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典型的“中国梦”就是离开中国。我不遗余力地劝身边的朋友移民，是因为我并不觉得有一个类似“美国梦”的“中国梦”。在天津大爆炸后，一些朋友更坚定了移民的决心，我以为这是件好事。天津事件中，那些住在海滨高档花园小区的城市白领们，一夜之间从社会的中间阶层变为无房无车的城市贫民（因为还要继续供款），应了那句老话：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来关心你。
在中国，中产阶级或者中间阶层这两个词频繁出现于本世纪初的媒体，并在这十多年里成为一个高频词汇。一批在城市中依靠自身努力扎根下来的企业白领，逐渐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一群人，共同特征是有名下的房子与汽车，平均收入远远超出这个城市的平均值。他们不曾留意电影院的爆米花卖多少钱，也对菜市场轻微的涨价毫无知觉，他们的身影频繁出现在苏梅岛、京都或者曼哈顿。
这批人大约出生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如今他们的年龄介乎25岁到45岁之间，在很多领域有相当话语权。他们生活态度很积极，信奉自由经济的魅力，相信个体的努力能够带来生活与审美上的改善，也试图透过资产性投资、房地产、企业的奖金花红，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让生活更好。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互联网及流动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因此他们获取讯息的方式与上一代人完全不同，对世界有着自己的判断。
但他们也就止步于此了。财富增长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权利的诉求同时增长。在党国体制的多年教育下，他们精明的知道言行的界限在哪里，什么事情是不可说和不可做的。他们或许不喜欢共产主义，但并不会像互联网上的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公开讲出来。我曾经在香港尖沙嘴看到过，一个内地来的打扮入时的姑娘，拿起一本禁书看了一眼迅速放下，彷佛那是一块发烫的炭。政治风险与自我审查深植心中，是一块自己都不会打开的禁地。
在党国体制之下，我理解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大多数发生于中国的天灾人祸，与这个人群的距离相当之远。他们住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大城市，与塌方、地震、泥石流、洪水几乎没有关系——他们只需要在灾难后捐款捐物或者点个蜡烛祈福表达自己的善意就足够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与死亡距离明窗净几的写字楼和八十元一份的鳗鱼饭套餐实在太远了。而且，如果继续关心下去，类似许志永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老实说，我认为我也是他们的一员。
终受到体制弊病伤害
直到温州动车事件时，这个群体才被略微触动。因为这个阶层也受到了来自官僚体制弊病的伤害。党国体制的末梢在这几年运转得并不灵敏，许多意料之外的人为灾难跟渎职、腐败密切相关。上海11.15大火以及地铁追尾事故，让中产阶级领略到了死神的面孔。直至这次天津爆炸，我认为，体制的伤害已经笼罩中产阶级，他们已经是正在为这个国家付出惨重代价的人群。
这六十多年来，中国像一台巨大的榨汁机，最先掉进去的是农民，后来是工人，后来是城市平民。如今，城市中产阶级已经被放置在这个榨汁机之中。这种榨取与伤害，过去仅仅是被理解为37%的宏观税负（中金公司数据）或者是住房、教育、医疗的高代价，现在看来，还与人身安全、生命财产相关联。比如北京的雾霾，成为许多人移民的最大理由。
这也意味着，中国中产阶级在过去十多年的鸵鸟政策宣告破产。我不清楚中国的中产阶级还能忍多久，但我也并不悲观，因为仍然有零星可见的行动昭示着他们明白不能一直忍下去这个道理，比如厦门、成都、上海的反PX示威，虽然被分化瓦解，但积蓄的力量在增长。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先从中国梦当中醒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