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厉害了，我的疫苗

相比较于2005年安徽泗县甲肝疫苗事件、2009年大连狂犬疫苗事件、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2013年康泰乙肝疫苗媒体事件以及2016年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案件，最近曝光的长春长生公司疫苗造假事件，直接后果并不是最严重的。前述事件大多直接造成婴幼儿健康伤害和死亡。更不用说，2008年三鹿有毒奶粉事件中，直接受害儿童高达30万之众。
有一些父母在社交媒体晒出信息，称自家孩子打疫苗后长期发烧、呕吐。这些孩子完全可能是长春长白公司的直接受害者，但是恐怕难以得官方确认。在网络流传的一例长达十年的长春长生公司疫苗官司中，尽管法院认定当事人注射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狂犬疫苗后几近失明，“脑部病变与其注射狂犬疫苗存在关联性”，但仍然判定长春长生公司不承担责任。
这次大规模的舆论主要来自恐慌和焦虑。首先，三鹿有毒奶粉事件尽管受害者众，但是可以检查治疗，然后选择外国奶粉，城市中产阶级依然可以缩头享受“岁月静好”，把伤痛留给吃不起外国奶粉的社会底层。但是，疫苗种进去之后，是否有效并不容易检测；假如有效也不应该补种，否则会有健康风险。同时，它也无法通过大规模的淘宝代购就能解决。很多地方甚至不承认外国疫苗，孩子没有国产疫苗记录就不能上学。
这正是一个中国人生存状况的隐喻：你明明知道有问题，这问题某一天可能会要你的命，但是现在还没有让你倒下，如果你不去想它甚至好像不存在；如果你细想，就会觉得异常恐惧，想要逃离，然后发现其实并没有办法摆脱它。
你觉得还只是这个人的问题么？
怎么会没有办法摆脱呢？不是李克强、习近平都先后做了批示吗？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领导重视仍然是关键因素，但是它对民众的安抚效应已经大大不如以前。“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这些官话套话几乎一字不差地在每一次公共安全事件之后重复。李克强和习近平的秘书们似乎也有点过意不去，用了上“突破人的道德底线”、“猛药去疴、刮骨疗毒”这样的新词狠话，但是跟有“影帝”之誉的温家宝的“人情味儿”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
领导批示并没有让父母们放心。不是人民群众不好愚弄了，而是发生的事实太清楚了：当年因三鹿奶粉事件被记过处分的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后来做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药品安全总监（直到2018年2月退休），疫苗安全正是他的工作重点。正如一则微信朋友圈信息所说：怎么也躲不开这个人，你觉得还只是这个人的问题么？
近年来当局苦心经营的爱国主义再次受到挑战。继中美贸易战之后，“厉害了，我的国”再次露出怂态。日本、美国等国家曾经对中国的医疗援助，也纷纷被搬出来。香港再次成为怀抱婴儿的父母投奔的地方，甚至去台湾打疫苗的可行性也在讨论之中。曾经砸乐天超市、抵制日货的狂热，成为备受嘲讽或者反思的素材。也有香港人出来解释说，香港人游行的目的，就包括保住疫苗、奶粉不受权力污染。不过，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游行是否就能免于“不爱国”的污名，仍然是一个疑问。
一个互害的社会
尽管亿万父母群情激愤，而且头脑清醒，但是一个正常社会可能的反应，在中国仍然是禁忌，比如没有一个人提议上街游行示威，或者促进政治改变。城市中产阶级讨论得最多的主题是：挣钱送孩子出国。一个笑话说：本来已经决定不再做地沟油生意的老王，得知疫苗丑闻之后，发誓要再多挣一点钱送孩子出国，于是狠狠心再往油桶里掺了两瓢地沟油。
很多人不明白：难道那些企业经营者，那些受贿的领导干部，他们就没有孩子吗？为什么要做如此丧尽天良的坏事？同样的问题，也被放在异议人士的孩子遭到骚扰的事件上。这个笑话揭示了谜底：很有可能，这些人作恶，正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
不是所有人都在互相伤害，但是互害社会让更多无辜者难以逃离人为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