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季多雾霾，是这些年才有的事儿，但夏季多暴雨，却是自古以来。根据历史统计，元朝时北京发了48次大水，明朝时发了104次，清朝时发了128次，平均两年一次水患，每次都积水盈尺，满城皆涝。建国之后，水患虽有所减少，但每逢天降暴雨，从东城西城到通州大兴，各区都会严防死守，如临大敌。全城唯一没压力的地方，就是故宫。
2016年7月20日，帝都再次大雨倾城，大部分城区严重内涝。躲在家里的人们发现，建成六百年的紫禁城，居然极少有雨潦致灾记录，即使暴雨如注，地面也极少有积水。于是，故宫的那些明沟暗渠、蓄池洞眼、吐水螭龙，再次登上头条热搜，人们一边称颂着老祖宗的智慧，一边发表着对现代城市的不满。
但真实的原因却非如此。故宫古老的排水系统，并不比雨污分流管道纵横的现代排水系统先进，历年不涝，其根本在于地势高。整个紫禁城，地基全都用粘土和碎砖垫高夯实，三大殿底下更是加垫了十五层城砖，使得故宫区域的海拔比周边整整高了两米。每逢下雨，积水排入内外金水河，而一旦水涨过限，河内的积水便向其他区域泄洪，尤以地势低的南城最甚。
明清时的北京，南城居住的多是市井草民，贩夫走卒，而北城多是深宅大院，皇亲权贵，这是因为整个北京城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走势，北城一向被认为是“上风上水”，而中间皇城又被垫高，所以每当水患，皇城的地面仅能湿鞋，南城水位却常没膝过腰，贫苦百姓的那点儿家当，被雨浸水泡，苦不堪言。
所以，老祖宗在几百年前就试图告诉我们：一旦天上发大水，显贵巨富们通常居于高处安然无恙，穷人家的财产则只有被水淹贬值的份儿。这个规律历经改朝换代，依然适用。
01
故宫南门—午门正西3.5公里处，便是坐落于金融街的建设银行总部大厦。建行总部的西面紧贴着西二环，西北面便是西二环跨越广宁伯街的月坛南桥，繁忙的十字路口车流如梭。据说在风水学上，这叫做“路冲煞”和“天桥煞“，是财气的死地。1993年北京金融街开始建设，建行分到这块地，并没有抱怨牢骚，而是在建筑方案上做文章，以图绝地逢生。
94年设计方案定稿，95年开工建设。据风水圈分析，大楼仿照商周时代的四足方鼎而建，楼顶四个方向形如葛洲坝水闸，意为财源滚滚而来；西北角呈两把尖刀之状，以应对西北方位的煞气；外立面通体玄黑，黑色五行属水，有得水催财之意；门口放置了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更是化煞旺财。于是，煞地被转化为宝地，而时任建行老大的王姓行长，之后更是奔赴大江南北多次救火，化解过无数的“死局“。
四年之后的1998年4月，大楼正式交付使用，而在这之前的两个月，王行长却临危受命，远赴南方处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之事，待他再次回到北京，已经是战功显赫厚望在身。而接替他的新行长，便成了这座转煞为宝的大厦的第一任主人，他就是日后从建行行长直升证监会主席，并最终主政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行长十五年之久的周小川。
周小川早年留学美国，国际视野开阔，身上具有很多国内官员没有的特质。通过媒体的捕捉，他的很多个性都展现在公众面前，使央行形象褪去了不少刻板僵硬的色彩，比如“只需国家队让四个球“的羽毛球水平、跨界出版的《音乐剧之旅》、两会上佩戴的Nike+表带苹果手表、以及达沃斯论坛上露出的条纹秋裤。
但央行行长的位置毕竟十分微妙，一举一动都会掀起滔天巨浪，所以滴水不漏和不动神色，是全球央行行长们共同的自我修养。格林斯潘是此中翘楚，他曾说过：”如果你觉得听懂了我说的话，那你一定是想错了。“这让他长期处于薛定谔状态。1996年，已经做了9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向小他21岁的女友求婚，但他那模棱两可充满暗示的语言，让女友误以为老头儿要跟她分手。
中国国情却是不同，人民群众更喜欢坦诚和说大白话的领导。2015年3月，周小川表示：“资金进入股市，也是支持了实体经济。”于是股市烈火烹油，越烧越旺。2016年2月，周小川表示：”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于是，老乡们纷纷入场，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涨价去库存“运动。到了2017年10月，却拐了个弯儿，又说了最后一句让全民热议的话：”中国要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
媒体对这句话的解读连篇累牍，带动了Hyman Minsky的书在京东上又多卖了几百本，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人搞清楚这句话背后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些擅于撰写债务危机的经济评论家，并没有跳出来接茬，因为他们早就在一轮又一轮的打脸中销声匿迹。当前，“成熟”的投资者对债务发表看法时，两句时髦的话经常挂在嘴边：”不要过于注重长期问题，这样不利于短期赚钱”和“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
不过在几年前，舆论对明斯基时刻的关注可比现在大的多。2013年底，外媒和经济学家们就一阵喧嚣，认为中国债务进入庞氏阶段，国内更是风声鹤唳。2014年3月，摩根斯坦利的两位经济学家Cyril Moullé-Berteaux和Sergei Parmenov则直接宣告了明斯基时刻即将降临中国，将这场讨论推上了高潮。近4年过去了，国内经济波澜不惊，GDP增速甚至有望重新回到7%，几乎没人相信中国面临Minsky Moment。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2
Hyman Minsky在20世纪80年代，结合凯恩斯和费雪的理论，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并将投资/债务的关系做了三个阶段划分：①Hedge Finance(套期融资)②Speculative Finance(投机融资)③Ponzi Finance(庞氏融资)。其中现金流可以覆盖债务本息是①，现金利只能覆盖利息的是②，只能靠借新还旧的是③。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进入到②和③的阶段，则意味着金融体系极不稳定，随时会爆发危机，并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周期。
明斯基于1996年去世，生前他只能算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名气并不大。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爆发，PIMCO的Paul McCulley用“明斯基时刻“这个词来形容这场危机，这才使他的理论名扬天下。之后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使Minsky Moment这个词更加深入人心。
债务比例不断攀高的中国，自然是明斯基信徒最好的观察标本。每隔几年，就有人拿它往中国身上套。2013年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符合明斯基理论中Ponzi Finance阶段的特点，比如高企的非金融企业负债水平、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寅吃卯粮的地方融资平台等。
6月份，在央行有意无意的驱动下，市场爆发第一次钱荒，上证指数砸到1849点，到了12月，第二次钱荒爆发，长期持有“中国崩溃论”观点的人，借着对Minsky Moment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做了最后一次系统性批判，再加上积重难返的产能过剩和“虚高“的地产价格，国内外对宏观经济一片悲观。
上述问题在中国都切实存在，也非讨论的禁区，稍有经济常识的人就会充分了解。但世人不太了解的是，中国财政决策“工具箱”里的工具之丰富，回旋余地之大，执行能力之强，是其他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这些工具的使用，西方经济学体系通常无法理解，因此经常招来广泛的批评。
但洋人的批评是一回事，道路自信是另外一回事，就如周小川有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央行行长Mervyn King打完网球后吃晚饭，两人聊起中国向西方学到了哪些东西，周想了想说：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用竞争和市场发展经济，但我觉得，你们至今仍没掌握货币和银行业的窍门。
2014年下半年，在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两年之际，内部障碍逐步清除，中财办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扮演财税中枢的角色，那些工具和窍门，也到了该拿出来用的时候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枢机构牵头发起了两场战役，在这两场战役中，无数人的命运为之改变。
03
2014年对于孙宏斌来说，似乎是个高开低走的年份。5月份，融创以63亿元入主陷入困境的绿城中国，在发布会现场，宋卫平脸色低沉颇具悲情主义，孙宏斌满脸通红但神情谦卑，努力压抑自己的兴奋之情。但到了12月，绿城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宋卫平却在这时候反悔，交易被迫分手，孙宏斌在内部讲话上挥别绿城，居然数度哽咽。
但收购绿城的失利，并没有打乱孙宏斌加速杠杆式扩张的脚步。彼时的房地产市场，远远谈不上景气，一线城市已经沉寂两年，二三线库存高企，在2014年6月23日，差不多正好是“钱荒”后的一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万科总裁郁亮的文章：《我国楼市进入“白银时代”》，明确了万科采取降杠杆去库存的保守态度，这与孙宏斌的高举高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激进的孙宏斌们和保守的王石郁亮们，自此分道扬镳。站在融创这一边的，还有许家印的恒大和杨国强的碧桂园。在2014-2016年这三年期间，三家公司疯狂加杠杆扩张，以恒大为例，2013年总负债只有2688亿，到了2016年底，总负债已经达到了11583亿。所有人都在疑问：他们究竟在赌什么？
孙宏斌们豪赌的东西，并没有让他们等待很久。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进入了降息通道，一深圳率先开涨，并逐步蔓延到北京和上海。2015年9月30号，央行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4个月后，首付比例进一步被降低到20%，更是烈火烹油。到了2017年，被驱赶出来的资金，与棚改货币化安置的资金一道，疯狂地涌入二三四线城市，全国范围的暴涨终成燎原之势。
在价格暴涨的同时，各地房地产库存纷纷告急，各大地产商资金全面盘活，产业链上下游十几个环节的在手现金、销售回款、债务水平等数据大幅改善。与此相比，居民部门的住房贷款按揭余额在2014年突破10万亿，15年达到14万亿，16年更是直接达到19万亿，第一场战役“完胜”。
第二场战役启动的时间稍晚一些，一直到2015年10月，“供给侧改革”才成了高层讲话频繁提及的一个词，这时的南华商品指数已经跌倒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2016年新年后的首个工作日，总理调研了山西焦煤集团和太钢集团，并主持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座谈会，打响了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枪
战役的策略很简单：限产。2016年3月，煤炭全行业开始中强制执行每周5天工作制以削减过剩产能。以往，这种限产不会被商品期货交易者认真对待，因为总会有小煤矿偷偷开工，产能很容易死灰复燃。但这次的确不一样，强大的行政命令以雷霆之势压下来，煤炭价格开始了超级V型的反转。一批又一批的看空者试图挑战“供给侧改革”的权威，他们留下了满地尸体。
钢铁行业紧随其后，战斗檄文是1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了6号文，其中明确5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1.5亿吨。15年底，唐山地区150普碳方坯最低价格仅1460元/吨，到了2017年6月，价格已经涨到了3160元/吨。2015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650亿，2016年变成实现盈利330亿，到了2017年，前4个月的盈利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第二场战役完胜。
中国特殊的体制，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从改开初期的工农业剪刀差，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到央地财税分流，犯过拍脑袋式的错误，也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成绩。这几年，随着“制度自信”的确立，以及反腐整肃带来的执行力提高，“资源调配”的思路和手段，逐渐有重剑无锋大开大阖的架势。
中枢机构发起的这两场战役，本质上也是“调配”：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两场战役的胜利，将明斯基时刻的争论，打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战役对胜利者的奖赏是丰厚的。恒大融创碧桂园在2017年开始兑现利润，股价一日千里，前两者年内涨幅都在500%以上，许家印以2900亿身价登顶胡润百富榜，孙宏斌的身价也在一年内增加了7倍。赌国运成功的人，有曾被亏待过吗？
04
今天，如果没有两场战役的胜利做后盾，恐怕没人敢大大方方地把“明斯基时刻”这个词儿说出来。即使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去库存和供给侧改革，经济数据和银行坏账率恐怕难以想象，届时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尤未可知。当然，因为利益的“调配”，本来的埋单者变成得益者，本来的得益者变成埋单者，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想不明白的，不妨参照本文开头故宫的故事。
再进一步讲，现在普遍忧虑的经济“死结”，恐怕也会被那些你见过的没见过的、想过的没想过的手段来化解。这些手段积累的众多副作用，未来又会被新的“创新”来裱糊。明斯基的理论虽妙，但却跟道德文章一样令人生厌。在庙堂中枢看来，锦衣卫的绣春官刀，永远比东林党的道德文章更有实效，也更令人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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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共匪“玩”经济总有玩不转／玩不灵之时，到那时，就是共匪垮台之时。千万别说：“共匪是神，无所不能”
2016年7月20日，帝都再次大雨倾城，大部分城区严重内涝。躲在家里的人们发现，建成六百年的紫禁城，居然极少有雨潦致灾记录，即使暴雨如注，地面也极少有积水。于是，故宫的那些明沟暗渠、蓄池洞眼、吐水螭龙，再次登上头条热搜，人们一边称颂着老祖宗的智慧，一边发表着对现代城市的不满。
但真实的原因却非如此。故宫古老的排水系统，并不比雨污分流管道纵横的现代排水系统先进，历年不涝，其根本在于地势高。整个紫禁城，地基全都用粘土和碎砖垫高夯实，三大殿底下更是加垫了十五层城砖，使得故宫区域的海拔比周边整整高了两米。每逢下雨，积水排入内外金水河，而一旦水涨过限，河内的积水便向其他区域泄洪，尤以地势低的南城最甚。
明清时的北京，南城居住的多是市井草民，贩夫走卒，而北城多是深宅大院，皇亲权贵，这是因为整个北京城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走势，北城一向被认为是“上风上水”，而中间皇城又被垫高，所以每当水患，皇城的地面仅能湿鞋，南城水位却常没膝过腰，贫苦百姓的那点儿家当，被雨浸水泡，苦不堪言。
所以，老祖宗在几百年前就试图告诉我们：一旦天上发大水，显贵巨富们通常居于高处安然无恙，穷人家的财产则只有被水淹贬值的份儿。这个规律历经改朝换代，依然适用。
01
故宫南门—午门正西3.5公里处，便是坐落于金融街的建设银行总部大厦。建行总部的西面紧贴着西二环，西北面便是西二环跨越广宁伯街的月坛南桥，繁忙的十字路口车流如梭。据说在风水学上，这叫做“路冲煞”和“天桥煞“，是财气的死地。1993年北京金融街开始建设，建行分到这块地，并没有抱怨牢骚，而是在建筑方案上做文章，以图绝地逢生。
94年设计方案定稿，95年开工建设。据风水圈分析，大楼仿照商周时代的四足方鼎而建，楼顶四个方向形如葛洲坝水闸，意为财源滚滚而来；西北角呈两把尖刀之状，以应对西北方位的煞气；外立面通体玄黑，黑色五行属水，有得水催财之意；门口放置了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更是化煞旺财。于是，煞地被转化为宝地，而时任建行老大的王姓行长，之后更是奔赴大江南北多次救火，化解过无数的“死局“。
四年之后的1998年4月，大楼正式交付使用，而在这之前的两个月，王行长却临危受命，远赴南方处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之事，待他再次回到北京，已经是战功显赫厚望在身。而接替他的新行长，便成了这座转煞为宝的大厦的第一任主人，他就是日后从建行行长直升证监会主席，并最终主政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行长十五年之久的周小川。
周小川早年留学美国，国际视野开阔，身上具有很多国内官员没有的特质。通过媒体的捕捉，他的很多个性都展现在公众面前，使央行形象褪去了不少刻板僵硬的色彩，比如“只需国家队让四个球“的羽毛球水平、跨界出版的《音乐剧之旅》、两会上佩戴的Nike+表带苹果手表、以及达沃斯论坛上露出的条纹秋裤。
但央行行长的位置毕竟十分微妙，一举一动都会掀起滔天巨浪，所以滴水不漏和不动神色，是全球央行行长们共同的自我修养。格林斯潘是此中翘楚，他曾说过：”如果你觉得听懂了我说的话，那你一定是想错了。“这让他长期处于薛定谔状态。1996年，已经做了9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向小他21岁的女友求婚，但他那模棱两可充满暗示的语言，让女友误以为老头儿要跟她分手。
中国国情却是不同，人民群众更喜欢坦诚和说大白话的领导。2015年3月，周小川表示：“资金进入股市，也是支持了实体经济。”于是股市烈火烹油，越烧越旺。2016年2月，周小川表示：”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于是，老乡们纷纷入场，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涨价去库存“运动。到了2017年10月，却拐了个弯儿，又说了最后一句让全民热议的话：”中国要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
媒体对这句话的解读连篇累牍，带动了Hyman Minsky的书在京东上又多卖了几百本，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人搞清楚这句话背后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些擅于撰写债务危机的经济评论家，并没有跳出来接茬，因为他们早就在一轮又一轮的打脸中销声匿迹。当前，“成熟”的投资者对债务发表看法时，两句时髦的话经常挂在嘴边：”不要过于注重长期问题，这样不利于短期赚钱”和“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
不过在几年前，舆论对明斯基时刻的关注可比现在大的多。2013年底，外媒和经济学家们就一阵喧嚣，认为中国债务进入庞氏阶段，国内更是风声鹤唳。2014年3月，摩根斯坦利的两位经济学家Cyril Moullé-Berteaux和Sergei Parmenov则直接宣告了明斯基时刻即将降临中国，将这场讨论推上了高潮。近4年过去了，国内经济波澜不惊，GDP增速甚至有望重新回到7%，几乎没人相信中国面临Minsky Moment。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2
Hyman Minsky在20世纪80年代，结合凯恩斯和费雪的理论，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并将投资/债务的关系做了三个阶段划分：①Hedge Finance(套期融资)②Speculative Finance(投机融资)③Ponzi Finance(庞氏融资)。其中现金流可以覆盖债务本息是①，现金利只能覆盖利息的是②，只能靠借新还旧的是③。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进入到②和③的阶段，则意味着金融体系极不稳定，随时会爆发危机，并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周期。
明斯基于1996年去世，生前他只能算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名气并不大。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爆发，PIMCO的Paul McCulley用“明斯基时刻“这个词来形容这场危机，这才使他的理论名扬天下。之后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使Minsky Moment这个词更加深入人心。
债务比例不断攀高的中国，自然是明斯基信徒最好的观察标本。每隔几年，就有人拿它往中国身上套。2013年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符合明斯基理论中Ponzi Finance阶段的特点，比如高企的非金融企业负债水平、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寅吃卯粮的地方融资平台等。
6月份，在央行有意无意的驱动下，市场爆发第一次钱荒，上证指数砸到1849点，到了12月，第二次钱荒爆发，长期持有“中国崩溃论”观点的人，借着对Minsky Moment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做了最后一次系统性批判，再加上积重难返的产能过剩和“虚高“的地产价格，国内外对宏观经济一片悲观。
上述问题在中国都切实存在，也非讨论的禁区，稍有经济常识的人就会充分了解。但世人不太了解的是，中国财政决策“工具箱”里的工具之丰富，回旋余地之大，执行能力之强，是其他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这些工具的使用，西方经济学体系通常无法理解，因此经常招来广泛的批评。
但洋人的批评是一回事，道路自信是另外一回事，就如周小川有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央行行长Mervyn King打完网球后吃晚饭，两人聊起中国向西方学到了哪些东西，周想了想说：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用竞争和市场发展经济，但我觉得，你们至今仍没掌握货币和银行业的窍门。
2014年下半年，在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两年之际，内部障碍逐步清除，中财办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扮演财税中枢的角色，那些工具和窍门，也到了该拿出来用的时候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枢机构牵头发起了两场战役，在这两场战役中，无数人的命运为之改变。
03
2014年对于孙宏斌来说，似乎是个高开低走的年份。5月份，融创以63亿元入主陷入困境的绿城中国，在发布会现场，宋卫平脸色低沉颇具悲情主义，孙宏斌满脸通红但神情谦卑，努力压抑自己的兴奋之情。但到了12月，绿城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宋卫平却在这时候反悔，交易被迫分手，孙宏斌在内部讲话上挥别绿城，居然数度哽咽。
但收购绿城的失利，并没有打乱孙宏斌加速杠杆式扩张的脚步。彼时的房地产市场，远远谈不上景气，一线城市已经沉寂两年，二三线库存高企，在2014年6月23日，差不多正好是“钱荒”后的一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万科总裁郁亮的文章：《我国楼市进入“白银时代”》，明确了万科采取降杠杆去库存的保守态度，这与孙宏斌的高举高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激进的孙宏斌们和保守的王石郁亮们，自此分道扬镳。站在融创这一边的，还有许家印的恒大和杨国强的碧桂园。在2014-2016年这三年期间，三家公司疯狂加杠杆扩张，以恒大为例，2013年总负债只有2688亿，到了2016年底，总负债已经达到了11583亿。所有人都在疑问：他们究竟在赌什么？
孙宏斌们豪赌的东西，并没有让他们等待很久。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进入了降息通道，一深圳率先开涨，并逐步蔓延到北京和上海。2015年9月30号，央行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4个月后，首付比例进一步被降低到20%，更是烈火烹油。到了2017年，被驱赶出来的资金，与棚改货币化安置的资金一道，疯狂地涌入二三四线城市，全国范围的暴涨终成燎原之势。
在价格暴涨的同时，各地房地产库存纷纷告急，各大地产商资金全面盘活，产业链上下游十几个环节的在手现金、销售回款、债务水平等数据大幅改善。与此相比，居民部门的住房贷款按揭余额在2014年突破10万亿，15年达到14万亿，16年更是直接达到19万亿，第一场战役“完胜”。
第二场战役启动的时间稍晚一些，一直到2015年10月，“供给侧改革”才成了高层讲话频繁提及的一个词，这时的南华商品指数已经跌倒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2016年新年后的首个工作日，总理调研了山西焦煤集团和太钢集团，并主持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座谈会，打响了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枪
战役的策略很简单：限产。2016年3月，煤炭全行业开始中强制执行每周5天工作制以削减过剩产能。以往，这种限产不会被商品期货交易者认真对待，因为总会有小煤矿偷偷开工，产能很容易死灰复燃。但这次的确不一样，强大的行政命令以雷霆之势压下来，煤炭价格开始了超级V型的反转。一批又一批的看空者试图挑战“供给侧改革”的权威，他们留下了满地尸体。
钢铁行业紧随其后，战斗檄文是1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了6号文，其中明确5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1.5亿吨。15年底，唐山地区150普碳方坯最低价格仅1460元/吨，到了2017年6月，价格已经涨到了3160元/吨。2015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650亿，2016年变成实现盈利330亿，到了2017年，前4个月的盈利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第二场战役完胜。
中国特殊的体制，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从改开初期的工农业剪刀差，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到央地财税分流，犯过拍脑袋式的错误，也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成绩。这几年，随着“制度自信”的确立，以及反腐整肃带来的执行力提高，“资源调配”的思路和手段，逐渐有重剑无锋大开大阖的架势。
中枢机构发起的这两场战役，本质上也是“调配”：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两场战役的胜利，将明斯基时刻的争论，打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战役对胜利者的奖赏是丰厚的。恒大融创碧桂园在2017年开始兑现利润，股价一日千里，前两者年内涨幅都在500%以上，许家印以2900亿身价登顶胡润百富榜，孙宏斌的身价也在一年内增加了7倍。赌国运成功的人，有曾被亏待过吗？
04
今天，如果没有两场战役的胜利做后盾，恐怕没人敢大大方方地把“明斯基时刻”这个词儿说出来。即使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去库存和供给侧改革，经济数据和银行坏账率恐怕难以想象，届时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尤未可知。当然，因为利益的“调配”，本来的埋单者变成得益者，本来的得益者变成埋单者，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想不明白的，不妨参照本文开头故宫的故事。
再进一步讲，现在普遍忧虑的经济“死结”，恐怕也会被那些你见过的没见过的、想过的没想过的手段来化解。这些手段积累的众多副作用，未来又会被新的“创新”来裱糊。明斯基的理论虽妙，但却跟道德文章一样令人生厌。在庙堂中枢看来，锦衣卫的绣春官刀，永远比东林党的道德文章更有实效，也更令人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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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共匪“玩”经济总有玩不转／玩不灵之时，到那时，就是共匪垮台之时。千万别说：“共匪是神，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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