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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5 August 2015

三个教授的命运

1945年昆明发生的“一二•一”学潮,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这次学潮的研究已有很多,我所选取的角度是观察这次学潮中的三个教授的命运。

“一二•一”学潮起因于一次时事晚会。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晚会,成了“一二•一”学潮的导火索。当时参加时事晚会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约6000人。当时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按惯例,学生的时事晚会,通常要请知名的教授来演讲,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也不例外,同学请了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4位教授讲演。晚会进行当中,驻防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人包围了会场,并鸣枪威胁,引起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愤慨。晚会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赴捕捉,匪徒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9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这则不实的消息,引起学生的愤怒,使矛盾激化,4位学生被枪杀,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罢课,从而形成“一二•一”学潮。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这次学潮前在时事晚会讲演的4位教授当时的经历和以后的命运。出席时事晚会的4位教授除经济学家伍启元1949年后离开大陆赴美外,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都留了下来。1988年11月,在纪念西南联大校庆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伍启元以《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和精神》为题发表了讲话。(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编《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50周年纪念集》105页,1988年。)由于伍启元离开大陆多年,他本人的命运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同,因而我们只观察钱端升、费孝通和潘大逵的命运。钱端升1900年出生于上海,191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4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土学位。潘大逵1902年出生于四川开县,1924清华学校毕业,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费孝通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1933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土学位。

三位教授从年龄上看,大体是三代知识分子,钱端升长费孝通10岁,而潘大逵又长费孝通8岁。三位教授同出清华,都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离不开胡适,现在我先比较他们和胡适的关系。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直到他逝世前在台湾的那一段岁月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都和胡适发生过联系。尽管胡适没有执教西南联大,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灵魂。

1940年钱端升曾有一信给胡适,详细述及西南联大诸教授的情况,其中说:“联大经四月扰攘,现仍定不迁。惟一年级在川召集。此事亦不甚妥。联大内部亦因此事发生moral(风纪)方面许多不良影响,可惜也。附件拟请抽暇一阅。如可以,乞向洛氏基金方面吹嘘。弟既无书可读,又苦无事可做,致有此尝试。兄得无笑其少不更事,无苦讨苦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94页,中华书局1983年)钱端升是了解胡适的,虽然身在国外,但仍时时记挂他在西南联大的那班朋友。钱端升与胡适相差不到10岁,他们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点,而且私交甚好。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身旁的两助手一个是张忠绂,一个就是钱端升。张忠绂在《迷惘集》中曾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也每月拿900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谢绝领月薪。”(张忠绂《迷惘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可见他与胡适的关系。

钱端升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胡适的崇拜者。1962年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急切地希望胡适能回清华学校当校长。钱端升在信中说:“要是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是学者,有志意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不是我特别亲美,不过事实不能不这样)是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的好手。你肯来,就干妥万当;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要看轻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开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的改良……”(《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509页)钱端升在信中还表达了当时清华同人以及校外的《现代评论》派那班人对胡适寄予的厚望。

钱端升早年和胡适建立的友谊是很深的,从他写给胡适的许多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很敬重胡适的;但在钱端升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又感到他对胡适的敬重并未成为他的行动,这可能是当时胡适许多朋友的一个共同点。1948年钱端升赴美讲学,没有留在那里,胡适也劝过他留下,但钱端升这次没有听胡适的话,坚持回来,而且是新时代初期发言较为积极的知识分子,他那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1951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全面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竟然将蔡元培早年领导北大时形成的“兼容并包”思想给否定了,他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74页,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年)

像他同时代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钱端升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以他早年的思想状况来推断后来的言论,这之间呈现出的是简单跳跃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符合事物自然演进规律的。“一二•一”之前的时事晚会上,作为国民党员的钱端升讲演的宗旨是反内战,反极权,反专制,这是他一生所抱定的信仰,然而并没有过了多久,钱端升就失去了真实表达自己的机会。50年代初期,他写的为数不多的阐释新时代宪法和国家机构的一些文章,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1941年钱端升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起当时昆明的情形“国内有三大事,即国共争,物价涨,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样。然弟所见,最糟者仍是政治无进步,号称进步者无论共或反共,均是totalitarian(极权主义者),亦是不愿入轨道者,其余更可知,奈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01页)40年代晚期,40多岁的钱端升曾参加过旧政协,作为一个宪法专家,他可能对联合政府的承诺寄予了天真的幻想,因为这个承诺在40年代的确是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

1957年钱端升成了右派。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人时,还很关心钱端升,胡适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2556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当60年代台湾报纸上有关于大陆学人摘去右派帽子的报道时,胡适注意到“第一名是钱端升,这里面一些年轻——40来岁的如陈达(人口专家)等,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的人。”(同上,第10册3844页)可见对钱端升的关心。)



费孝通一生直接和胡适发生联系的事,目前我们知道的不多,费孝通小胡适11岁,已是两代人。虽然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但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现代评论》和《新月》时的许多朋友,有些是费孝通的师长,有些则是他的朋友。费孝通本人的思想,虽然在40年代末给人留下了向左转的倾向,但当时费孝通的左转并非走向政治的操作,而依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性的流露,他的左转只是偶然顺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就他一生的言论而言,反专制、反独裁是他的本意。费孝通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虽然后来介入了一些政治活动,但我还是愿意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评价。1988年,在谈到与民盟的关系时,费孝通说:“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但是思想上没有统一,更说不上行动上的一致。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行动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组织。”(《我与民盟》9页,群言出版社1991年4月)

费孝通对胡适一直是很敬重的。《胡适的日记》中曾记有1943年费孝通赴美时拜会胡适的情况,胡适说:“费孝通教授来谈,他谈及国内民生状况,及军队之苦况,使我叹息。他说,他的村子里就有军队,故知其详情,每日每人可领24两米,但总不够额,每月35元,买柴都不够,何况买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纪律哪能不坏?他说,社会与政府仍不把兵士当做人看待!兵官每月400元,如何能不舞弊走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另外能举出的例子是我做《观察》周刊研究时,见到的胡适写给费孝通的一封短信。这封信是费孝通交给当时《观察》周刊编者储安平发表的,这信一般的胡适书信选中都漏收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该书未收胡适致费孝通的信)。这封信是胡适读了费孝通翻译的《美国人的性格》,发现其中的两处错误,主动写信告诉费孝通的。以下是胡适信的全文:(《观察》第3卷第4期第23页,观察社1947年,上海。)

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的Jennie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North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North。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耻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卅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重看一遍,觉得朋友有切嗟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卅六年九月八日)。

费孝通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很快回信表示感谢,从那封信,可以看出费孝通对胡适的敬重。写那封信的时间是1947年9月10日,据这个时间推测费孝通的思想倾向,按流行的说法,他已经是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了,但从他给胡适的信中,我们能感到胡适在费孝通的心中还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费孝通的信是这样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32-233页,中华书局1983年)

适之老师:

接到八月二十五日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兴,高兴的是因此从此可以称你作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寄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以免误及读者。

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bend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多少也犯了弄笔头的毛病。

怀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无可赦。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少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可作为消遣之用。

并祝

著祺

孝通

三六,九,十

40年代末,费孝通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在思想上他们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由于过分痛恨执政党的腐败和极权,而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留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很深刻的。

1949年8月31日,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就在这一年,这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不断怀疑起自己早年的教育来。

1950年8月他把自己写的这类文字收在一本为《我的一年》的书中,这本书是研究转折时期费孝通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段说到自己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时的情景:“坐在我旁边的是钱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运动开始发动起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也坐在一起。轮到我上台演讲时,联大校舍四围枪声突起,子弹在头顶掠过。这种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之别。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有的只是融融一堂的温情,没有枪声来威胁了。为什么呢?很明白的,反动派的武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被镇压了。这是专政,一点也不错,有这些专政,才有我们在会场里的民主。没有这些专政,我们的会场又会变成西南联大的草坪了。我于是又点头了,领会了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费孝通《我这一年》3-4页)

费孝通的经历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对新时代的许多评价是在1949年前后得出的,这时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到来,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是写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40年代末,费孝通尚不足40岁,年轻人的气质还在,容易为暂时的或眼前的新气象所迷惑,这是其一;其二,也许当时的费孝通已经感到了某种压力,非这样认识不足以保全自己,但关于此点,我尚未见到可靠材料,仅是推测而已。

从50年代初费孝通的经历中,至少我们能了解两点,第一,新时代的新气象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由于那些诱人的承诺和鼓舞人心的口号,对于民族情感本来很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简单的思考逻辑,一直持续到1957年之后。第二,新时代初期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友好的,征尘未洗,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他们的思想,这时从未涉足实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真正的民主时代到来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改造思想时,不乏真诚的一面。

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具有轻信的弱点,这对具体人来说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但那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具有这个特点,就预示了他们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楚。1957年费孝通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



按潘大逵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活动情况,他有可能与胡适发生联系,但目前我还没有查到他们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中(《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6月),也没有提到他和胡适的交往。但没有和胡适的交往的经历,并不影响我们把潘大逵也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

潘大逵和费孝通一样,当年也是民盟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的民盟实际是一个很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的变化是后来出现的。潘大逵只在西南联大停留过很短的时间,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他是参预政治活动热情较高的一位,1957年潘大逵也成为右派。



以上我简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适的关系,现在可以回到我的结论上来。

“一二•一”学潮前,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保持着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当时时事晚会演讲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别处于不同的政治团体,钱端升和伍启元是老国民党员,潘大逵是民盟成员,而费孝通是无党派人士,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承担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他们4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但他们没有以这种专业为逃避现实的借口,要知道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敢于在时事晚会上自由讲演是有很大危险的。但从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作为教授,他们没有什么恐惧感,费孝通演讲的时候突然断电,而且枪声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后的费孝通身上就没有再出现过。

40年代的社会环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但这种恐怖并不是深入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恐惧,至少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然地相信他们有言论的权利,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40年代未有那么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与了政党活动,而且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言论。“一二•一”学潮是一个政治事件,卷入这个事件的学生和教授应该说都是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我们提到的这三位教授更是如此。

根据当年他们站在学生面前的情景,我们不难想到他们的性格,按说这种性格和气质应该是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气质,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里我们不妨问一句,他们那种气质哪里去了?如果我们把“一二•一”学潮作为一个象征,而将当时讲演的4位教授作为教授群体的代表,那么这个四比一的结果差不多也就是中国40年代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4个教授除了伍启元到了美国以外,剩下的3个全都没过了1957年这一关,而这3个教授同是留美的学者,同出于清华,在40年代末又同时最不满现状,敢于挺身而出反专制反极权;3位教授就个性、就当时言论的激烈程度而言,都不及闻一多,闻一多不幸惨死在特务的枪声中,引起当时国内舆论的共同谴责。历史已经过去差不多印年了,我在为闻一多的惨死感到愤怒的时候,想到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等活下来的教授,想到他们坎坷的人生,我心中涌起的是更为复杂的感情:活下来的闻一多,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呢?