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大国小民》出品
厨娘刘莉和女职员李亚青的房间在同一栋楼，前者住在一个被隔出来不到6平米的阁楼中，每月租金450元；后者则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一居室。
她们每天早上搭乘同一部电梯出门，一个穿过几条马路、来到食堂后厨擀面蒸馒头；另一位则穿着正装和高跟鞋，按时到公司打卡。两人分属不同的世界，从来不曾交谈。
而一桥之隔的高档小区里，做船舶代理生意的老板付勇经常要忙到晚上一两点，通常他会开着自己价值一百万的大众途锐回家。
是8月12日晚的火球，将他们卷入同一场灾难。那场被反复描述的爆炸里，冲击波暴戾地撞碎每一扇玻璃，然后是茶几、橱柜和房门。尖叫、哭喊声在四处燃烧，幸存者仓皇逃命。
在死亡的恐惧前，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巨大鸿沟在一瞬间被抹平，一切的荣耀和梦想不值一提。当李亚青终于逃出生天，身上除了手机，别无一物，“感觉能活着出来，就已经知足了。”
附近七个小区的17531户居民，都从这一刻开始，无差别地被赋予了新的身份：灾民。
这些人中，有身家过亿的富豪，也有人半夜起床往电线杆贴小广告；有人自称认识北京某位领导，有人在当地人脉深厚。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拥有的社会资源，他们都迥然不同。
但当他们试图回归熟悉的生活秩序，却发现灾难并不曾随着火球熄灭而结束，一场更加漫长的折磨在等着这群流离失所的灾民。无论是认命，还是抗争，亦或是合作，他们都像被困在一张蛛网之中，不得动弹。
厨娘：认命
刘莉早上五点就得出门，她租住的这套两居室，被房东用简易的三合板隔成了八间房。
在这个房价平均每平方米9000至1万元的小区里，类似的合租并不罕见。上百名民工蜗居其中，他们是货车司机、建筑工和保洁员；月薪少则几百，多则四五千。在8月12日的那个晚上，一排蓝顶的棚屋距离那个臭名昭著的仓库仅有六百米；当附近钢筋水泥浇筑的楼房开始轻微摇晃时，这些棚屋已被连根拔起。
刘莉想到逃命时，走廊里已经遍布碎裂的玻璃，从24楼下到一半，她的拖鞋被从中间划断，碎渣直接插入脚底板。
当她满脚鲜血地逃到楼下、终于打通电话给在工地值班的丈夫时，男人第一句话没问媳妇伤势，而是问“咱家钱拿出来没”？
等到一周之后终于能回小区，他们所有的存款和三个银镯子、一个金猪、一个银戒都已被盗。
惊慌失措的哭喊、大火燃烧的噼啪声连绵不断，伤者或衣衫不整，或血污遍体地逃往市区。刘莉却没去医院，而是弓着脚挪到路边，强忍疼痛将脚底板的玻璃渣一粒一粒地抠出，然后顺手拿了块口罩为自己包扎。
“我寻思受伤的人那么多，咱这点伤用不着去医院，所以就自己解决了。”这个老家在黑龙江某林场的女人说。
她同样不担心床单可能沾染了化学品，执意“用开水烫烫”后继续使用。
与其说这是专属底层的豁达，不如说是因为从没有人告诉过她氰化钠是什么，也没人告诉她米粒般的大小就足以令人死亡。
爆炸过去了一个月，刘莉的餐桌上摆着一袋豆瓣酱、四分之一张烙饼、半碗稀饭和两根黄瓜，这是她和丈夫两个人最近半个月的标准伙食。两人每天只能吃两顿，“实在吃不下去了，我就买俩辣椒，刺激一下胃口。”
爆炸后至今，租户们没有领到一分钱的救助。8月17日，滨海新区政府宣布发放每户六千元的补贴，用作一个季度的临时住房租金，但特别注明这笔钱只能由业主签收。
刘莉去找二房东要钱，二房东让她找大房东，大房东告诉她这笔钱是国家专项补偿给业主，租户的损失政府会另行赔付。刘莉找到安置点管事的，对方很无奈：“这个我不清楚，我不是负责的。”
慢慢的，刘莉发现自己走进了奇怪的泥潭，她碰到的所有政府代表都在表达同情，但没一个人能帮她。
陪她回小区探视的武警战士安慰说国家一定不会忽视租户，安置点里的工作人员同样热情有礼。他们按时打扫宿舍、按时发放药物，还有人专门指导灾民在镜头前该如何说话。但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刘莉拿到补助金。这群操着各地方言的农民，不仅消失在媒体报道中，也在滨海新区政府的救助计划里走丢。
8月19日，恰逢天津市某官员到刘莉所在的救济点视察。她的二房东“哐当就给人家跪下，在那嗷嗷哭，请领导解决租户问题”。官员将她扶起，当即承诺“以前我们没了解这个情况，你放心，绝对给你解决”。
可一直等到从安置点出来，领导再没来过。
8月24日，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开始轮番劝民工返乡。“跟我说还打啥工啊，现在天津空气这么差。”就在同一日，天津环境应急监测组的每日空气数据却写的是“空气质量处于二级良好水平”。
可刘莉还舍不得离开，她想重新再租间房。因为身无分文，她想过向安置点要钱，门卫告诉她“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来”。她打电话给民政局，接线员说要请示领导。
刘莉思虑再三，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房东克扣了国家的补助。老公给她打了个比方：说书的讲古代发了灾，皇帝救灾的标准是要筷子能在粥里站得住、不能倒；但现在中央政府明明把钱都拨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到不了灾民头上呢？
政策永远是好的，坏事的都是黑心或失职的官员。这套朴素的逻辑来自《包青天》，最终被刘莉所消化。她从未想过向政府索取精神损失，“那么多小伙子（消防员）没了，该死也是我们这帮老的该死啊”。
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开发区，2014年滨海新区人均GDP超过五万美元，是刘莉老家的至少十倍。可是来了半年，她一直觉得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她一直想去看海，但哪怕小区距离海岸线仅一公里不到，刘莉也从未去过海边，因为“迷路后不好意思问人”。
厨娘终于无路可走，“只能认了，算自己倒霉。也不能打人，也不能杀人，我们也不是本地的市民，找谁啊，怎么找呢？”
女职员：请愿
李亚青判断自己是否康复时，有一条标准是能不能重新穿回高跟鞋。
从来不进寺庙的她，在阅兵假期里特地去了五台山拜佛，一是感恩死里逃生，二是祈求自己的房子能争取到一个合理的回购价。
爆炸后头几天她住在酒店，盘算最多几个礼拜就能回家。
那套特地打通了阳台和客厅的一居室，是她工作后的全部心血，一个单身女性独自攒钱，在三十岁时终于付清了首付，扛着三十年的还贷期买下的一个家。
她喜欢这座小区的灯光喷泉，喜欢周围的影院、超市和健身房，看好轻轨开通、小学建成后这里巨大的升值空间。楼盘还没建好，她就已经常常绕道工地探望，终于封顶了，15楼装窗户了，楼下的树发芽了，每一次都有新的喜悦。
这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这个小区的主力，他们大都工作刚刚几年，投入全部的存款或靠父母资助买下了人生中第一套住房。他们并未真正地财政自由，仍然承担着漫长的还贷压力。他们刚刚开始享受咖啡、电影加出租车的生活，家具预算只允许她们挑选一两件名牌电器。
但随着现场污染的信息逐渐被揭露，李亚青才知道自己距离危化品仓库只有600米，里面违规储存了超标70倍的剧毒氰化钠，白色的不明粉尘在窗台、门缝、电视机柜里被不断发现。而天津市政府在初期的发布会上，却一直对相关问责避而不答。
曾经的喜爱变成了愤怒，李亚青和年轻人再也不愿回到这个充满疑似化学品的房子，他们更想问问台上的官员，自家门口的这个炸药库究竟是他们中哪一位签字批准成立的？
年轻人有决心也自认为有能力去改变被动的局面。
当初为了解决楼道贴满小广告的问题，这个小区靠着一户户地签名投票，成立了附近唯一的业主委员会，很快就迫使物业公司更换了经理。
小区业主再次联合起来，爆炸后第三天，他们商讨次日去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请愿，要求政府出钱回购。
他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赔偿会从天而降。有人提出救援尚未结束，马上要求回购是否会引起舆论反弹，一位业主回答：“是有这个风险，但是你如果现在不提出来，等记者都撤了，根本就没人管你。”
请愿的逻辑是“给政府压力，逼着他们不得不和我们对话”，因此业主们拜托那些打着绷带的轻伤员务必站在队伍的前排。
另一方面，业主们又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字眼，希望避免一切会引起政府警惕的误会。他们将“爱党爱政府”当成神牌，加在诉求之前；选出纠察队，禁止请愿者呼喊口号；劝阻部分情绪激动的业主在9月3日大阅兵时“闹事”，因为“咱要顾大局，不能丢国家的脸”。
每当QQ群里业主过于激动，群主就会设置集体禁言。
但很快李亚青就发现对抗物业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当下，物业公司可以辞退，但政府不行。和业主们对接的政府代表从开始的居委会主任，变成后来的街道办书记，但除了毫无作用的口头安抚，这些基层官员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8月17日，滨海新区发放的每季度六千元补贴，成为激化矛盾的新的导火索。
“每个月两千块也就能租个单间，而且现在谁租房不要交押金啊？”李亚青尤为愤怒的是，政府的通报里，声称该价格高于周边的市场价。但在爆炸前，自己一居室的市场租金就已经达到2500元。
微信群里热火朝天，每天都有数千条留言，人们埋怨、哀嚎和斥骂。李亚青和她三百多名邻居在8月27日的上午，终于堵住了区政府的大门。他们放弃了最初强调的“不喊口号”、“克制冷静”的原则，高喊滨海新区区长的姓名。
而业主最核心的诉求，也仍然不过是希望政府决策公开、透明而已。
这次行动以取得了区长秘书的手机号码而结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人认为这又是一次无功而返。
两天后，政府向业主通报了房屋赔偿的细则。所有七个小区的业主，可以选择“最高不超过该住宅价格16%”的修缮赔偿，或者1.3倍于“购房合同价和事故前市场评估价中较高者”的回购补偿。
1.3倍的价格涵盖了一切贷款利息、装修赔偿。政府宣布，只要在9月3日之前签署协议，就能获得两万元的奖励。
业主们很快在群里达成共识：不能签。在周围房价飞涨的情况下，这笔赔偿根本买不到一套相同水平的住房。李亚青同时反感这种赤裸裸“拿钱来分化我们”的做法。
只是他们远比自己想象的脆弱。第二天开始，公务员，或在事业单位、国企工作的业主陆续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以纪律要求他们必须在9月3日前签字。拒不执行的后果包括影响提干、奖金、退休金和开除。
很少人能够逃脱。一个国企的会计告诉领导，房产证上的名字是他的父亲，儿子怎么能逼父亲签字呢？回到家后，父子俩商量好，如果单位继续施压，那么两人就断绝父子关系。
虽然在外企工作，李亚青同样收到了上司的指示，告诉她有关部门给公司打了招呼，希望她在争取回购的行动中保持低调。
李亚青震惊了，这个之前朋友圈里只有段子和美食的女人感到无比的羞辱。“我们都不是刁民，不是胡搅蛮缠的人。我们一没下跪二没拦路，也没撒泼，就是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一场爆炸不仅将她的生活水准“打回了解放前”，更让她丧失了作为“小资”的尊严。
9月3日24点，滨海新区宣布，1.7万户灾民中，已有9420户签署了协定。
9月12日下午4点半，海港城和启航嘉园的业主终于争取到与滨海新区政府正式对谈的机会。
老板：“拦轿”式合作
认命、请愿之外，还有另一条道路。
44岁的付勇一度相信自己选择了正确的突破方向，他在社会上打拼了27年，和不少政府的朋友称兄道弟，深知该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官员沟通，同时保护好自己。
“我绝对不会按照他们的那种方式去做，意义不大。”他指的是网帖中那些在政府门口静坐、下跪的民众。付勇熟悉基层政府的运作机制，上访信层层上递，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所居住的这个高档小区与厨娘和女职员家隔桥相望，但这里是各种社会资源的集结地。甚至在其中某一栋楼里，住的大半就是附近国企或政府部门的中上层领导。他们社会资源广泛，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当初为了确定家具是否确为原装进口的实木打造，业主王涛甚至找人要到了那个批次木料的进口报关单。
8月27日，当其他受灾小区的居民在政府门口请愿时，滨海新区主动找到付勇和他的邻居，希望了解他们期望的回购标准。业主代表开出了每平方米3万的价格，官员们承诺会认真研究。
但两天后，政府自行颁布了1.3倍回购的方案，让正在等待的老板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提议，他们一没答复，二来后续的解决办法根本没找我们商量。”自信的老板们开始手忙脚乱，不过他们仍然推崇对话、合作的策略，只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层“拦轿”请命的戏码。
9月4日，滨海新区区委书记来小区视察，付勇和其他业主代表立马赶往小区，将其拦下。书记不得已，当场答应建立政府和业主代表的对话平台。就这样，他们成了最早和政府建立定期对话机制的小区。
他们信任这个有区委书记授权的对话平台，于是答应配合政府工作，同意无论是否回购，都会让施工人员先进行修缮。业主们恳请政府能秉持“真诚、尊重、公正、公开、透明、严谨、严肃”的原则，得到了官员的应允。
会上解决了车辆赔偿、户口、上学等问题，而最核心的1.3倍的问题，似乎也有松动的空间。列席的区财政局长表示：“我们去看有没有调的余地，今天无法定调1.3倍，我们会回去看领导们决策，请大家不要担心，凡事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老板们希望释放出与政府沟通的诚意，尽量避免一切可能让政府难堪的行为。因此各代表达成共识，最好不要接触媒体。他们也避免一切可能的风险，有人闹着去北京上访，马上被及时制止。
业主王涛理解：“（一上访）性质就变了，政府对上访就是零容忍，不管是什么原因。”
然而当沟通不畅时，他们仍会采取“拦轿”请命的方式。9月7日和9月10日这两次与政府对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是通过拦下某位领导才确定的。而每次会议后，单独拦下某位领导也总能解决一点实际问题，比如帮一些受灾严重的家庭报销治疗及后续治疗的费用。
9月8日晚上，新华社发布了《天津爆炸受损房可1.3倍房价收购》的新闻，板上钉钉。老板们又一次从媒体上“被”通知，他们被彻底激怒：“他已经研究好的东西，即使你辩论再厉害（也没用），这个东西辩得差不多了，他不跟你讲了，他讲下一个了。”
老板们不再遵守之前同意修缮的承诺，他们统一拿着黄胶带和黑色记号笔，穿过武警关卡，在曾经最熟悉不过的家门口贴上封条，签上自己的姓名。
9月10日上午，金域蓝湾业主代表与政府举行第二次对谈，有业主打出了横幅。
有业主终于提出是否应当变更策略，跳出与政府对话的思路，转而寻求法律途径或找媒体曝光，但很快就被反驳。
他们仍然担心“被一些媒体利用，激化政府和群众的矛盾”，毕竟这是“内部矛盾”；而打官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对是否能找到有足够勇气和智慧的律师信心不足。
他们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困住所有人的梦魇
蛛网里的所有人都在盼望早点结束，其中可能包括一位跃进路派出所的警官。
他们的五层办公楼是距离爆炸点最近的建筑，至少八名队友牺牲。幸存的警员中，有一位的挚友也成了灾民，成了在信访办门口请愿的人。
他描述了这名警员最近的工作状态：“他们主要任务就是给业主打电话，请他们不要上访。”
滨海新区抽调了全区37个单位的1025名公务员组成应急工作组。一些来自教育局、工商局的年轻人，承担了一对一劝说业主签订回购协议的任务。而自从政府单边公布回购协议，他们成了部分业主发泄不满的出气筒。
而爆炸后第31天，厨娘刘莉和女职员李亚青都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在梦境里，两个女人不仅看到爆炸的火球再次袭来，还都梦见了被人追杀。
只要有大车经过，刘莉的手就会止不住地颤抖；李亚青则担心记者是“政府的人放蛇”，特地向朋友叮嘱，如果自己失踪，记得向政府要人。
每天晚上，付勇都会在外面待到11点后、等女儿睡着才回家。爆炸中，四岁半的大女儿额头上扎满了碎玻璃，小女儿则因为受到惊吓，一到晚上就会大哭。他于心不忍，只敢自己偷偷出来抹眼泪。对他来说，挣回这套房子并不太难，“半年一年就能挣回来，但是说实话我真是想出这一口气，我也不信有这么不公平的事。”
在这条望不到头的漫漫长路中，无论是厨娘、女职员还是老板，都找不到迅速回归平静的办法，困住他们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事件，但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三人直到这时才意识到，他们原来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