓动者。媒体失守，舆论失衡，日本国民就成了聋子瞎子，很容易被军国主义宣传玩弄于股掌之上。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绝大多数国民相信政府发动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九一八”事变明明是日本间谍挑起，日本媒体一开始报道却说是中国人挑衅，日本予以反击是“正义之举”。南京大屠杀这么残酷的暴行，当时日本国内却根本不知道，到了东京审判的时候才知道。当时攻破了中国的首都，日本国内一片欢呼，都以为是皇军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日本政府操纵宣传机器给民众洗脑，掩盖战争真相造成的后果。假如当时能及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把反映侵略者暴行的照片发表到报纸上，日本国内就会产生一定的反战压力。美国之所以停止越南战争，和国内反战压力有很大关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不仅没有收手，而且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全面扩大到太平洋战争，都是在新闻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发生的。
讽刺的是，管控来管控去，日本政府把自己国民的眼睛耳朵堵得严严实实，对于战争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真正的国家军事机密却被英美悉数破译，毫无“秘密”可言。珍珠港袭击的发动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就是因为航程信息被破译，而被美国空军击毙的。新闻控制可以使军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却挽救不了战败的命运。
当然，即便在军国主义登峰造极之时，日本政府的新闻管控也并非完全铁板一块，新闻界也绝非死水一滩，尤其某些地方小媒体仍然坚持对战争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即便放到今天，这些言论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体现了当时日本少数记者、编辑和知识分子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深刻认识。他们的担当和勇气是今天的中国媒体人所不具备的，而日本政府对他们的批评似乎还有所忌惮，并不敢把他们直接打入大狱。
日本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学术自由和勇气，一些著名学者和公知敢于批评军部的政策。东京大学宪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曾屡次批评军部政策，包括满洲事变，虽然受到很大压力，但是政府也不能撤他的教职。还有一位京都大学左翼法学教授，因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被日本教育部勒令停职，而京都大学法学部的16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等39人竟提出集体辞呈，抗议这一决定。最后，京都大学的校长本人也辞职了。在人格独立上，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还远不如当年的日本。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向我们生动展示，日本侵华战争是如何在政府管控新闻的情况下发动并持续进行的。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要反思这场战争的制度原因和我们自己的制度现状。
法西斯好比一种病毒，一度侵袭过日本和德国，而它的变种也相继侵袭了俄国和中国。如今，德日都已经成为宪政民主国家，从根本上摆脱了这种病毒。虽然安倍政府似乎也试图加大对新闻的管控，但是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日本的新闻自由早已确立，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国家大政方针也不会发生近百年前那么离谱的事情。反过来，新闻自由的缺失已经让我们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饥荒”、“文革”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首先就是因为没有基本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一个国家可以发生任何事情，包括战争。不要以为战争结束七十年，法西斯就离我们远去了。只要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没有确立，任何人都不能打这个保票。
其实，要永久保障中日和平、彻底修复两国关系是不难的，前提是两国人民要在没有政府干扰的前提下，通过自由的交流去相互了解、增进感情，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实的日本，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只要国家不刻意塑造或限制新闻、不参与炮制各种“抗日神剧”，让人民之间在没有人为隔阂与误导的环境下自由交流，那么误解和仇恨终将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