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早些时候香港一家麦当奴餐厅发现伏尸，死者是五、六十岁妇人，发现她时她已死去一短时间。BBC记者刘林（Juliana Liu）最近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奴餐厅通宵采访那里被称为“麦难民”的人。
在九龙深水埗一条主要道路上，标志牌上两道鲜黄色拱形迎来顾客。这家麦当奴有两层，以香港的标准来说是相当宽敞的。
夜幕初降，这家连锁快餐厅演变成暂住旅舍，这时候已出现数十名贫困者。
尽管这个现象在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出现，特别是在日本和中国大陆；但香港人口老化、房产价格高昂和工资停滞不长等情况，均令香港的“麦难民”现象特别严重。
在这家餐厅“留宿”的常客大部分是老人家，他们的笑容似乎遮掩了背后伤感的个人故事。他们以54岁的阿陈为马首是瞻，他曾当过警察，很会说话。
他说他在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但大部分晚上均在这个餐厅度过，说可以舒适地与朋友聊天打发时间。
阿陈以流利英语对我说：“这是个熟悉的地方，有熟悉的面孔。这些人都是流浪汉，部分人最近才出现，其他是常客。他们大部分人都无家可归。”
“麦难民”阿陈的故事
香港是全球贫富最悬殊的地方之一，根据政府数字，七百多万人口中，五分一是贫困者。而长者中三分一人生活于贫穷线下。
在最近一个关于贫富差距的研讨会上，香港政府官员说解决贫穷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扩展经济和制造就业机会。
不过，这些改变对阿陈来说起到的作用不大。
他一边喝着纸杯里的水，一边向我解释他沦落至今的经过。
阿陈于1970年代末期大学毕业后加入警队，1996年离职后做生意，在中国大陆投资。之后七年他把大部分储蓄和部分亲戚的金钱投进生意。
2003年，他的中国商业伙伴带着他的钱跑掉。他打了三年的官司，在2006年返回香港，身无分文，筋疲力尽。
“在中国发生的事磨灭了我的意志，我要休息来平静思绪。我尝试面对眼前一切，有时候觉得很困难，有时候糟糕的记忆会影响我。”
阿陈说他不大与亲戚见面，“无面目见他们，他们曾经信任我，但我令他们失望。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责任。”
他打散工糊口，经常到食物库和穿捐赠的衣服。
摄影师卡特拉的故事
印度裔摄影师苏拉杰·卡特拉在2013年开始拍摄香港的“麦难民”，记录这个社会现象。
“作为摄影师，我觉得在这个明亮背景前的老人露宿者或穷人是一大讽刺，所以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麦当奴在香港这个地方的价值令我留神，这里食物便宜、光线充足；空凋、座位和服务均良好。我认为我应该为那些最善用这家快餐厅的人做一个记录。”
“我来自更贫穷的印度。对我来说，这些人比较我国印度的无家可归者的待遇好很多，至少这里的人有一些社会福利和一个睡觉的地方。”
我们交谈至午夜过后，隔一张台的两名老人家打着大声的鼻鼾。
餐厅的职员基本上没有理会我们，除了一名职员对我说有人把自己锁在卫生间内。
之后麦当奴发表声明说，“欢迎社会上任何人任何时间到他们的餐厅”，他们并对最近发生的老妇死亡事件表示悲伤，说将“更留意关心”过夜的顾客，确保所有顾客得到良好服务。
“你肯定觉得我很懒惰”
何大卫（音译）在深圳租了地方，却挂念香港。
深夜，来吃东西的人已全部离开，只剩下“麦难民”。
66岁的何大卫（译音）到去年为止仍然在打工，他是护卫员，月薪港币一万元（约1300美元或840英镑），但中风后他失去工作能力。
现在他要吃多种药物，全部在公立医院领取，每个月获得政府3870港元的救济。
“你必定觉得我非常懒惰。这并非事实，我渴望工作，但我这个年龄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要领取政府救济。”
即使有政府的救济，何大卫也无法负担高昂的租金，这个城市的房价全球之冠。
虽然香港有公共房屋，但供应短缺，等候名单长达好几年。
何大卫在深圳月租一个房间。他挂念香港，所以大约每周一次坐火车回香港到深水埗这家麦当奴，每次都留数天。
夜里不断有人陆续抵达，一名中年男士进来坐在何大卫和我的后面，他聆听我们的对话，并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我们说的。
这时候，我们所在的二楼的灯光暗淡下来，几乎所有人都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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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中国商业伙伴带着他的钱跑掉”，所以中国商业伙伴是不可靠的人，对他们要有多多的“防人之心”！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对所谓的中国商业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