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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8 September 2015

周其仁:中国经济怎么才能好起来

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人本身生理上就是有起有落的,所以经济增长也不一定起就是好,落就是坏。关键是要明白为什么起,为什么落。
  最近政府在忙十三五规划,我就想刚到北京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是六五,当时的计划指标是保四增五,GDP保住四个增长点,争取五个增长点,不敢想六以上的事。
  那后来为什么可以到十一、十二、十三?2007年,最高的季度增长率折成年率是15.1!中国经济很复杂,你可以看不同的层面,可以看很多不同的数据,但是如果时间非常有限,又希望把握大势,那看什么?就是看中国的成本,同样的东西,你能造我也能造,但我的价格比你低一大截,中国经济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为什么成本低?你关起门来这么多年,老百姓工资比人家低几十倍,所有的要素价格都比别人低得多。那你只要比别人会做,比别人价格低,市场就是你的,需求会向你倾斜,拉一把就拉起来了。我总说,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就是两个海平面,过去靠人工筑坝拦着,坝一拆掉,高海拔的水就灌进来了。这个落差的势能释放,支撑了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增长。
  那么今天的新问题是什么呢?反正我是没有料到这么快中国的成本优势就没有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没有了!
  去年8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如果以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那中国是96,只比美国低4个点。
  有人会说,工人工资涨得太快。但中国制造的成本不完全是工人的工资,我们的综合成本也在高速增长,这里头很大一块不是市场供求形成的成本增长。我们的综合成本跟发达经济体靠的太近,迅速靠近,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来最主要的原因。
  成本一上去,made in China就贵了,东西贵了一点,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动。为什么?因为中国还没有形成另外一个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在我看来就是两个,一个是成本优势,另一个是独到性优势。你老有别人造不出来的东西,这就是独到性优势,有了这种优势,你的东西贵一点甚至贵很多也没关系。比如苹果手机,这么贵,卖得还这么好,8年时间卖掉7亿部!
  以色列国家不大,但有很多独到性优势,今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受刺激了。举个例子,手机为什么能做这么薄?一个关键问题是解决散热,摩尔定律,芯片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功能越强大,释放的热量就越多,需要的散热设备散热空间就越大。但是以色列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芯片功能提升,热量反而下降。这样才能实现移动通讯,手机才能越做越薄。
  这就是独到性优势,期望中国将来也会有这个优势。但现在中国经济整体而言不是靠独到性优势吃饭,中国经济高增长靠得是made in China,制造业是我们所有行业繁荣的基础,made in China靠的是China price,你会造我也会造,但是我比你便宜。
  现在的新挑战就是这个便宜优势在迅速的消失。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下一步怎么走?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只比中国高四个点,他手里还有独到性优势,中国怎么跟他竞争?
  所以你看现在主调就是转型、创新。问题是创新、转型没有那么快。你说创新,这个话好讲,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以色列人解决芯片散热问题,最关键的是一开始的那个想法,为什么大家都一百来斤,我们就没有这个想法?
  追问下去,过程会很长。这次我跟一批企业家去以色列,一个拉比来给我们讲以色列教育对创新的贡献。拉比就是牧师,拉比在犹太民族中的地位比一般信教国家的牧师要高。
  拉比讲了一件事情,在以色列家庭,孩子放学回来,母亲不会问你考了几分,老师教了什么,你学会没有,而是会问孩子,今天你问了问题吗?问了好问题吗?
  我们同行的三四十个人都受刺激了,这趟刺激最大的就是这件事。回去就开始问孩子,你今天问问题了吗?这算种子埋下去了吧,但这个种子能收获吗?也许孩子今天去问问题,明天可能就被掐死,跟老师说的不一样,考试成绩就不行了。而要把整个系统调过来,换成一个敢有想法、不断产生好想法的系统,要多长时间?
  所以,不是说总理说了要创新,报纸头条登了要创新,就立刻有很多新想法好想法,这个得一天天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那么当下怎么办?只有从经验中研究,才能发现办法。
  比如餐饮业为什么好?八项规定不准吃喝,年初谁看好餐饮业?很多高档餐饮店也真关门了,但是中低端餐饮业起来了。北京金融街那么贵的地段,高档店关门了,外婆家开进去了,吃饭要排队。什么意思?价格低需求量就大。
  再比如为什么电商起来了?因为互联网上买东西价格低。不是说人工低了,人工低了造不出东西来,而是其他方面的费用没有了,没有那么多乱收费和中间环节的费用了。同样的东西,价格便宜,需求就拉动起来了。当然互联网上商品的品质问题一直是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美国日本电商就没那么火?因为他们的便利店精品店又多没这么贵,他们那里没有城管,没有这样那样的成本加到头上。所以中国线下商业稀里哗啦,很大程度是线下成本,包括不合理的成本,太高,乱收的费太多。
  所以下一步怎么办?把价格调下来,市场就起来了。前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为什么这么火?公司都喜欢去那儿做生意。因为自由贸易区把制度性成本给降下来了。
  我去前海看了一个车生意,叫平行贸易。过去为什么中国进口车这么贵呢?关税是一个问题,进口渠道的垄断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的车款,同样的配置,国内外的价钱会差十几万、二十几万。这个平行贸易把这个价差给降低了,于是买车的人排队等着买。给一定的品质、价格低一点,市场就回来了。
  再比如各界议论纷纷的反腐败。在我看来,反腐败就是中央带头降低中国的政府服务价格。中国的官员太贵了,一个周永康就得把官员的平均价格提高多少?何况不是一个周永康,这些官员这么吃喝拿,最后全要摊到中国的竞争力里去,摊到China price里去。所以不反腐败怎么行,哪个生意能供得起这么贵的政府服务!
  所以经济学角度来看,危机怎么对付?就是调价,靠降低政府服务价格,靠拧掉制度成本把China price找回来。否则价格降不下来,又不能提供独到产品,经济怎么会有出路?我想起柳传志当年的“毛巾拧水”理论,成本就像毛巾里的水,看似干了,使劲拧总还能拧出水来。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还是整个国民经济,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把虚高的成本给拧下来,从而赢得一个过渡期,来支撑创新和转型,支撑更高水平的开放?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主持人刚才说“明天会更好”,我同意,情况坏的时候的确要把未来想得好一点,但是我建议不要把它说出来。要让坏消息飞一会儿,坏消息帮助我们调价。没有坏消息,谁都不会认账。非得有一批人认为熬不到明天了,价格才能下来,才能重建我们的价格优势,才能为我们赢得时间去建立我们的独到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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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共匪统治下,"政府服务“的价格是降不下来的,它就是要搞“苛捐杂税”。国民/民企就等着被它砍肉。要不想被它砍,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国,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