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tal Pageviews

Friday 1 March 2013

红歌声中催生出来的怪胎

少将军衔的中国著名歌手李双江之子涉嫌刑事犯罪事件,引起人们对“红色贵族”的下一代游离于社会公德和准则、无法无天的愤怒。2月26日一期的德国 《法兰克福汇报》刊登记者从北京发出的一篇相关报道,该报在“企业”栏目上的一篇报道则涉及德国汽车行业对来自中国的新挑战的忧虑。
德国之声报道称,中国领导人惯常高调发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声音,尤其诟病美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子女送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接受他们 所认定的“最佳教育”,《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以“对特权的愤怒和一桩强奸案”为题发来记者的一篇报道。报道指出,李将军之子涉嫌强奸案显示,不仅是政府官 员,而且在解放军高干那里,美国也被视为“培养”下一代的理想之地:“李双江将军的17岁儿子李天一因涉嫌强奸一名女青年同其他4名男子一起在北京被捕。 新华社报道说,这一团伙在北京高校集中的海淀区逛酒吧后,将这名女青年带到一间旅馆,强奸了她。这已经是李将军之子的第二次犯法。两年前,他曾驾驶一辆无 牌照德国豪华车,冲撞一辆据称挡了他车道的车,致两人受伤。报道称,警方当时将他送去劳教一年。作为一名将军的儿子,他不仅上的是中国最好的学校,而且也 曾有一段时间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上过一个寄宿学校。
《法兰克福汇报》说,“李天一的父亲是人民解放军一支娱乐部队的著名成员(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授衔少将。他因演唱革命歌曲而成名。在中国 媒体和博客上,李天一案引发公愤。过去数年里,曾有多个涉及‘红色贵族’子女的丑闻曝光。……博客写手们批评说,特权阶层的下一代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 束;他们拥有一切,却独独没有道德和价值感。不过,来自新左派阵营的评论者们则另有一种解释:将军之子所受的美式教育是最终原因。王晓东便写道,美国的教 育可能毁了他,美国有这么多强奸和谋杀。”
但王晓东立即就遭到中国网民的嘲讽和抨击,比如:司马南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留学生活,罗援也不甘落后,把自己的弟弟罗振安排到华荣集团当老总,他 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把自己家人送到美国生活,然后自己在国内大谈反美爱国,要么是人格分裂,要么就是欺世盗名,他们到底是哪一种?
在李双江之子李天一因涉嫌轮奸被拘后,关于其种种不良言行的传闻便不断爆出,这当中就包括他在国外留学时的恶行。记者从李天一曾就读的沙特克圣玛丽高中的工作人员那里证实,李天一早因不遵守学校规定被开除。
除曾在国内多所知名中小学就读外,另一个曾经让李天一被光环笼罩的,便是他在美国沙特克圣玛丽高中冰球学校就读的经历。然而,就在轮奸事件发生后, 有爆料称,李天一早在该校就读时,因屡次违纪而被开除。最初的爆料者李小姐证实,自己的一名亲戚在李天一就读该校时与其认识,而当时,李天一在学校内便很 “出名”。据她亲友透露,李天一曾在与同宿舍同学讨论国际局势时,与一名外籍同学发生争论直至打架。据李小姐说,李天一在校期间屡犯校规。
记者连线了李天一就读于美国学校的辅导老师亨利·道尔,他证实,李天一因为不遵守学校的规定而被开除。北京一家留学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美国私 立高中管理机制相对严格,例如打架一类的事情,家长通常要被叫到学校受训,甚至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相比之下,因家庭背景、素质较好,学生被开除的几率并 不是很大。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该校是美国当地一家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在校生数量约为300人,其中包括20%的国际学生。2008年时,在该校就读 每年的学费、生活费在35000美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往返机票等杂费。辅导老师亨利·道尔向记者详细描述了他对李天一这个中国小男孩的印象。亨利称,当时 李天一年纪很小,称他为“亨利爸爸”,但李天一很多淘气的行为与学校的管理条例相去甚远。在生活方面,李天一在与同学相处时不融洽,特别是在宿舍,他似乎 常常被别的同学孤立。在学业方面,每一个老师都很努力地帮助李天一,不管是在课业上还是在生活上。不过李天一他经常迟到,并不是很努力学习,这一点让老师 们也无可奈何。亨利认为,李天一是个被宠坏的小孩儿,在他身上似乎笼罩着一层“天之骄子”的光环,让他习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生 活,这种想法与该校的校规格格不入。提及此次涉嫌轮奸事件,亨利认为家庭背景大概是导致这名小男孩儿行为乖张的原因之一。
李天一轮奸事件出来后,全国舆论鼎沸,优酷视频也以《红星罩儿去战斗》明显讽刺李双江作品《红星照我去战斗》,揭发中国大陆官富二代横行霸道的流氓 行径。《红星罩儿去战斗》歌词也在网路上疯传:“无牌宝马路上游,套牌奥迪跟我走,有人挡我路,直接上拳头,红星罩儿去战斗,官富二代横街走,老子威武儿 放光,痛下黑手把人伤,谁敢拦我路,就让谁遭殃,红星罩儿去战斗,爹的歌儿记心上,拼爹时代谁更强,我的爸爸超李刚,拼爹时代谁更强,我的爸爸李双江。” 而对照《红星照我去战斗》部分歌词“党的教导记心头,前赴后继跟党走”,视频《南城二哥讽刺恶搞李双江—好姑娘》将其改为:爸爸的教导记心头,前赴后继跟 爹走,还多了我爸李双江,我有冲锋枪,更是令人爆笑:我的好姑娘你要搞对象管他人品怎么样?只要有车又有房,地位响当当,资产乌泱泱,保定他要一跺脚,这 儿就震得慌,我爸是李刚,我爸李双江。小小宝马路上游,套牌奥迪跟我走,谁敢挡我路,让他吃拳头,爸爸的教导记心头,前赴后继跟爹走,我爸李双江,我有冲 锋枪。这位姑娘漂亮,摇摇摆摆,军旅歌手身边儿晃,面子是鱼啊,钱是熊掌,他们笑贫不笑娼。……
网民说:比原唱更有深度,深度剖析了官二代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好歌啊,比原唱好听多了,太有才了!词填的很贴近现实社会。赞,唱功很专业,社会需要这样的艺术,这才是有生命力的,……。.
针对王晓东等五毛将李天一的恶行归咎于美国的荒谬,网民们则一针见血的指出:李天一,明显是李双江在红歌声中催生出来的怪胎!
李双江是军旅歌唱家中大唱红歌的典型。事实证明,只有变态的价值观和变态人、或者无知无耻的人才会把歌曲艺术颜色化——如希特勒统治时期的纳粹分子 纳粹政权,天天用伟大的主旋律为希特勒歌功颂德;斯大林时期苏联媒体和宣传工具,铺天盖地是大救星、万岁、人民领袖导师斯大林等肉麻的陈词滥调;当今朝 鲜,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等三个红太阳是朝鲜红歌的主题词主旋律。
而在中国,喜欢唱红歌的不绝如缕,但都是以闹剧开始,以悲剧收场。
文革之初,林彪在全军推广唱红歌,为毛泽东的文革摇旗呐喊、保驾护航,结果是折戟沉沙、家破人亡;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充当《东方红》、《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等唱红歌的急先锋,不仅用强大的权力组织、指示、强拍全国唱红歌,而且身体力行,如江青赤膊上阵搞“八个样板戏”,但最后的结局是:四个唱红歌的 坏蛋作为四人帮被送进了秦城监狱;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有组织有计划搞大规模唱红歌运动,结果王立军叛党叛国、薄熙来贪污腐化问题暴露,双双成为阶下囚; 李双江一生靠唱红歌赚取名利,结果教育出一个强奸犯儿子。
由此可见,古今中外,喜欢搞唱红运动的,都是祸国殃民之辈,最后都逃脱不了上帝的严惩—–从希特勒、斯大林到林彪、四人帮,皆是如此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重庆后,为了谋取“上位”,大搞“唱红打黑”,大陆演艺界众多知名大腕卷入“红歌”海洋,其中有被称为军旅歌唱家的李双江 夫妇,李双江还同薄熙来紧挽着手。2010年11月26日晚,总政歌舞团女高音梦鸽携手其丈夫、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在重庆举办《如梦如歌》“红色经典”歌 曲演唱会。演出以梦鸽唱红歌为主,梦鸽与李双江还一同唱了红歌。薄熙来与李讷夫妇观看了当晚的演出。演出结束后,薄熙来说,重庆正在开展唱红歌活动,毛泽 东的女儿李讷能够出席让重庆感到格外亲切。
2012年3月15日,薄熙来被解任,从此他的政治前途宣告完结。随之以“唱红打黑”为主要内容的“重庆模式”开始遭抛弃。有重庆“红歌角”之称的人民广场,禁止民众唱歌跳舞,称他们的活动“严重影响周边民众工作休息”。
薄熙来“被贬”重庆后,轰轰烈烈地搞起“唱红打黑”的“二次文革”。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将重庆打造成一个“红都”,并得到一部份被欺骗的社会底层民众和“毛左”的追捧,薄熙来本人也被“毛左”称为“薄泽东”。
文革被称为十年动乱,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意在整垮党内对手,薄熙来一家也受到强烈冲击的。1967年18岁的薄熙来因为流氓罪、偷窃罪被投入监狱。 而这个深受其害的人,在掌握一定权力后,为了攫取最高领导权,高举毛泽东“文革”旗帜,在重庆搞二次文革。借“打黑”清除全部异己,就是“文革”的翻版。 毛在文化大革命中为铲除异己,打倒党内最大的对手刘少奇,发动群众、利用不谙世事的红卫兵狂热地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唱革命歌曲、抓反革命的群众运 动。薄熙来为人心狠手辣已是外界有目共睹,薄熙来一直都在打击异己的运动中树立自己的权威。为报复律师揭露“黑打”黑幕,制造震惊全国的“李庄伪证案”,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民众评论说,红歌如梦,让人仿佛一朝回到了红色恐怖的年代。
外界皆指责薄唱红打黑的实质是打击异己、抢劫钱财,他执掌重庆不到4年时间,就弄得重庆市政府经济上破产,欠债几千亿。薄熙来被“双开”的第二天, 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表示,薄熙来这个文革“受害者”希冀重拾那个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的老套政治模式来实现自己的 政治抱负。这一次,在他的治下,他摆脱了受害者的地位,反以此来加害别人,为害社会。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红歌声中催生出来的怪胎,不仅仅只有李天一,而是有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名曰“红色贵族”,从地方到中央,无不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也可以称之为 “红色政治家族”。北京大学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开始在中国河南省南部的县里挂职两年。他在挂职期间调查了地方党员干部——“红色政治家族”广泛利用 “关系”的官场现状,并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南方周末》还刊载了该论文的部分内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县”是一个虚拟的名字,但实际上指的 是约80万人口的新野县。冯的论文是在调查采访了161位县干部后写成的。这篇论文中指出,县内约一千名高级干部中,有450人的亲属是与本人同级的干 部,比例接近一半。在这种“红色政治家族”中,拥有5名以上干部的“大家族”多达21个,甚至还有一个家族拥有24名干部。随着论文浮出水面的是,手握权 力的党员干部们任人唯亲,提拔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担任要职的官场现状。
原本是宣传部门非正式员工的某男子讨好一名与县长关系密切的电话接线员,并与其女儿成婚。几年后该男子“官运亨通”居然当上了局长。还有一位与上级 领导女儿结婚的男子在29岁时就当上了乡里的人大主席。论文中还写到,一名30多岁的年轻干部曾对冯军旗直言:“在官场中,能力只是晋升的参考条件,最重 要的还是靠关系。”县在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中处于市和镇之间。在这里,城市和农村的文化相互交融。由于县里具备了中国大陆最基本的管理机构,所以被称为 “中国政治的缩影”。一位出身新野县的政治学者说道:“论文中的事例基本属实,很多读者看后发现自己的故乡也是如此,因而反响强烈。”
中国大陆的统治一直伴随着“重视血缘、地缘关系的政治传统”延续至今。
这些“红色政治家族”还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还要通过留学、移民到各个西方发达国家去“解放全人类”。李天一因品行不端而遭美校开除,则是特 例。“红色政治家族”甚至在这些国家隐姓埋名,极为低调。比如加拿大温哥华市因为吸收世界各地众多富裕阶级的移民而广为人知,该市南部的里士满地区集中了 约40万华裔居民。但“红色政治家族”的亲属却很少住在这里。他们喜欢的是被森林或街边树荫遮挡,能便于保护隐私的地方,而位于山丘之上可以眺望港湾的高 级住宅区“西温哥华”则符合了这一点。一位48岁的女士表示:“他们的共同点是不怎么和别人接触。他们只会跟自己所信赖的一小部分人在一起行动。”这位女 士的丈夫在中国事业有成,她于4年前移民到加拿大。仅她认识的人中据说就有10几人与党政官员有关。
一名在加拿大专门为中国顾客介绍高级房产有20年之久的房地产业者道:“事业有成的人不由自主就会想谈自己的工作,而干部的亲属则缄口不谈。”在买 房子时,“红色政治家族”及其亲属一般都会隐瞒真实身份。因为根据中国大陆政府的规定,一定职位以上的干部其亲属若要移民或在海外工作,必须要向组织部门 报告,而关于干部的不动产等资产情况也要求上报。但是,实际上很多干部并没有如实上报。一位华人记者认识许多已经移民的领导干部,他以匿名为条件透露道: “因为如果(他们)被人知道自己的妻子、孩子移民海外或取得外国国籍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影响仕途。”在中国大陆,有很多领导干部通过受贿等方式所获取的 非法财产和亲属一起送到海外,前赴后继。只有该领导干部本人留在中国,所以人们也称这种人为“裸官”。而“裸官”问题也受到了老百姓的密切关注,逐渐成为 社会问题。共产党高层对此也越来越有危机感。
2011年,党内监察部门对究竟有多少“裸官”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开。香港杂志《凤凰周刊》对党内相关人士的解释进行了报道:“之所以不公开,大概是因为(人数太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太大了吧。”
“薄熙来的上升和陨落使中国大陆领导人陷入了难以向人民作出解释的境地”。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说,这是因为当今中国成了“红色贵族的家天下”。文 章文章回顾了中国大陆的历史后写道,中共原来并不是一个享受继承权的党,但是今天,中国有一批“红色贵族”,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以及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力:“党的创建者们的子女一直享有特权地位,听取老人的意见和建议、把对元老的尊重传给其后代,这符合儒家传统。红色贵族的后代进入经济界,早就人所共 知。他们中的一些人执掌大企业,另一些人主持事务所、咨询公司和投资公司。新情况是,过去十年经济繁荣期间他们的生意得到大幅扩展。”文章接着写道,这是 因为“接近权力,就可以保证获得重要的经济信息,可以顺畅通过行政手续,在必要时也可以排除法律障碍。这样,许多家族通过良好的关系——这其中多为亲戚关 系——聚敛了财富。”在法律体系薄弱的国家,家族纽带依然是忠诚合作的保证。但在中国大陆,家族的代表人物也是国内唯一执政党的干部,这个政党统治国家、 做出所有重要决策。虽然官员及其小家庭禁止经商,但他们的亲戚则不受限制。文章指出,“红色贵族的财富是否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几乎无法调查。人民知道,官 府受贿和为个人致富,滥用权力的现象是常规,并非例外。正式场合宣传社会主义平等和热爱祖国的薄熙来却把儿子送到英国一所昂贵的私人学校,把财产转到国 外。”
薄熙来事件和李天一事件,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使中国大陆变得政治化起来。但这些事件这能象乐观派所希望的那样,带来变化吗?看 来不可能。政治改革需要上面推动,党内的政改呼吁没有人听得进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导致超级富豪的经济利益在影响政治。许多 权贵分子不愿中国增加透明度、不 愿公开收入、不想反特权、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