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春節過後，島內新政初始，舊內閣走向看守，新政府還未上台。但近期兩篇由英語世界重要國際政治公共知識分子撰文，卻讓我們看到了國際情勢走向的不容樂觀。一為弗格森（Nial Ferguson）在2月初發表於《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專欄文章；二則為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2月底於CNN的投書。兩人平日針對國際事件縱使分屬不同立場，但在這個時間點卻不約而同的警告，混亂與衝突將會是2024開年後世界政治的「新常態」（the new normal）。而且這樣的「新常態」，有可能從全球多點區域衝突，延燒成為「世界大戰」。
拜登外交政策面臨連續挫敗
事實上，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自2021年8月的阿富汗全面撤退以來，幾乎在全球各個區域、各個時段連番挫敗。2022年2月，拜登團隊的外交斡旋，因未能阻止普丁入侵烏克蘭宣告失敗。甚至在戰爭初期，華盛頓也已決定放棄基輔。是烏克蘭軍民奮勇抵抗，讓俄軍陷入戰爭泥淖後，自由世界各國才以美國為首，對烏克蘭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與財政援助。
但現在，美國《援烏法案》持續在眾議院卡關。自2022年至今的核戰邊緣陰影，使得美國在援烏力度上，陷入一種「既希望烏克蘭贏，又怕俄羅斯輸」的進退維谷。烏俄戰爭因此成為徹底動搖後冷戰美國自由主義霸權國際秩序的頭炮，甚至根本上改變了當代主權國家交往「不以武力改變邊界」的原則。
2023年10月，哈瑪斯發動奇襲造成以色列大量死傷、多名人質被俘。以色列政府隨即宣布進入戰爭狀態，至今已將哈瑪斯主要根據地加薩走廊轟炸攻擊不知幾輪。普遍相信，哈瑪斯背後持續有伊朗的支持；甚至在整個大中東，無論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針對美軍的攻擊行動，都有德黑蘭的影響力存在。但拜登政府卻對伊朗的種種作為幾乎毫無作為。投鼠忌器，德黑蘭臨門一腳的核武開發進程，更讓拜登的中東政策左支右絀。
而且，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所領導的保守聯合內閣，雖然支持率奇低；但以色列多數政黨與國人，卻都支持以色列持續對巴勒斯坦進行戰爭。這讓以巴衝突的和平解決方案更顯遙遙無期，拜登外交團隊也在以巴問題上完全缺乏有效的切入點。
2023年12月，葉門叛軍胡塞組織開始無差別攻擊途經曼德海峽（銜接紅海與亞丁灣）的商船。通過蘇伊士運河的貨櫃量因此減少近八成。扎卡利亞就認為，兩百多年來，自英國海軍到美國海軍，持續保障全球海洋自由、維持自由航行。近代以來的自由貿易與全球化，都是以此為基礎。而這個自由航行的基礎，現正被胡塞組織打斷。作為當代海洋自由守護者的美國，至今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此外，若是從自由航行的捍衛視角，審視中國近期在金門的行動時，我們可以發現，這也只是共軍「灰階作戰」的一環。從不斷派軍機侵擾海峽中線，到派「三無船隻」進入我國離島海域，都是為了改變現狀、創造新現狀，讓台灣海峽「內海化」，並實踐打斷西太平洋自由航行的野望。但在處理如此對自由航行的蠶食鯨吞時，華盛頓至今仍缺乏有效的應對方案；北京也毫無忌憚地自台海到南海，持續干擾自由航行的行動。
從「新冷戰」（New Cold War）到「新常態」（New Normal）
照弗格森的說法，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持續受挫，全球區域的多元衝突，正代表後冷戰至今，相對承平的時代已經結束。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到2022年烏俄戰爭前。近30年的時間裡，無論是南斯拉夫內戰、911事件後包含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次「反恐戰爭」，規模都比今日仍陷膠著的烏俄戰爭還要小很多。甚至按照《紐時》的說法，2023年底的美國中情局情報報告估計，自2022年至該份報告上線時，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士兵傷亡人數已達31.5 萬名，這幾乎是俄羅斯戰前兵力的90%。
但傷亡的慘重，非但沒有阻止俄羅斯持續增兵烏克蘭，北約情報部門與指揮中心更多次強調，為了應對未來2到3年內俄羅斯隨時可能對東歐與北歐前線諸國的攻擊，北約的重新武裝與擴張已刻不容緩。甚至，烏俄戰爭的持久化，也沒有抵銷中國侵略台灣的戰爭準備。在全球都認為普丁不會真的出兵時，只有中情局準確預測俄羅斯必然侵略烏克蘭後。我們或許也該認真面對美國中情局局長William J. Burns在多個公開場合警告「習近平已命令解放軍做好2027年入侵台灣的準備」的說法。
從大量大規模戰爭、自由航行中斷，到潛在衝突點壓力上升。照扎卡利亞的說法，世界已從「新冷戰」的「美中全球競爭」時期，又進入到另一個「新常態」的「多元區域衝突」時期。若自由世界將這些區域性衝突視為一次性的安全危險，只需要單獨處理，世界就能恢復正常，這種想法顯然大錯特錯。
因為不僅是衝突已成為新常態；更重要的是，上述挑戰現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國家，從俄羅斯、伊朗、中國，到本文未提及的北韓，正在組成一個弗格森所謂的「敵意軸心」（Axis of Ill Will）。綜觀拜登外交團隊自阿富汗撤退以來的連番挫敗，無論未來美國是否仍由拜登領導，若華盛頓持續對這個敵意軸心採取綏靖（appeasement）的態度，那我們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距離，會比想像中還要更近一步。
我們與世界大戰的距離比想像中近
因為按照弗格森的說法，2020年至今的全球局勢，其實與 1930年代的國際局勢發展，有著高度的可比性。一戰後，各國政府透過大量的談判，確定了新的國際組織與國際秩序。當時的國際輿論普遍相信，在這些機制的帶領下，各國可以共享和平紅利。但曾經因為戰敗看似接受民主的國家，在經濟不景氣與政治局勢混亂的背景下，用民主的方式與程序推翻了民主。以德國為首的軸心國開始連結志同道合的國家，顛覆當時建立的穩定國際秩序。
但是，1930年代的人們，並沒有理所當然地將發生在亞洲的區域衝突、太平洋的大國競爭，以及歐洲獨裁國家的快速擴張做出連結。畢竟當時仍是電報時代，消息的傳播速度與範圍無法與今日比較。德國在歐洲的野心、義大利在地中海的野心，以及日本在亞洲與太平洋的野心，對時人來說，都只有微弱的連結。回顧二戰的多個戰場我們可以發現，「世界大戰」本身終究是「多個區域衝突的聚合」。世界不可能真正進入霍布斯設想那種「所有人對抗所有人」（all against all）的「戰爭狀態」（the state of war）。
同理，如今的我們相較之下，只是生活在一個資訊高速傳遞與大規模擴散的時代。若撤除這些當代通訊工具，基輔對烏克蘭、德黑蘭對以色列、北京對台灣，以及平壤對南韓的威脅，就只是區域內國家間的糾葛；我們也看不到這些國家彼此間直接和明顯的橫向聯繫。是因為當代無孔不入的資訊傳遞，我們才能了解到，雖然這些政權有著意識形態的高度差異，但基於獨裁統治上的一致性，以及對當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挑戰的共同目標上，讓這些「敵意軸心」國家彼此的合作越來越緊密。
甚至，若我們腦洞大開的假設一下，日本在1941年12月偷襲的不是珍珠港而是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堅持在遠東戰場而不開闢太平洋戰場。那美國可能不會這麼快投入二戰。軸心國也可以更從容應對在敦克爾克搖搖欲墜的英軍，以及已經被打到只剩西南一隅的國軍。甚至輕鬆贏得二戰，並與美國劃界而治，分領東西半球。所以這次，若是「敵意軸心」吸取了上一次軸心國失敗的教訓。在美國持續走向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的情況下，讓華盛頓接受劃定東西半球勢力範圍的提議，世界局勢就會越發危險。我們與世界大戰的距離，就會變比想像中變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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